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ra写意
十七八岁是做梦的年龄。我想说三个有关做梦的故事。
从初中部升入高中部，其实不过是将教室往上挪了两层，我们却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沧桑了。课间十分钟的时候，我们在穿堂风的包裹中居高临下地望着操场上的初中生们，那些我们昨天还在沉溺的游戏显得那么幼稚。
我们突然之间成了有经历的人，说话时总爱以一个幽幽的“过去”开头，但其实谁都清楚，重重地压在我们心头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未来第一次这样实实在在地悬在头顶。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挥霍尽了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所有耐心，而现在，用老师的话来说：“到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时候了。”
自己到底是骡子，还是马？谁心里也没个准。反正再也没底气说出“我长大了要当造火箭的科学家”这样的话来。如果你现在问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们想必会齐声背诵：
“短期我要在期中考试里考出好成绩。”
“中期我要在期末考试里考出好成绩。”
“长期我要在高考考场里考出好成绩。”
我们都是有良心的孩子。再说除了心理素质极强的个别人，谁也受不了爸妈从家长会归来后苦大仇深的表情。学校让家长们按照孩子的考试名次排座位，这一招太狠了。他们知道我不可能让我那好强了一辈子的妈坐在前三排之后的位子上。
我曾经在骑着自行车的时候睡着过，只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醒来后我的车前进了五米，一个中年妇女翻着白眼从我的车头蜿蜒而过。
然而就是这么短短的一瞬，我做梦了。是个美梦，美得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那身心俱疲的高中时代。
我得尽快将这个梦忘了。于是我将自行车停到路旁，从书包里拿出一支“智慧小聪聪”几口服下。这玩意儿大约类似于补丁程序，能及时消除我思想中冒出的Bug。
“智慧小聪聪”的怪味让我眼前出现了一点儿模糊。
终于近视了，我欣慰地想。
在梦里，我回到了五岁那年的一场感冒。
为了让我安静地接受打针，我妈奖给我一套《安徒生童话画册》。我看见年幼的自己坐在高高的注射椅上，背后是戴着白口罩的护士阿姨和探进窗棂的桃花枝。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那个护士阿姨的手指是凉的，和凉的酒精棉球一起轻轻移动。她温柔地问：“这样是不是就不疼了？”
我“嗯嗯”敷衍，其实心思早就不在这里。
我手里有一本书，名字叫作《海的女儿》。
五岁的孩子不会懂得什么是爱情，但这本描绘着车矢菊、蓝海水和玫瑰色天空的画册，将我的心带往了一个从未去过的所在。那个所在很难形容，甚至不能将之简单命名为“爱情”，而是一些比爱情更永恒、更优雅和更有尊严的东西。
它带给我的，大抵是一种审美。这种审美一直贯彻在我成年后的爱情观里，它让我在纠缠与放手之间，永远选择后者。
我还梦见了葛伯伯。
葛伯伯是我妈厂里的办事员。那时厂办图书馆征订的所有杂志都会在每月的前几天到达他手里。在他将它们放置到图书馆里之前，他总是偷偷给我留两天时间读完它们。
每个月的那两天是我的节日。每本杂志都被小心地装进挂历纸做的封皮里，只能在双手干爽的状态下将它们平铺在书桌上进行阅读，以保证塑新。然而，这些规矩丝毫无碍我享受文字的快乐。
有没有一种理想可以与文字有关呢？
如果有人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可不可以这样回答呢：
“我想坐在一间既不太热也不太冷的房间里读书、写作，及思考。”
起码在十七岁的我看来，这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我甚至羞于将这个梦对父母提及，因为他们从小告诉我的道理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高二文理科分班的时候，我毫无挣扎地选择了理科。
我将那个有关文字的梦装进盒子里，埋进树下，然后练习每天对它视而不见，去专心思考诸如小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落地的问题。
