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空前绝后，全在于速度——所有旧的东西被快速摧毁，被新东西飞沙走石地席卷覆盖。
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最丢脸的事莫过于“不肖”，即不像自己的祖先。到了晚清末年，天朝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让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羞耻和自我怀疑。他们怀疑自己那迂缓庄严的祖宗是错的，是低劣的，是自己受辱的原因。达尔文“进化论”理论的引入，更加速了恐慌——不毁灭旧的，就会被淘汰而灭亡。
到了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被重新思考，个体的生活方式被神经质地更新换代，各种先进与激进齐齐冲出水面，无所畏惧。李敖曾经列举过民国的三大“文妖”：黎锦晖，他1927年写了现代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歌词里因为有“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而被视为黄色歌曲；刘海粟，他第一个提出在教室里公开进行人体写生；张竞生，他登报向大众征集性经验，编《性史》。
除了这些姿势前倾得过头，以至于成为靶子的标志性人物，民国还有许多如今也算得前卫的气象。比如女权主义，以唐群英、沈佩贞为首的新女性为了女性参政议政，冲进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会场，砸烂玻璃门窗，在受挫后还暴打宋教仁；比如艺术风格，1935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大力倡导“超现实主义”和“野兽主义”，画作多似莫奈和毕加索。
民国的速度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留洋的年轻人们看到西方的发展，深感与本国的时间差，于是急速地想弥补这个落差。虽然是前卫，却是“浮游的前卫”，还没来得及扎实地真正发展，就被40年代末天地玄黄的变局，消灭得几乎荡然无存。自此之后，中国人一个转身，回到某个起跑线重新前行，清零了民国飞速奔跑累积的那些里程数。
张竞生，1888年生于广东省饶平县，20世纪60年代失踪于中国文学史。很多很多年之后，当我们的思维终于铆足了一口气，勇闯一些禁区时才发现：原来几十年前，张先生就来过这儿。然而，张竞生当年行至此处时，多半是被斥为疯子、神经以及色情狂。
第一个骂他“神经病”的是他的父亲。张竞生在中学结业后，渴望北上升学，父亲却让他回乡当乡绅，张竞生心生愤懑，就走了四十多里的山路，到县衙门告了父亲“夺子之志”，打了个惊世骇俗的官司，父亲才拨款让他北上。
张竞生在北京追随孙中山革命，参与营救汪精卫，又担任了南北议和团秘书，直到民国建立且袁世凯被推举为大总统，决心与孙中山同进退的他才退出政坛，到法国留学。
他把自己的所有青春都攒到法国发作。他后来在《十年情场》等自传详细描述过这段时光，他留学八年，他大开眼界，他猎艳无数，他直白坦荡，他回味无穷。那是与心平气和的古中国完全不同的境况——情感满天飞，满地融溢磅礴的感受。留学的几年让张竞生的重心和视野，从早年的“政治”，渐渐偏重到对“美”和“性”的研究。
1920年，他学成回国，看到中国漫无节制地多生子女，就给当时的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上了一份条陈，主张节育，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违反的就要处罚，他甚至连节育方法和节育器具都写得很清楚。陈炯明认为“此人大概有神经病”。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提过“节育”。而在三十七年之后，历史又选择了另一位先知马寅初，再次提出“只生两个”的新人口论。
蔡元培把张竞生聘到北大，和胡适并称哲学系两大最年轻的教授。他教的是逻辑学，在北大的讲义出了两本书，《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前者还尚且有模有样，用了许多科学分析和艺术思想，去解释美的构成和极端体验。后者则更像张竞生个人狂野的伊甸园乌托邦：比如每年一次或几次，从国都到村的各级行政单位都进行“选后选妃”；比如成立“美的政府”和“爱美院”，代替国家机器和法院，惩罚所有违背爱与美精神的人事；再比如用情人制代替婚姻制。
他的这些构想引起的也不尽是冷嘲热讽，社会带着犹豫的惊疑打量着这个留法学者，并不知深浅，也并没有贸然打压，一向大力引进西方学说的周作人甚至表示佩服，说：“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而真正使张竞生身败名裂的，则是他把“美”引申至“性”，火力全开，轰开那隐蔽的语境。他要编纂《性史》。1925年秋天，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征集性史的启事，题目叫《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办法》：
