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
通过前面几讲的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张居正作为万历新政的总导演、总策划，甚至是总设计师，在经过几年的布局和谋划之后，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果。
到了万历五年的时候，政治上，张居正创立的考成法已深入推行，官僚制度改革已基本完成，官场上已经呈现出一派勤政、敬业、爱民的良好风气。
经济上，一条鞭法的试点工作已经在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经济特区”取得了试点性的成功，张居正就等着找一个合适地机会向全国推开了；而作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基础，清丈田亩的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更不用说张居正利用考成法收缴了大量大地主阶级所欠的赋税，良好的财政状况也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坚实的物质基础。
军事上，张居正“东制西怀”的策略可谓是大获成功，蒙古各部落中最凶悍也是最强大的几支都被搞定。俺答被招安做了朝廷的顺义王，而土蛮和泰宁等部落则被戚继光、李成梁打得抱头鼠窜，欲罢不能。北部边患已不足为患，西南少数民族的暴动也逐步平定，真可谓是“四海一清平天下，万历新政逐东风”啊！
张居正回头看看这几年的成就，也难免要春风得意。
他曾经在一首《九塞称臣》的诗里颇有些自得地说：“北地胡儿能汉语，西陲宛马尽龙形……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张太岳集卷四》）
这诗是说，经过多年的布局与努力，国家终于不再像嘉靖年间那样危机四伏了，现在是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连胡儿说的大都是汉语，连大宛的汗血宝马长得都有点龙的形状了。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汉语在当时已经成了各少数民族的第一外语，而因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连汗血宝马的长相甚至都有点受华夏民族龙图腾的形状的影响了。
这当然是夸张，那意思就是说我大明的影响力已经威震四方了。
关键是这句“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
“干羽两阶”是《尚书》中的一个典故。《尚书·大禹谟》里有一句叫“舞干羽于两阶”，“干”就是盾牌，“羽”就是雉尾，也就雉鸡翎，我们看到京剧里武生背后总插着这东西，那是武将的一种身份的象征。传说治水的那位英雄大禹为了收服天下，就让手下拿着盾牌、插着雉鸡翎在各少数民族面前舞蹈。各少数民族被威慑、也被感化了，就都臣服了大禹。
另外，“文德洽”的“洽”字意义非常丰富。它有沟通传播的意思，所以有个词叫“商洽”；它有广泛、广博的意思，所以有个成语叫“博识洽闻”；它有滋润的意思，所以中医上有个词叫“内洽五脏”；它还有和谐完美的意思，所以有个词叫“融洽”。
所以“干羽两阶文德洽”，就是说我大明朝的文治武功有如春风化雨，滋润万物，现在天下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得到，所以这种功业足可以上天入地、笑傲古今了，所以才会有“九重端拱万方宁”盛世景象。
那么，这种震古烁今的功业是谁建下的呢？
张居正没说。其实也不需要说。因为舍我张居正又能其谁呢？
说老实话，张居正在这诗里稍稍表现出了一丝自得和骄傲，我觉得一点也不过份。因为谁都有梦想，但光有梦想那是件快乐轻松的事儿，可要把梦想变成现实那就是一件艰难甚至是残酷的事儿了。张居正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实现了自己万历新政这一梦想的蓝图，这在当时足可以笑傲江湖、也足可以笑傲古今了，所以有这么一丝得意算得了什么呢？
可我们说人在得意时最需要的是什么啊？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事实上却是“人生得意须谨慎”啊！
因为老天爷总是公平的，他在艰辛后会给你掌声，但在给你掌声的时候也会给你另一份磨难。就在张居正为自己的万历新政已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而得意的时候，一份意想不到的巨大磨难竟突然来到了眼前。
