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年年有请立储，或则获罪，或则不得答复。到万历十八年，皇长子九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等人于召见时，面申前请，神宗始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示。《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叙其事：
时行等出，上遽令司礼监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来与先生一见。”辅臣还至宫门内。有顷，皇长子、皇三子（按：皇二子常淑生一岁而殇）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长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辅臣等注视良久（按：此为申时行等，以宰相而第一次得见皇子），因奏曰：“皇长子龙姿凤表，岐嶷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辅臣奏：“皇长子春秋长，宜读书。”且云：“皇上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曰：“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曰：“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遂手引长子至膝前，抚摩叹惜。辅臣叩头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时行等叩头出。
此是“争国本”数十年中，君臣之间第一次平心静气议论大事，叙述相当生动。康熙时修《明史》，亦颇采其语。照当时的情况来看，神宗对皇长子亦颇钟爱，而于常洵五岁不能离乳母，则有不惬于心的表示。由此益可证明，不立储为郑贵妃作梗。
到了这年十月，阁臣合疏以去就相争，申时行引疾辞官；神宗不悦，传谕指廷臣“沽名激扰”，悖逆犯上，大学士王家屏从中调停，神宗终于提出一个条件：明年春夏，廷臣无所奏扰，即于冬天建储，否则即于皇长子十五岁时再说。接着又改定万历二十年春天举行。以廷臣“奏扰”而为不立储的理由，这是皇帝与言官闹意气，持大体者，自有戒心；但这十年间，言者纷纷，已存门户之见，那些只顾自己激切快意、哗众取宠的人，不会体谅辅臣的苦心，沉寂一段时期后，终又上言，神宗除了治言者以罪而外，命展延一年立储作为报复。
万历二十一年春天，该是神宗践诺之时，却无动静，大学士王锡爵还朝，密疏建言，劝神宗不可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