“尹雪艳总也不老。”——白先勇的名篇《永远的尹雪艳》开头这样写。尹雪艳是昔日上海百乐门的交际花，解放后去了台湾，在自己的小公馆里造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让遗老遗少们乐不思蜀。她在哪儿，旧日的繁华便在哪儿就地复活。
白先勇也不老，七十五岁的他出现在广州方所书店讲座，穿一身白色西装西裤，绯红脸庞，大眼睛，两个笑盈盈的大酒窝，款款走上台，台下年轻人着魔一样欢呼鼓掌。他自有明星派头。
白先勇上次这样密集地奔波、出镜、做宣传是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这回是为了宣传他为父亲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陪伴他做宣传的出版社工作人员说，白先勇也像个将军，指挥着一场场宣传的调配，如指挥千军万马，敌人是舟车劳顿和言语的重复。
那几天适逢广州暴热，白先勇在几乎无休止的摄影和采访间隙说：“如果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书，绝不肯受这样的折磨。但是这回是为了父亲，那也算尽了孝道。”
为父亲著书立传，正名于天下，成了白先勇这些年除了宣传昆曲以外最主要的工作。几年前，他就写过长文《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讲述白崇禧将军与四平街之战。四平街之战，白崇禧击败林彪军队，蒋介石却反对乘胜追击，林彪军队因此有了喘息和壮大的机会，从而一举反击，成为国共胜负的转折点。
这场战役，是白崇禧晚年居住在台湾小岛还念念不忘、杜鹃啼血一样反复对儿女絮叨的一场战役。耿耿于怀，是认为始终没有被历史所正名，是因为委屈。在国民党官方历史的描述里，对蒋介石的指挥失误含混敷衍；在共产党官方历史的叙述里，林彪的溃败是战略性的撤退。
白先勇替父亲委屈：“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父亲在两边的历史里，全都消失了。”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曾经为白崇禧做过一百二十八次口述，最后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八天，可是很重要的国共内战还没有讲到，白崇禧将军就已经走了，所以白先勇决定做父亲的声音，讲完全部的故事。
1911年，武昌起义，广西人士群情激昂，组军北伐。白崇禧参加了一百二十人的学生敢死队，随军北伐。白崇禧的母亲知道他参加敢死队的消息，命令他两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门去守候拦截，没想到白崇禧暗暗把武器装备托付给同学，自己轻装从西门溜了出去，翻山越岭和大部队会合，那一年他才满十八岁。这一次走出桂林西门，就是永远地投入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滚滚洪流，命运随之被裹挟起落。
方所书店里，白先勇身后的巨大投影里，是白崇禧将军骑马驰骋的潇洒照片。父子二人的影像重叠，方显出他们五官很像，都是阔脸大眼。父亲要硬朗些，儿子长得要柔圆一些，不知怎么，颦笑间气质就差之千里。
讲座快要结束的时候，有观众起立发言：“白先生您说了这么多您父亲的丰功伟绩，我觉得都很好，他打仗确实很厉害。可我觉得‘战神’这个称呼夸张了，而且国民党最后还是败了，您有没有想过，战争中决定成败的，其实是民心相背呢？”
这位观众又拉拉杂杂了讲了一堆国民党党内腐败、民心尽失的观点，其他观众忍不住嘘声四起——太符合官方历史的政治正确了，说话间也太不礼貌了。
白先勇却仍然不恼，还是笑盈盈、软柔柔地一句一句反驳，赢得满场的掌声，因为他的风度。
这就是修史者的尴尬，永远会被人质疑动机。白先勇先生虽然反复强调：“我在写我父亲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为尊者讳。”可仍然逃不过质疑和冷语。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白先勇在上海座谈时表示：‘我父亲白崇禧和蒋中正是瑜亮情结。’我实在憋不住，不得不说，这话说得有点儿人来疯了。”
在方所书店的讲座里，白先勇谈到蒋介石时说：“我的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分分合合四十年，一本书也讲不完。”
有观众问：“蒋介石是不是忌妒？”
白先勇点头，说：“他的心胸，十分……”话没有说完，可是观众已经会意微笑。
电视连续剧《桂系演义》临近收尾之处，在国共内战中备受蒋介石排挤的白崇禧曾经愤懑怒吼：“没有我白崇禧，哪有他蒋中正？”
这句对白虽然是虚构，可足以见出两人的不和。平心而论，仅仅用蒋介石的忌才之心来解释两人之间的暗涌和防备有失公允，白崇禧和共产党打仗，又和蒋介石打仗。白崇禧率领的桂系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使双方元气大伤，北伐之后的中国失去了统一的机会而四分五裂，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历史从此改写。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陈存恭曾说：“大陆的沦陷蒋先生很气他（指白崇禧），叫你去指挥徐蚌会战你又不去，你又要逼我下台，你又挡不住共产党。”
