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萌发了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念头时，就有朋友劝诫我说：“你进入明史研究可得当心，那可能让你交上霉运，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朋友的话有几分道理，长期以来，明史研究中的禁区甚多。究其因，乃是因为明朝的社会形态，与今天的相似之处甚多。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许多阐微搜剔的工作，便不能畅快地进行。但我觉得朋友的担心是多余的，社会毕竟在前进，许多禁锢正在慢慢地融化。
可以说，四十岁前，我对明朝的历史茫然无知。民间传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以及永乐皇帝诛杀方孝孺等等故事，都是在我少年时代接受的明史熏陶，它使我对朱明王朝的印象极为恶劣。我进行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写作，开始静下心来，做了五年明史研究。首先是研究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的断代史，且由政治而旁及其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思维的触角开始向上下延伸。说老实话，大量的阅读并没有让我产生快感，相反，许多疑惑像梦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审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追溯那些已经逝去的王朝，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规律大致相同。王朝创建者的智慧与能力，对社稷的领悟，对苍生的关注，决定了他们创立制度的动机以及管理国家的能力。孟子说“吾养吾浩然之气”，养气不但对于个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也至关重要。
汉语是象形文字，研究每一个字的组成，就会惊叹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多么的睿智！例如“病”字，丙加一个“疒”傍组成了病字。丙是天干十字中的第三字，按五行来讲，丙属阳火，丁属阴火。阳火一旺，人就会生病，《易经》乾卦中第五，辞曰“亢龙有悔”，这个亢龙，就是阳火旺盛的飞龙，它虽然翱翔九天，引得万人瞩目，但它已经是一条有病的龙了。以此类比于国家，即是盛极而衰的开始。
一个人要想终生不得病，第一养生要义就是去除体内的火气。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要想平稳发展，第一要素也是要避免“走火入魔”。这祛火的过程，就是“养气”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气储于肾囊，一个国家的精气则蓄于精英。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证明：精英是社会发展的引擎。读者或许要问：“你这么说，把苍生百姓置于何处？殊不知，得民心者得天下。”话是这样说，但民心的落实，还得靠精英做他们的代言人。皇帝——精英——百姓，这三者若能有机地统一，则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这虽然是现代政治的理想，但此一观点的提出，却是中国古代的哲人。是贤人在朝还是贤人在野，是古人判别政治是否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准。贤人，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英。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养出自己的“浩然之气”来，首先就是要培植和善待精英阶层。
毋庸讳言，当今之世精英的含义已经恶俗化。一些富商、名人、政府工作者被视为社会精英，而广泛受到追捧。但老百姓（也就是弱势群体）并不买他们的账。因为他们身上并不具备精英人物的三个前提：道德自律、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我之所以将精英比之于贤人，是因为古代的贤人，其地位仅次于圣人。比之达人、才人有着更高的影响力。圣人是指出人类生活方向的人，贤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圣人书写人类的历史，贤人书写社会的历史。所以说，贤人在朝就政治清明。
观诸明朝，我不能不感到沮丧。因为历史的机缘，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依靠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创建了大明王朝，由于朱元璋狭隘的农民眼光，他几乎从一开头就排斥精英。尽管从他留存下来的各类谈话与谕旨中，我们看到一个“思贤若渴”的圣君形象。但实际情况是，他眼中的精英，实际上是能够替他管理国家的各类专才。在明代的制度创立中，他过分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这个在田野与寺庙中度过童年与少年、在战场上度过青年与壮年的皇帝，几乎不具备宽广的历史视野。苦难与杀伐的经历，使他的性格粗鄙化而缺乏作为统治者必备的儒雅。这样一来，他始终对读书人怀有猜忌与仇恨。终明一代，只有两个读书人获得封爵，一个是刘基，被封为诚意伯；一个是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这两个人，是典型的贤人、精类，但他们的受封，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而是因为他们的军功。
比之朱家后代皇帝的昏庸，朱元璋的确称得上是一个英明君主。他的“亲民”思想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民，并不是国土上所有的臣民，而主要指的是农民。他订立的国家制度，其出发点就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对士族，他多有压制；对商人，他是侮辱大于鼓励。
今天，我们可以说朱元璋管理国家是“意气用事”，但在当时，所有为他服务的官员莫不将他的圣旨奉为圭臬。朱元璋按自己对精英的理解来选拔官员，其结果是，官员的选拔制度成了逆淘汰，即奴才都走进了庙堂，而人才则终老于江湖。精英若想进入朝廷为官，首先得培植自己的奴性。
尽管从一开始，明朝就发生了制度缺陷这样的悲剧，此后又爆发一次又一次社会危机，可是，它为什么还会将政权维系长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呢？
在所有的不明白中，这是最使我不能明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