“……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无或和谁？你一向的性量大小，兴趣厚薄，次数多少。你喜欢那一样的交媾法？从春宫图看来，或由自己创造，请详细写出来。与你交媾的对手人性欲状况、性好、性量、性趣等请代为详细写出来。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
来稿非常踊跃，短短的时间就有三百多封，张竞生从中选取了七篇，附上按语，结集出版。其中第一篇《我的性经历》的作者“一舸女士”，后来成了张竞生的妻子。她诚实地描述了自己的性启蒙、初次性经历和婚后的性生活。其他投稿也生猛劲爆，大大咧咧地涉及少女同性爱和婚外恋。张竞生自称个人性史平庸无奇，却在点评里给出了非常多具体、大胆而且富有想象力的办法，来增加男女情趣。即使见怪不怪的现代人看了，恐怕也难免血脉贲张。
此书出版四个月后，首先在南开中学遭到查禁，被老师从学生的枕头底下抄出来，当众烧毁；接下来天津警察局也张榜查禁，然后各个学校纷纷贴出禁令，结果反而促进了销量，这本书迅速流传。甚至连萧乾在回忆自己的初中时代，也说自己白天干农活儿，晚上如饥似渴地看书，其中就包括《性史》。
这本书销量如此好，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仿冒的续集，打着“张竞生”的名号编些淫秽的故事装订出书。这时，社会对张竞生再没有聆听，没有宽容，甚至谈不上热烈的讨论。对他的鞭挞是全方位的，不仅来源于道学家、学者，曾因为公开讨论“性道德”而遭批评的周建人，毫不留情地批评张竞生对“性”的科学一无所知，翻译过《性心理学》的潘光旦冷嘲热讽，而之前力挺张竞生的周作人，也表示失望，说：“先前的张竞生，还从法国带得一道隐身符来，我们所见的不是他本人，他之前关于美的思想恐怕是东凑西和的法国舶来货呢……他现在只使人感到不堪的丑恶：真是丑的话，丑的行为。”
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他在上海开办了一个“美的书店”，只收美女店员，只卖自己编写和翻译的书，又遭到了无数讽刺。他去讲学时，被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以“性宣传罪”的罪名拘禁，又被驱逐出境，他只好再次赴法游学。
1928年之后，张竞生几乎退出了所有风口浪尖的话题，翻译出版了几本卢梭，为赚钱写了三本卡萨诺瓦式的情史回忆录，“文革”之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他的传说。
张竞生重新被关注，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始终没有重量级的斩钉截铁的评价。李敖曾说要写《张竞生传》，也不了了之。能找到的对他的评价，大多是断章取义的片段。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鲁迅的话：“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这被当做张竞生观念超前的证据，可仔细查证，发现这句话出现在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里，缘由是鲁迅班里有五六个女学生，许广平撒娇打趣地劝他欣赏：“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而鲁迅回应私有之念消除“大约是在二十五世纪”，用意不在说张竞生，而是向许广平表衷心，承诺自己一定目不斜视。
迟来的，奠定一生的重要判词，不过来源于一段书信轻飘的调情，说者并无心，这对张竞生来说简直和从文学史上的“被消失”一样悲哀。
无论如何，张竞生终于被重新提及，以先知的名义。我们在回看历史时，为了方便总会简单地归类“好人”与“坏人”，“伟岸”与“龌龊”。为故人的正名，也像翻画片一样无常轻率。而在我心目中，张竞生真正超前、前卫、领先于我们好多年的地方，并不是他对人口的预见，对性的开明，而是他对人性提前了多年的和解与圆融。在张竞生尚未被妖魔化之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话：“怪恶在艺术上只可视为伟大的别名，或则为其阴影，是助成而不是忤逆，是统属而不是独立。”这话即使放在几十年后，也是他最有力的辩词。
有不负责任的陈年八卦，说是20世纪20年代，宋庆龄和孙中山从广州到北平，fashion icon宋庆龄担心自己一直以来的上衣配裙装太落伍，在借住外交官顾维钧家的日子里，她偷看了当时顾太太的衣橱，因为那一定是最新的流行。后来北平的时光里，她一直穿着旗袍，有人说她的时装灵感就是借鉴了顾维钧的太太。
顾维钧当时的太太是第三任，叫做黄蕙兰。宋庆龄从她身上偷窥潮流趋势并不奇怪，黄蕙兰是豪门名媛，是社交名流，是时尚东方美的代表，是某年Vogue杂志评出的“最佳着装”中国女性。
黄蕙兰的父亲是爪哇糖王黄仲涵，他有十八个得到承认的姨太太，有四十二个孩子，黄蕙兰是他最受宠的女儿。