1949年，国共双方胜负已定，蒋介石败逃台湾。据说当时白崇禧和李宗仁曾有过一次拥抱，白崇禧在李宗仁耳边嘱咐：“千万不要去台湾。”
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李宗仁去了美国，反而是白崇禧从海南岛飞台湾。此时他从广西带出一路浴血的军队，已经不剩一兵一卒了。
白先勇解释父亲为什么还是要去台湾时说：“他放不下民国，他对民国有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除了去台湾，他没有其他选择。”
到了台湾的白崇禧将军，只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却赔上了一生的政治生涯。白崇禧在台湾任职“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就是给何应钦等一些老将军以虚职，对他们敷衍交差。阎锡山之类的老人每逢开会，就推说生病，不去开会，只有白崇禧，每次按时正装出席，认真听会和记录。
白先勇说，白崇禧在台湾的将近二十年时光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顶多就是为大学建造游泳池、绿化之类的工程选址，可他还把这些琐事当成大事，跑前跑后地去操劳。他最大的爱好一个是下围棋，另外一个就是督促自己的儿女学习，以检查他们的成绩单为乐。
白先勇在整理父亲的照片时，看到一张照片让他泪如雨下。白崇禧在台湾南部的某个小学，站在木箱上向小学生训话，他当时严肃的神情，和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北伐的时候毫无二致。
“这大概是他维持尊严的一种方式。”白先勇说。
即使只有些闲职，白崇禧仍然一直被监视，外出永远有一辆吉普跟随。白崇禧写信质问蒋介石，陈述自己一直忠于党国，为何要被监控？
“副总统”陈诚向他解释：“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
白崇禧说：“你是副总统，有这个必要。我没有这个必要。”
可这辆吉普，却一直跟随，直至他去世。渐渐地，白崇禧一家竟也学会苦中作乐，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喜欢看戏，有一次全家去看戏，时逢大雨，那辆特务的吉普也跟在后面，车里三个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马佩璋看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他们！”就让白先勇去买了几张票，请他们一起看戏。白先勇买票递给他们，三个人开始是慌张不敢接，后来仍是接受，一同进戏院去看那出张正芬的《红娘》。
苦中作乐也仍然是苦，白崇禧把自己在台湾的园子起名叫做退思园。丢掉大陆匹夫有责，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的信，他听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就提笔给当年的桂系主力黄旭初写信，通篇都在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结尾写道：“弟待罪台湾，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
英雄迟暮比美人迟暮还要残忍。美人老了，渐渐地，也就认命了。可英雄，既难耐寂寞和冷清，同时又沉湎于往日的辉煌当中，对于未来，野心仍然不死，何其悲凉。
章诒和曾问白先勇：“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
白先勇说：“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
“国？”
“国！中华民国。”
而如今“国”只是想象中的国，“隔江犹唱后庭花”和“将军空老玉门关”都只是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罢了。
张大春1975年写过短篇名篇《将军碑》，讲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应该已经死了，有坟墓，有碑，却好像总是活在现在，能够随时看到死后自己的家人和儿子怎么看待他，又能看到过去自己戎马生涯的岁月。他既疯又神，像是神志不清，又像是真的能穿梭回过去，回到过去的沙场上，他恨自己无法扭转历史，回到未来的子女身边；又恨他们开始学习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是对自己最彻底、最无情的背叛。
张大春写得刻薄：“将军已经无视于时间的存在了，他通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阳台，向满院阴暗招摇的花木挥手微笑，以示搭理。到了黄昏时刻，他就举起望远镜朝太平山一代扫视良久，推断土共或日本鬼子宿营的据点。如果清晨没有起雾和落雨的话，他总是穿戴整齐，从淡泊园南门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后，他的老部下们为他塑建的大理石纪念碑。”
回看过往，白先勇看到的是繁花落地的苍凉，以及那片脆弱之极的美。而张大春，作为新一代台湾作家，看到的只是环绕在这个小岛上黏稠稠、湿漉漉、挥之不去的乡愁。
