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文章发表、出书之后很少再翻看，总觉得横竖已经付梓，木板刻字，无可挽回，好好坏坏都成定局了，悔也太迟，不看为妙。倒是朋友读友事后常常重提内容，有的我忘了，有的我记得，真像朦胧旧梦，惹人惊心，惹人欢喜，惹人尴尬。我引过Clarence Darrow的话：“我们生命的前一半让父母给毁了，后一半毁在孩子手里”。金东方女士来信问起Clarence Darrow是谁，我才想到当时顺手引用，未及说明。其实他是美国了不起的律师、作家，一八五七年生，一九三八年死，早岁当过小镇老师，放宽校规，废除体罚，加长午饭及下课时间，学生都怀念他。他在自传The history of My Life里说，每次重回故园，偶见一二旧生，想到自己当年虽然未必晓之以人情世故，却时时尽心让他们快快乐乐（“No matter when I go back to my old home I am sure to meet some of the thinning group whom I tried to make happy even if I could not make them wise.”）他后来当了律师，写作不辍，文章都有见地。我七十年代在伦敦南部一爿破旧书店里翻到他的小说Farmington，六十几个便士买回家，冬夜乱读，竟生暖意。
有一位老朋友当年在北京书香世家长大，经历变迁，满心沧桑，读了我的《没有故事的字》，想起溥家一位前辈，说是小时候常去看他写字画画，有一次，有人进来告诉他说溥傑在卖字，前辈把来人打发走了，一边在砚池里顺一顺笔，一边悄悄说：“你长大了，不要看他的字。”一九八三到八六年间，溥傑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对面的日坛公园卖字，很多外国人去买，碰到投缘的，他也会送人字，下款都写“爱新觉罗”。我向来不喜欢溥傑的字，忸忸怩怩的说不出心中有多委屈。朋友说她很能明白我的感受。溥家别的族人不同，字画都坦荡荡，还散发点清贵气。
我在伦敦期间一度潜心研读老舍的作品，起初是对北京话好奇，想知道京片子文学的深浅，后来看到不少他在英伦的生活资料，觉得值得了解这位留洋的旧派知识分子，何况是文革整死了他。韩秀读了我的《老舍买画送给吴祖光》，告诉我老舍和她外婆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有了赵清阁。她外婆疼赵清阁，赵清阁为老舍一生不嫁。六零年飢荒开始，当局命令当时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赵清阁和一批编剧写歌颂大跃进的电影剧本，她不写，他们於是停了她的薪水，几乎饿死。外婆把老舍叫来训了一顿，提到老舍在美国期间答应离了婚娶赵清阁，终於办不到，害她现在那么惨。老舍出来带着韩秀到一家小银行取了一笔钱汇到上海去。那都是陈年旧事了，韩秀当时年纪小，她外婆把老舍叫来理论的时候，她吓得赶紧跑到屋外廊下踢毽子，耳朵可不放过屋里外婆跟老舍压低声音说的每一句话。那是文学作品里常见的情景：小孩眼中的大人故事。Clarence Darrow让那一群小学生免受体罚、从容吃饭、快快乐乐，那是对的。孩子有权过一个快乐的童年。韩秀说，老舍平日出门身上都没带多少钱，跟韩秀一起搜口袋里的零钱合起来才够买一碟炒肝儿两人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