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个清洗。
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儿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样，言官跟人也就是官场上一个最典型的帮派现象。
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现在高拱倒台了，他们暂时老实了，但留着他们就是留着潜在的祸患。就算有人是墙头草，看风使舵两边倒，那也说明这种人不可靠，更不能留。所以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张居正决不肯留这些潜在的威胁在朝廷里。
其次，更重要的是，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他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
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马南溟》）
这个“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是什么意思呢？
“芝兰”那还是指优秀人才的。可虽然你是“芝兰”，只要你挡在我前进的路上，我还是要不客气地把你给清除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挡路了。
那么，既然是人才，怎么又挡路了呢？
其实这是个比喻，这里的人才指的是那些好议论、好争论的人才，就算他们本身是有本事的，但这些人因为好议论、好争论，所以对于国家大事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叫“二、三子以言乱政”。
这说明张居正看得很远，他是为了推行即将进行的改革的需要，才不得已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一项新的变革开始之初，最难做到的就是意见的统一，所以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当初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埋头做事不争论，那真是个极其英明且伟大的见地。
张居正也正是出于这一种考虑，才决定对言官制度的代表监察系统开刀的。
不只如此，为了让干事的人好好干事，不受说话人的干扰，他甚至走得很极端。他在任上曾经大力裁并书院，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识分子聚在一起难免会议论是非，张居正就把他们的平台连锅端，这也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
张居正对此倒并不在乎，只要能达成改革的目的，该下手时他绝对狠得下心来。
当时有个大儒叫何心隐，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说起来还算是张居正的同学。但由于张居正认为他宣扬异端邪说，干扰了推行万历新政过程中的思想统一，张居正就主使地方官员秘密把何心隐给害死了。
如果说这就叫“成大事者，不择手段”，这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张居正做为一个政客的冷酷与专制的一面。
稳重与极端
说起来，张居正之所以不用说话的人，甚至对好议论的人如此深恶痛绝，是因为他想为能干事儿的人营造一个良好的干事环境。但对于能干事的人，他也有一个区分，这就要说到他的第三个用人艺术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他用人艺术中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
用稳重的人，不用极端的人。
张居正上台了，有人开心，有人担心，有人因此充满了信心，有人因此一直陪着小心。像张佳胤就是庸人自扰白担心的人，但像海瑞就是因此而充满信心的一个代表。
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怎么排，从古到今看，他在历代清官龙虎榜上总能排在前三名吧。
海瑞的清官之名不仅得益于他的清廉和反贪污，更得益于他大胆耿直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
让他在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事并不是他的工作业绩，而是他作为一个六品低级官吏，居然敢抬着棺材上朝去骂嘉靖皇帝。历史上有关棺材的著名事件，往前数只有三国时庞德庞令名抬棺战关羽，然后就要算海瑞海刚峰抬棺骂嘉靖了。
嘉靖当时气得要发疯，把海瑞的奏书才读到一半就气得大喊道：“快派人把这个混蛋抓住，千万别让他跑了！”结果旁边的太监说：“皇上，这人是抬着棺材来的，根本没打算跑。”嘉靖听了这话才冷静了些。
嘉靖虽然气极了，可他反倒没杀海瑞，只是把他给下在了大狱里。刑部上书认为海瑞大逆不道，应该论斩。可嘉靖这个素来睚眦必报的人居然把海瑞的案子压下来不批。
后来，有一种说法是说嘉靖渐渐把海瑞给忘了，所以海瑞躲过了生死劫。其实，嘉靖脑子再健忘，也不可能把骂得他最狠的海瑞给忘掉啊。我觉得是因为海瑞骂得太狠、太透彻了，让嘉靖反而起了惜才之心。