白先勇对父亲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他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和父亲十一年的相处。十四岁那年，他第一次到台湾。
他说：“台湾好丑，什么都破破的，旧旧的，又热，但是却那么有生命力，所有的草都长得那么高。”
我问：“相对于大陆，台湾这些年来的变化其实挺小的吧。”
“那是你们看来，在我看来，变了好多好多……”白先勇目光变得游离，不知道飘到了什么地方。
他的记忆是一部庞杂、浮游又不断变化的历史。他出生在广西桂林，逃难的时候去过北平、上海、南京，还在香港读过两年书，在台湾生活过十一年，人生剩下的时候都在美国。可他从来不认为桂林是他的家，也不认为台北是他的家，就连回到美国，也觉得没什么家的感觉了。
记忆在飘忽，仿佛自己有灵魂一样在游园，偶尔惊梦。
1987年，白先勇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看了昆剧团的《长生殿》，结束之后，邀请大家吃饭，上海饭馆全都客满，忽然有人提议去“越友餐厅”。那家餐厅在汾阳路150号，是他们从前在上海住的老房子。时隔三十九年，请客居然请到自己家里去，比戏还像戏。
还是80年代，他重游南京，南京大学宴请，选在了“美龄宫”——当年宋美龄的别墅。大家谈笑之间，白先勇越来越觉得周围环境似曾相识，想起来应是1946年12月，宋庆龄开圣诞派对，母亲带着兄弟姐妹参加，就是在这里。虽然同样是短袄长裙的打扮，但是宋美龄黑缎子绣着醉红海棠花的衣服就是比别人好看。派对的高潮是老人分礼物，每个人得了一个装着糖果的红袋子。
四十年后，白先勇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仍然是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宋美龄卧室的绿绒沙发甚至都保持着原样，真让人有彻底的时光错乱感。
在方所的讲座结束，主办方在广州一处水上的餐厅宴请白先勇。白先勇打量着四周的廊桥与水畔，说：“这个地方，我从前好像来过……”
他眯起眼睛，目光变得湿润而游离，不知道要看回到多少年前，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疲惫道：“算了，想不起了，不想了。”
白先勇大概是天生的小说家，他对时空有种天然的抽离感，大脑沟壑如时光隧道，空间在其间穿梭和变形，人世更迭，前世忘了今生，不辨荣辱盛衰。
他小时候曾经生过传染病，一病就是四年多，被隔绝在高楼上，唯一被允许的爱好，就是拿着望远镜往窗外看去。嘉陵江发大水，他拿着望远镜看到房屋人畜被江水吞没，竹筏上男男女女手忙脚乱，却没办法，只能干着急捶床，眼看着许多生命消逝。
人生就是无奈无常，无望无告，与无计可施——白先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体会到的。
白先勇成绩好，少年时抱着兴修三峡大坝的念头保送到成功大学水利系，读了一年，虽然分数第一，却始终觉得不适合自己，瞒着父母退学，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
在台大外文系，白先勇和陈若曦、欧阳子等同学组成了“南北社”，合办了杂志《现代文学》，白先勇任发行人，社址就在白公馆。白先勇铭记父亲所说的“做事要有始有终”，把杂志艰难维持了很久，为了筹钱，去放高利贷，还卖掉了坐落在大坪林一户属于他的房屋，自己出书也不领版税，全部拿来办杂志。
《现代文学》的创刊号介绍的是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卡夫卡，发刊词叫做《致我们的子孙们》。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气魄已经非常大。
十六岁的三毛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惑》，白先勇回忆第一次见她。她穿着苹果绿的连衣裙，剪着一个赫本头，在人群中显得惊慌失措，需要保护。他不知道的是，就住在路口转角处的三毛，已经看他进进出出热闹的白家很多回，而羞于打招呼。
在《现代文学》上发表《壁虎》的施叔青才十六岁，用笔已经凌厉非常。白先勇第一次见到李昂时，她推着一辆旧脚踏车，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倔强少女模样。谁知道她日后会写震撼老辣的《杀夫》。捏着一摞《鬼·北风·人》向白先勇投稿的王祯和脸上还全是羞涩，没想到这篇文章很受张爱玲喜欢，到台湾来还专门去拜访王祯和。
王祯和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勺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二十五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对那时候的白先勇来说，张爱玲并不是什么文坛上的神，只觉得她很瘦，脸上的神情淡淡的，像古画上走下来的人。
白先勇也在写作，大学毕业之前，已经写了《我们看菊花去》《月梦》和《玉卿嫂》等短篇小说。