假如你是女孩，就一定明白闺密对少女来说有多重要。
陌陌和安娜是我少女时代的闺密，是她们给了我故作镇定地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
对安娜来说，选择理科班是件顺理成章的事。那些对我和陌陌来说如同天书的数学习题，到了安娜手里却如同庖丁解牛。她用苍白的手指飞快地落笔辅助线的样子，真是迷人。
十六岁，安娜的个头终于停止了疯长，纤细的手脚停留在一米七的高度。其实安娜不喜欢数学，她喜欢奔跑。我第一次看见安娜，是在一个放学后的黄昏，操场上散落着嬉戏各种球类的人群，她却不在任何一群中。
她在奔跑。穿着一套普普通通的深蓝色校服，额发被汗水黏在脸颊上，那脸颊像一朵发光的玫瑰，照亮了整个操场。
安娜说，跑步的时候她可以忘了自己，忘了世界，甚至忘了终点，只有耳旁的风和心跳声。
那感觉很安全。安娜说。
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我说。
和我画画的时候感觉一样。陌陌说。
陌陌画的第一幅写生是我的侧脸。我的正脸并不好看，脑门太大、嘴唇太阔，却有一个轮廓清晰、不画就对不起自己的侧脸。这是陌陌的原话。
她让我坐在冬日的阳光中，紧张地支好画架，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谨慎地描绘。在此之前，她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绘画，只是不时地去艺术院校蹭课，以及用有限的零用钱私下报名兴趣班。
陌陌有些忐忑地将完成的写生递给我。我不懂画，油彩的质感令画布上的女孩显得陌生。但我认识那女孩的姿态，带着一种与梦隔断的认命感。
画得真好。我说，你真应该去画画。
陌陌哭了。
十七岁正是做梦的年纪，大约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交点。而我、陌陌和安娜显然都不是。
文学不能当饭吃。
跑步不能当饭吃。
画画不能当饭吃。
我们深深明白这些道理，就像我们明白小球不能早一秒落地，也不能晚一秒落地，否则就会影响我们的模拟考成绩，影响我们从快车班进入火箭班，影响我们妈妈在家长会中的座位位置。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比我们喜欢什么和想要什么更加重要。哪怕你想啊想，想得心都要发疼；哪怕你想起来就会忘乎所以地微笑；哪怕你想起如果能够那样度过一生，才是让你在母亲的子宫里兴奋搏动的初衷。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这样尘埃落定的时候，陌陌做出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举动。她留下了一封信，失踪了。
她的父母在邻市的培训班里找到了她，这是专为艺考生设立的培训班。不知道陌陌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广告，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下的决心。她甚至连我和安娜都没有告诉。
找到陌陌的那个黄昏，安娜在操场上跑完了三千米，我坐在旁边的草地上看完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我们都错过了自习课，像是在为什么而赌气，又像是在为什么而高兴。
安娜跑完了，用手绢擦掉脸上的汗水，对我说：“走吧，回去上自习课。”
我默默地合上书，跟在安娜后面。
不是每个人，都有陌陌的勇气。
多年后，我在都市里工作，忙碌，加薪，过着让父母放心的生活。然后，有一天，我坐在装修一新，却只用来写工作报告的书房里，突然间那些十七岁的梦想全部跃至眼前。它们是如此的栩栩如生，仿佛这中间的数年光阴从不存在。
它们将我带回十七岁时的快乐。那是坐在树影中，微风拂动头发的由衷快乐，而不是坐在马尔代夫的沙滩上，花掉积攒了一年的假期和预算的快乐。
于是我明白了，梦想从来不是被用来遗忘，它只会暂时退回不起眼的角落里。
当我在深夜里又拿起久违的笔，写下那一个个变得陌生的文字，我想起陌陌的画展又要开幕了，命运不负众望，垂青于敢于梦想，以及敢于为梦想孤注一掷的她。
我又想起安娜。留学归来的她放弃了高薪工作，去瑜伽馆当了一名教练。收入不高，但可以天天流汗。
梦，你做与不做，它就在那里，不离不弃。等待着最终臣服于你，或者你臣服于它。
他们都不知道，解决长大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其实是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