说起这个磨难到来之前，让张居正的得意的还不只是他的万历新政已取得了阶段性成就这么简单。万历五年，进入夏天以后，张居正又接连享受到了作父亲的幸福与得意。
先是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一甲进士，在殿试中被小皇帝钦点为一甲第二名，也就是榜眼。张居正作为一个父亲，看到儿子马上也要进入翰林院了，也就是说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了，心里当然特别高兴。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让张居正产生了一种作父亲的快感，他那个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学生小万历定了婚，明年春天就要举行结婚大典。张居正作为小万历的老师跟小万历情同父子，当然打心眼儿里为小万历高兴。而且李太后下旨，让张居正全权负责小万历的结婚事宜，这摆明了就是把孩子完全托付给了敬爱的张老师，所以张居正为此忙起来就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特别的兴奋在其中了。
当张居正正在内阁里为小万历明春的婚庆大典忙活的时候，突然游七带着个家人急急地赶到内阁里来送信。张居正一愣啊，心的话什么事回家不能说，要把信送到自己上班的地方来？看来这事儿一定不小。
张居正看着游七的脸色，心里就是一沉。他接过信来，只觉得这信虽然跟普通的信没啥区别，可放在手里却是分外地沉重。
内阁里另外两位阁臣吕调阳和张四维看到张居正面色凝重，也不自觉地停下手上的事儿看着张居正。
只见张居正坐回到椅子上，慢慢地打开了信，才不过读了一两行，张四维只见张居正刷地一下已经泪流满面了。
吕调阳和张四维赶快凑上来，两人只踅摸了一眼，就知道麻烦来了。
麻烦
什么麻烦呢？
张居正那个名叫“张文明”的爹给他带来的麻烦！
我们在《背后来的冷箭》那一讲里讲到刘台案的时候，说过作为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曾经给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带来过两个大麻烦。一个是他在老家仗着儿子的权势作威作福、收受贿赂，这直接导致了刘台对张居正贪污受贿的指控。如果说这个麻烦是他带给他儿子的，这样说应该并不算冤枉他。
但要说到他带给儿子的第二个麻烦，我估计张文明老先生躺在棺材里都会觉得冤得慌，因为他也不想给儿子带来这个麻烦，但这个麻烦他却躲也躲不开，因为这个麻烦就是——死亡！
正是张文明的死，使张居正陷入了一场名叫“夺情”的伦理风暴，也让张居正陷入了万历新政以来最大的一个麻烦！
那什么叫夺情呢？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伦理社会。儒家所谓的那套伦理纲常，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也是一种政治准则，这在明代几乎达到了顶点。明太祖朱元璋就亲自颁布过《性理大全》作为全社会的精神纲领。最强调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学就是在宋明两朝最为兴盛，所以我们平常都称之为“宋明理学”。
儒家讲究“孝”，所以说“百善孝为先”，所以理学也特别讲究孝道，因为这样就可以由“父父子子”的伦理规范推广到“君君臣臣”的政治规范了。这一来，大家对待统治者就像要对待父母那样，这谁还敢造反啊？你在心里也过不了那道感情关啊！这就叫“以孝治天下”。
所以对于父母去世后的子女守孝，宋明理学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因为孔子在《论语》里头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所以儒家认为为父亲守孝至少要三年。这三年里不能干别的事儿，只能守着父亲的墓地读读书什么的，不能听音乐，不能会客，甚至不能露笑脸，也不能上班。这样，原来在上班的也得辞职回家，政府官员为守孝辞职为家，这在古代，就叫“丁忧”。
后来，假道学们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实在有点熬不住，就打了个七五折，说每年按九个月算，这样守二十七个月也就算守孝圆满了。后来，又对文官和武官区别对待，认为武官一般不需要“丁忧”，但文官必须“丁忧”。之所以会有这个区别，这大概也是因为中国古代大多是一种文人政治，文官一般在骨子里都是不太瞧得起武官的。