大学毕业服兵役期间，他写了《寂寞的十七岁》。小说结尾，苦闷迷茫的男主人公在公园里被一个男人亲吻双手，“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白先勇曾经这样形容同性恋在少年时候的痛苦：“当青春期如狂风暴雨侵蚀你的身体和内心时，你和其他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样，你渴望着另一个人的爱恋和抚慰，而你发觉你爱慕的对象，竟如你同一性别，你一时惊慌失措，恐怕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平复的。你无法告诉你的父母，也无法告诉你的兄弟，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因为你从小就听过，从许多人的口中，对这份爱情的轻蔑与嘲笑……”
《寂寞的十七岁》是《孽子》的前奏，是疯狂前的迷惶和挣扎，是与道德鏖战前的与欲望的鏖战。白先勇随即写了《孽子》，讲一群台湾同性恋少年的故事，以二二八公园为自己的黑暗王国。
即使暂时逃避到挡风避雨的乌托邦——或是索多玛城，仍然会有接触现实的瞬间。《孽子》里写男主人公护送母亲的骨灰回家，站在阴暗潮湿的客厅，看见父亲的靠椅，“我突然感觉到窒息的压迫，而兴起一阵逃离的念头。我要避开父亲，因为我不敢正视他那张痛苦不堪灰白苍老的面容。”
“《孽子》中的父亲傅崇山有白崇禧先生的影子么？小说中的角色也曾经是国民党高官。”我问。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白先勇先生仰头笑道。
白先勇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坦诚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说在父亲生前，他们并没有谈过这个话题，但他相信父亲如果知道，也会接受，因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让孩子幸福。
白先勇遇到自己一生的爱人王国祥是在1954年，十七岁的白先勇和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这样开始结识，来往相交。
“异性恋要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基本的不同。”白先勇说。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合照里，漂亮人儿，青春阳光，笑容如出一辙。
十七岁其实并不寂寞吧。白先勇后来在纽约所写的小说《Tea For Two》中，写两个男孩在初三参加童子军夏令营时相爱，爬出帐篷连跑带跳到湖边，在草地上脱得精光——“整个湖都在翻腾”。小说中两人相守了四十年，最后一起赴死。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他按照回教仪式走了四十天的坟之后，第四十一天出国赴美，那天父亲也来送行。白崇禧将军戴着厚的毛线帽，面目哀伤悲葸，和日常会在街头巷尾遇到的老头别无二致，已经看不出曾经的叱咤风云。送别的时候，白先勇第一次见到父亲哭泣。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白先勇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在大学任教，后来迁入圣巴巴拉的“隐谷”，在隐蔽清幽之处一住就是二十年。而王国祥去美国攻读理论物理，两人在住所园中种上各种草木，憧憬着金色前景。
1989年，王国祥的“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在三年的时间里，白先勇到处打听治病的信息，去上海、去石家庄、去北京、去杭州，求助于中医、西医、偏方、气功，他说：“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1992年，白先勇尽所有力量，仍眼见挚友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直至死去。白先勇在《树犹如此》中写道：“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近几年的采访中，白先勇不断被问起这段感情，他只是温和笑道：“我的朋友已经死去了，我就不再在公开场合谈论他了，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
只有在小说中，他曾这样描述过失去伴侣的痛苦：“头一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我像一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脑中记忆库里的过去记录，突然崩裂掉，我与亲友完全断绝了音讯。”
王国祥死后，从未听说白先勇身边出现过新的伴侣，他的园子里三棵遮天蔽日的意大利柏树死了一棵，剩下两棵露出愣愣的缺口和空白。
“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如是解：你一生中只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就是永恒。你一生中如果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白先勇说。
白先勇在美国写作的生活是寂静和清闲的，他教书的时候，系主任知道他早上爬不起来，所有的课都安排在下午。车子开到学校，停好车，关了车门，进教室，总共十三分钟，算得准准的，轻松得很。