这就像他的老祖宗朱元璋，谁骂他他就杀谁，可当时的大才子解缙写了篇《万言书》骂他，骂得狠了，朱元璋反而升了他的官儿。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生活的道理，别动不动从早到晚给人挑刺儿，你要骂，就来个痛彻肺腑的，就来个经典难忘的，人家反而会感激你。
海瑞这下出名了，再加上他以前反贪污的业绩，一下就成了天下闻名的大清官。等嘉靖一死，到了隆庆朝，海瑞就得到了重用。
可他的工作风格和他的人一样太极端，整天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么如何节约办公用纸，要么清查手下有没有人拿回扣，要么就整天在田间地头帮农民跟地主要地。只要是他的审的案子，一定是穷人胜，富人输。这当然说明他有不惧权贵的公正之心，但也说明他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
作为地方官，你想的应该是如何让辖内百姓共同致富，可海瑞就像一个江湖侠客，只干杀富济贫的事儿。所以他到哪儿上任，当地的富户就紧闭大门，连富裕的商户也不敢开市交易。
工作上这样极端，生活上他也这样。
据说海瑞在那个时代是唯一一个从不接受贿赂的人，这样他的工资就不够用了。据说他一年只买一次肉，就是在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他是个大孝子，非常孝顺母亲，而他母亲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人，说她从小对海瑞的教育就很严格，“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海瑞集》p578中华书局1962年版）“戏谑”就是玩耍，小朋友连玩耍都不让，所以搞得海瑞据说一辈子都难见个笑脸，小时候就一付小老头的模样。
海瑞到了三四十岁，还跟母亲睡在一个屋里。这样，一旦他的老婆跟母亲有矛盾，他就无条件地休妻。前面有两个老婆因此被休掉了，到了第三个老婆，她和海瑞当时的一个小妾，两个女人在一个月内接连暴亡。有官员曾经就此事上本弹劾海瑞，说两个人是被海瑞逼死的。虽然海瑞申辩说小妾是上吊自杀，而老婆是暴病身亡的，但当时人都认为这和海瑞的恋母情结有关。
不仅对老婆这样，对孩子海瑞也这样极端。
因为他不贪污，所以家里很穷，平常没什么多余的零食。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清代沈振辑的《野获编外补遗》和周亮工的《书影》都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说有一次海瑞发现他五岁的小女儿在啃一个烧饼，就很奇怪，问哪里来的。女儿回答说是家里的仆人张三给的。原来张三看这小女孩儿饿得厉害，实在于心不忍，就上街要了块烧饼给她吃。
海瑞一听，勃然大怒，说“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
那意思就是说张三是个男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从男人手里拿东西吃呢？男女授受不亲，你要是我海瑞的女儿，就应该去饿死，这样才能洗刷你作为一个女人的耻辱！
说这个女儿听了这话之后，绝食七日而死。
这些书上都说是女孩儿自己绝食死的，但我想这根本就是胡扯蛋，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儿，面临饥饿，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志力呢？八成是海瑞自己发疯，把女儿关起来饿死的。
说老实话，这就有点儿太不人道了。孟子还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连孟子都认为，嫂子掉到河里，小叔子伸手救她上来，虽然两人拉手了，但也不算违反“男女授受不亲”。更不用说这个五岁的小女孩从男仆手里拿个饼了。所以你说海瑞这人有多极端吧。
所以就在隆庆朝，海瑞因为与高拱不合，也因为跟同事的关系比较恶劣，最后被停职闲用了。
等到张居正一上台，很多人都开始推荐海瑞，说他是大明朝难得的清官。海瑞自己也颇有复出官场，一展鸿途之志。甚至连万历皇帝都说海瑞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用呢？可当权的张居正还就是不用海瑞。
张居正在给海瑞的亲笔信里说：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张太岳集卷二十二答应天巡抚海刚峰》）
这话说得很委婉，说我作为宰相不能用你这样的人才，那真是让我惭愧的事儿。但暗地里的意思却是再惭愧我也不能用你。为什么呢？你到哪儿作官，当地的人受不了，当地的官员受不了，当地的行政系统也受不了。
张居正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就要说到张居正对文人政治的一种深刻认识了。
中国的政治家一般都首先是文人，是文人就有文人习气。文人习气一般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低调，这种人远离是非，明哲保身；一个是高调，这种人生造是非，甚至是颇会作秀。
比如说我以前有个老师，他有时气起来会当面骂我们，说“你们这些糟白！”开始我们还偷偷地笑他读白字，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词儿读“糟粕”，他是故意读成“糟白”的。你看，连读白字都成了文人个性的表现。
后来，我们一直都记得这位把“糟粕”读成“糟白”的老师，甚至觉得他很可爱。