但武官既然可以因为战事紧张、局势严峻等理由而不“丁忧”，那么文官也有特殊情况啊，所以碰到特殊的情况，尤其是在朝廷需要、皇帝特别下旨的情况下，文官也可以不“丁忧”，或者缩短守孝时间，很快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就叫“夺情”。意思就是因为特别需要，夺了理学认为最重要的孝道和情感。
事实上，讲究孝道是对的，通过守孝来表现父子间的情感也是对的，但理学太极端，特别注重一些虚头八脑的形式，所以到最后搞得文人都喜欢以形式为标榜，士大夫们都认为“丁忧”是一件能够体现文人品格的事儿，而“夺情”对应着来说，就有点儿让人丢份儿了。
虽然有点丢份儿，但“夺情”自唐宋以来，在朝廷里那也还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是明代，前朝的内阁大学士里也不乏“丁忧起复”、也就是“夺情”的事儿。所以夺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而理学家们在道理上也能说得通，因为君臣之理还要大于父子之情嘛。
可一条道理是否说得通，那得分跟谁说、在谁那儿说。
在张居正这儿，在因为锐意改革而得罪了n多人的张居正这儿，士大夫们的“夺情”道理一下可就难说得通了。
父亲
当然，张居正在内阁里读到父亲去世的家信，在第一时间里热泪奔涌，那说明他还没有考虑到要不要夺情的问题。其实政治家也是人，越是大政治家，越具有真实而丰富的人性。张居正在第一时间流下了热泪，心里主要还是对父亲的思念与歉疚。
思念我们懂，可为什么要歉疚呢？
一般人会以为张居正作为一个孝子，大概是因为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没能给父亲送终而感到歉疚。但事实上，张居正要歉疚的原因要比这儿大得多。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城浑然忘我，努力打拼，而这一打拼，竟已经十九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也就是十九年没有见过自己的老父亲了！而如今，父亲一旦离自己而去，这十九年累积起来的歉疚之情那就可想而知了。
又有人会说，张居正就是再忙，也不应该十九年没有回乡看过父母啊？再说，他爹那么大年纪，应该不是猝死，那也有个生病体虚的阶段，难道张居正就不知情？就不能回去探望一下吗？
这说的也倒不假。事实上，张居正曾经不止一次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过想回家探亲、侍奉双亲的愿望。他甚至还想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一起住。可问题是他爹张文明不同意。
我们在前面的刘台案里说过，张文明和自己的儿子性格不太一样。张居正“沉毅渊重”，少年老成，是一种很沉稳的性格。而他爹张文明呼朋引伴、任侠张狂，倒是有几分老顽童的性格。
张居正小的时候，张文明四处求学，但科举考试考了二十多年，乡试一连考了七回都没考中，这都赶得上那位范进了。到了四十岁，看看实在考不上，张文明就放弃了，还是拿钱买了一个府学生员的名份，这最后还不如那位发了疯的范进呢。而他儿子张居正十二岁就是湖广乡试的第一名了。也就是说张文明四十岁了，还没到他儿子十二岁的水平。
好在张文明这人很乐观，他看儿子有出息了，自己也就把功名看开了。后来儿子的官越做越大，张家的条件也越来越好，他也就乐得在老家声色犬马，逍遥快活。
儿子要他搬到北京去住，他哪肯啊？就儿子那性格，到那儿还要受拘束，这哪有在老家作个土皇帝快活呢？
对于老爹的心思，张居正也明白的很。他老人家想在老家自个快活，那就让他快活好了。可问题是他这个爹豪放有余，谨慎不足。尤其日子久了，仗着儿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
张居正也写信劝过父亲，但张文明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在封建时代，张居正作为一个儿子，他就是再有本事，也不敢对他爹说什么过分的话啊。要是这样的话，在古代那叫“忤逆”，那算是一条刑事犯罪，也是被社会伦理道德所不容的。所以张居正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同时还得跟当地地方官打招呼，说老父亲这性格他也没办法，还要请请大家多多包涵。
后来，到了万历五年，七十四岁的张文明折腾不动了，生病卧床。张居正本来是要请假回乡看望父亲的，可正好碰上了要准备小万历明年开春的结婚大典。这件大事，李太后交给别人也不放心啊，但听说张先生的父亲病了，所以就派太监不远千里带了大量御赐的礼品到江陵来看望老爷子，以示慰问。这样张居正就更不好请假了，只得表示等明年开春小万历结婚大典完成后再回家探望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