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报纸，然后用email回朋友的信，写作倒是从来不用电脑。他不但用手写稿，还一定要用孔雀牌的稿纸，而且一定要六百字一张的，笔则一定要用pilot牌黑色墨水笔，换了稿纸或是笔，就完全不会写了。担心断炊，他在家里储存了六十多支pilot牌黑色墨水笔，以及一大箱的孔雀牌稿纸。写作是在深夜，灌上一大杯浓茶之后开始写。
回国倒是热闹，也奔波。这两年都是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推广。
汤显祖当年刚写完《牡丹亭》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女读者疯狂爱着汤显祖，甚至要将自己奉献给他。据说一位扬州女子对此剧极为着迷，以至于白天黑夜地读它，并要求死后与它葬在一起；一个未能与爱人结婚的杭州女演员，极为强烈地认同杜丽娘，死于戏剧高潮时的舞台上。
这种狂热近乎魇，白先勇也像着了魔魇，一提到《牡丹亭》便从困乏中顿时苏醒，两眼放光，叙述着其中的片段，那些奇妙的唱腔和水袖，他最常说的话是：“美得不得了。”话毕还不断在听众中寻找着认同：“美不美？美不美？”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是《牡丹亭》中有名的句子。白先勇在爱人王国祥死后托情于《牡丹亭》，或许也是从这种生死情梦中找到慰藉。
《牡丹亭》的奇，不在于杜丽娘，反在于柳生。天下情痴女子如丽娘者不乏，而像柳生这样把丽娘置于心中叫之拜之，开棺负尸而不骇，吃尽痛棒而不悔的人，才是真正传奇的谱写者。
最让白先勇得意的，是他成功地把昆曲《牡丹亭》推向了国际，在欧洲和美国的巡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剧评标题是《性感女鬼回头仍是处女身》，美国剧评家斯蒂芬·韦恩说：“长达九个小时的《牡丹亭》竟然只觉一晃而逝。两百多套服饰，从金光灿烂，到密锦刺绣，本身就构成了叙事性的奇观。”
反观国内，有如痴如醉者，也有冷眼旁观者。京剧演员裴艳玲曾公开说过：“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左道旁门，入不得！演两三百场怎么了？能说明什么问题？什么也没有！你说他这个好，如果你家有人学戏，你愿意用他这个版本开蒙，还是愿意用梅兰芳的开蒙？道理很简单嘛。”
白先勇似乎并不怎么气馁，因为不被他宣扬的美所陶醉的大有人在。1989年，谢晋导演要把白先勇的《谪仙记》改编成为电影《最后的贵族》。白先勇找来蔡康永改剧本，白先生开始讲青梅竹马小伶人的故事，说到他们扮演《长生殿》的场面，站起来演给蔡康永看。
唱了两句，蔡康永没反应，白先勇停下来问：
“咦，你不喜欢《长生殿》呀？”
“不喜欢。”蔡康永老实回答，“唐明皇一个做皇帝的人，跟杨贵妃一起咿咿呀呀地翘着小指头跳扇子舞，不喜欢。”
“哎呀！”白先勇顿了一下脚，痛惜自己对牛弹琴，“那你喜欢昆曲《游园惊梦》吧？”
“也不喜欢。”蔡康永还是老实回答，“主角演睡觉，观众也睡觉。”
“哎呀呀！”白先勇连顿两下脚，“那你总喜欢《红楼梦》吧？”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不喜欢。他们老在吃饭。”蔡康永答道。
“哎呀！哎呀！哎呀！”白先勇把脚重重顿了三记，“怎么可以不喜欢《红楼梦》……”捣着额头，喃喃自语。
这就是白先生，他不怒，只略有恼，让人觉得他像是贾宝玉，自己在他面前浊臭逼人。
白先勇自称由于家庭和父亲和教育，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他说：“我爱中国，爱的是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我们的国家政治上不能统一，文化上确实暂时可以统一的……”对昆曲的推广，是一次美的实验，大概也是一次文化统一的实验。此时的白先勇，坚定而又有些咄咄逼人，又不像贾宝玉了，更像一个将军。
2012年7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某杂志采访白先勇所作。
我跟随了白先勇两天，那时他正宣传为父亲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白先勇先生敬业、和善、健谈。但那于我，却是一次很失败的采访。
采访之前，我读了白先生的全部作品和大部分的采访，两天的采访，我却发现自己得到的信息，并未超越我已知的内容。
是我太年轻了，白先生经历过的那些浮华而动荡的岁月，对我来说是水中月、镜中花，我爱慕欣羡，伸手一碰，它就碎了。
白先生不老，可也老了。他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写过小说了，他一年之中只有三个月待在台湾或大陆，接受各种采访：回忆父亲、回忆有一面之缘的宋氏三姐妹、沈从文、张爱玲，对昆曲的热爱。
——永远不必担心没有听众，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会对那段传说般的过去沉醉痴迷，年代越久，那段历史就显得越神秘而吸引人。
白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过极其静谧而千篇一律的生活。时间停止了流动，生活停止了更新，他一遍遍描红自己这些回忆，钩边，上色，让它们重新变得鲜艳而吸引人。
生命的运转，会在记忆里稍微打个盹，但随时会醒来。
我听说过一件事，齐邦媛先生为自己预签拒绝心肺复苏声明，放在写作的书桌上。白先勇见了，说：“啊，这我也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