她的自传里说自己在不到三岁的时候，妈妈就将一条带有一颗八十克拉钻石的金项链围在颈上，钻石和婴儿拳头一样大。当她戴着，那大宝石就不断敲打着她的胸口，而且在胸脯上留下一条难看的伤痕。这时她妈妈才意识到这钻石大了些，要保姆收起来，等她大些再戴。黄蕙兰说：“不过，当我长大时，我就不常戴它了，因为手头总是有新的，琢磨得更好，更吸引人。”
黄蕙兰少女期在欧洲度过，结识了各种皇室和名流，却没有找到“正确的”丈夫，直到在巴黎结识了三十二岁雄心勃勃的顾维钧。他们的结合是冷静理性计算得出的合理搭配，旁人从此要称她为“高贵的夫人”，他则可以用她的钱开展自己的事业。当时的政府为顾维钧和黄蕙兰在北京借了房子，那是吴三桂为陈圆圆建的，位于城内，十英亩两百间房屋，黄蕙兰因为不习惯住借的房子，就让她的父亲出钱买了下来。房子里一共有四十个佣人，足够黄蕙兰频繁的派对和宴客。
黄蕙兰的另一个乐趣，就是创造出新的时装样式，以看城中妇女争相模仿为乐。民国妇女对“过时”这件事，比现在妇女的恐惧更甚。她们对最新潮流患得患失，亦步亦趋。这也许表明了时势板滞，无可作为，人们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衣服的日新月异上。
黄蕙兰的时尚生涯中，最可夸耀的成就在于她对服装材质的敏感。当时雅致的中国妇女看不上中国绸缎而爱好法国衣料，而黄蕙兰就开始选用老式绣花和绸缎，做成绣花单衫和金丝软缎长裤，这是外国电影里神秘精巧的“中国风”，黄蕙兰说自己出尽了风头。
香港有些人把老式古董绣花裙子遮在钢琴上做装饰，这种绣花幔子只是为了挡灰，非常便宜。黄蕙兰买了不少这样老式的裙子，常在晚上穿着，后来在巴黎引起了轰动，把这种裙子的价格哄抬了几百倍。
黄蕙兰自视为时尚带领者，却毫不掩饰对她追随者的鄙夷，说她们只是盲目的冒牌货。她嘲笑着讲了这样的事，“有一年冬天我因为皮肤病不能穿袜子而光脚去了上海，我没有告诉别人为什么，然而令我感到可笑的是上海的妇女接二连三在大冷的冬天也把袜子脱掉了，后来我的皮肤病好了，重新穿上袜子，她们一定很奇怪吧。”
她一生的优越感似乎从未改变过，在外人眼里，并不觉得这种对财富的炫耀是天真的，反而觉得她整个人的粗鄙。张学良口述的历史里，黄蕙兰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张学良说她无所事事，婚后偷人，打牌偷牌，谎报自己的年纪，脾气坏。有次为顾维钧的外遇吃醋，就在他打麻将的时候，拿着茶水从他头上哗啦啦地浇下去，结果浇完了，顾维钧还是淡定不动地打牌。
他们在结婚三十六年后离婚，顾维钧娶了前民国政府驻菲律宾的总领事杨光泩的遗孀严幼韵，直至终年对自己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赞不绝口。
而在黄蕙兰的自传里，她既没有表示对少帅的不满，甚至也没有对丈夫的怨言，她更兴致勃勃想要叙述的，是自己早年的奢华和风头，她的生活方式，她的品味和胆量被所有时髦或不时髦妇女颤颤巍巍地仰视。国内外的名流对她惊奇溢美，法国玛丽王后、摩纳哥王妃、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妻子……
到了晚年，她隐居纽约，眼前神话般的世界消失了，国内外的房子被一一接管。“职业夫人”发现自己身无长处，父亲死后就只能靠着银行利息生活，她直到成为老太太才学会到邮局买邮票，生活对她来说是一次次探险。
失落感最终还是会擒住她。有一次黄蕙兰返回寓所时，一个女人认出了她，说：“我记得您当年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人，衣服时常变换。”她猜测自己听了这话脸色一定变得很可怕，因为那女人赶紧补了一句：“当然，您现在还是那么迷人，不过……”
没说出的话何必要残忍地讲明白，黄蕙兰的自传就叫做《没有不散的筵席》。她有一段冷漠而伤感的自言自语，说：“我的孩子见过一些我以前的生活，但我觉得他们对过去有些厌烦。我的孙儿女对过去更是一无所知。因此，在记得我的世界的人都去世之前，在那个世界完全消失以前，我尽可能准确地把我的生平写下来。”黄蕙兰死于1993年，筵席散得早，她所在的那个世界完全消失了。
2010年8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新周刊》的专题《民国范儿》所作。
“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简直可以肯定，他们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法，并批评今不如昔。”
这是以赛亚·柏林文章《现实感》的开头，也精准地描述了如今的我们对于民国的感受。
民国真的那么好？恐怕也不尽然。
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把这个道理翻译成一个简单的寓言：来自现代社会的男主角，偶尔穿越回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所生活的“流动的盛宴”的年代，觉得万分美好；那个时代的人却抱怨着所处时代的粗鄙，说几十年前的巴黎才叫好；于是又往前穿越，那时的人又说文艺复兴才是灿烂的“从前”……
黄金年代永远在身后。无人能够改变的是，时代的火车往前开——拉着那些愿意的，拖着那些不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