但这种个性，这种表现方式，到了官场，到了高效运转的国家机构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他会因此显得很不和谐。对于讲究运转效率的国家机器而言，他会是一颗磨损机器、甚至使整个机器停止运转的“不规格零件”。
而海瑞，就是这样一个“不规格零件”。
要知道官场官场，既然称之为“场”，那就是讲究共振的，那就是一个讲究团队精神与团队意识的地方。你只知道单枪匹马，却不知道团队合作，那怎么成呢？
像海瑞这人，不仅是单枪匹马，他还要把所有团队伙伴当仇人。因为张居正不用他，他就气愤地说了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海瑞集》p242中华书局1962年版）
你只要想想女人在他们家的待遇，就知道他这话骂得有多毒了！
这就是把官场上所有的人都骂了，这也反映了在他心里，他把整个国家机器都当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这就像堂吉诃德了，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敌人，于是他会去跟风车大战一场。海瑞恐怕最后也得这样。
所以，对于这种理想主义者，虽然他们是清官，张居正也不用。
他要用的人是：循吏。
循吏这个词儿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它是跟酷吏、污吏相对应的，就是指官场上的好官。当然，清官也算是循吏，但由于清官更重名声，所以后来循吏就更专指那些稳重而有实用主义精神的官吏。事实上，如果一个官僚队伍里大多是循吏的话，那么，这个官僚团队那就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了。
张居正起用循吏的人事观念可以说是极有远见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官主政的政治环境里，那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所以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官僚虽然还是官僚，但绝少官僚主义。各级官员踏踏实实的办事，这才导致了万历新政天翻地覆式的变革出现。这也可以从一个小个案看出些端倪来。
张居正为了寻求治理黄河水患的方法，没少动过脑筋。朝廷里与此有关的河道大臣与漕运大臣之间争吵不断，而张居正又非专业人士，所以他也拿不定主意。
他虽然在水利上不专业，但他在人事上很专业，所以他不管河漕大臣之间的争执，私下里去寻找能治理黄河水患的专门人才。他相信不管是什么专业的问题，一定会有专门的人才，只是看你作宰相的能不能找得到。
他打听到原来工部有一个叫潘季驯的低级官吏，多年参加黄河与漕运的治理，相当有经验，但他的方法往往不为上层所重视，所以一直屈居下僚。张居正为此亲自登门向潘季驯请教。潘季驯哪想到堂堂内阁首辅会跑到自己家里来登门请教，所以当时就被搞得晕乎晕乎的。
张居正一进门就看到潘季驯模拟黄河水道做的一些研究模型，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实践型的人才。再听了潘季驯有关治理黄河的见解与观点，从谈吐中更加确定了这是一个能干事的循吏。所以他下定决心，越级提拔潘季驯来主持黄河治理的工作。
同时，为了保证不让官场上的扯皮和纷争给潘季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又上奏万历帝，把两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河道与漕运合并裁减成一个，让潘季驯来总理河漕。
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居正赋予潘季驯治理河漕的最高权力，并亲自为其开展工作肃清了一切障碍。
潘季驯誓死以报张居正的知遇之恩，果然殚精竭虑，以大智慧解决了黄河水患，并因此在万历朝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朝廷的嘉奖。后来，张居正死后，长大了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进行清算，潘季驯不避嫌疑，站出来坚决为张居正辩护。万历碍于潘季驯的盛名，才没有对张家赶尽杀绝。
可以说，张居正的知人善用，不仅为万历新政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也为自己的身后事预留了一份意想不到人情财富。
所以说，人事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就看你主政者的心中存的是私心还是公心。张居正一片忠心为国，再加上他目光如炬，精擅这三条用人的艺术，所以他的万历新政能够顺利推行，那也就是意料中的事儿了。
但我们说，官僚队伍如此庞大，你一个宰相再目光如炬，也不能事无巨细全都照顾到。官僚机构拖沓、敷衍的工作作风，也就是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那不是换几个人就可以根本解决的。如果解决不了这一点，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还是一句空话。
面对这个可以说是千古以来的难题，张居正这位聪明的宰相又会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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