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陕西大饥，饿殍枕藉，出生在延安安塞县马家沟的湖广兵备道马懋才奉命入陕调查，见故乡吃人的惨景，於是将沿途见闻写成备陈大饥疏，五月十八日上报灾情：臣乡延安府，去年全年无雨，草木枯焦，民争采山间蓬草为食。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树皮尽，则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饥民相聚为“盗”，与其坐等饥死，不如为“盗”而死。又烧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者，而食人之人，不数日即面目赤肿，燥热而死。于是，死枕藉，臭气薰天，安塞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不及掩埋者，又不知还有多少？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百姓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而庆阳、延安以北，饥荒更甚。
三水王二、王大梁二人为了活命揭竿而起，虽先后牺牲，但继起者日众。崇祯二年闰四月初八日，起义军七千余人攻三水，游击高从龙败死，官兵被伤者二千余人。
或许现在的大明官员并没有将这些事情放在眼里，但是李悠知道这是比建奴更加严重的问题，十多年后从陕西走出来的义军领李自成杀入京城，崇祯皇帝吊在了煤山的歪脖子树上，文武百官被李自成抓起来拷饷，大明就此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地位。
所以如今既然来了山西，距离陕西近在咫尺，那么无论如何也该过去看看，山西之所以流民四起可谓是三分天灾、七分，小冰河期的到来导致陕西连年大旱，谷物欠收，但如果只是这些只需要朝廷从其他地方调来粮食救济，也不会造成日后如此眼中的后果。
可是大明延续至今已经两百六十多年了，朝廷早已不堪，已经无法担负起救济灾民的重任，再加上建奴作乱辽饷一加再加；按道理说江南乃是富庶之地，辽饷应该有他们承担大头，可是由于江南文风鼎盛，历年录取的进士中有半数以上出自江南，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将辽饷丢给了本就贫苦不堪的西北，辽饷一加再加，百姓逐渐不支，到了后来甚至一亩地的产出还不够缴纳加饷的，西北的百姓除了造反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幸好现在的局势还没有恶化到那一步，日后威名赫赫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也只有高迎祥一人已经起事，灭亡了大明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都还没有造反，陕西境内还没有彻底乱起来，李悠还有时间和机会将这场灾祸消弭于无形之中，眼下陕西所需要的是救命的粮食，而在抄没了八大汉奸的家财之后李悠却是不缺这点粮食，现在唯一顾忌的就是这些粮食能不能如数放到灾民手中了。
所以就和抄没八大汉奸的家产一样，他是绝对不会将这项任务交给那些当地的官员的，而是必须由自己亲自完成，携着击败皇太极、抄没八大汉奸的余威，李悠带着兵马扫荡了山西境内的流民，然后进入潼关来到陕西境内，召集当地官员询问具体情况。
三边总督杨鹤、巡抚刘广生等陕西官员将李悠迎入西安，率先为李悠御驾亲征大败皇太极道贺，“臣等恭贺陛下大败东虏，陛下之武功直追太祖、成祖，臣等为陛下贺，为大明贺！”说罢群臣拜倒纷纷称颂。
“好了，和建奴相比，朕反而更担心陕西的流民，建奴乃是蛮夷朕自可率领大军攻入辽东将他们尽数杀了就是，可陕西的流民却是朕的子民。”这两者之间显然是不能使用同样的方法处置的。
“陛下仁慈，微臣以为想要解决陕西流民可剿抚并用。”杨鹤的三边总督也不是白当的，他对陕西的情况比较清楚，也琢磨出了一套自以为可行的方案，“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因此当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
“只是如今陕西财用不足，而剿抚所需钱粮甚多，光靠陕西、山西、甘肃三地的财用恐怕不够，还需朝廷支援。”杨鹤说完自己的方略就开始向朝廷哭穷了，在原历史中杨鹤依靠朝廷放的十万帑金、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粮食二万石实施招抚政策，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笔钱粮实在太少，导致后来无以为继，最终功亏一篑。
“朕所来为的就是此时，此次抄没八大家的家产足以支撑招抚流民还绰绰有余，此外既然如今东虏已经被朕打得元气大伤，朕以为这辽饷的加征也该停一停了。”关宁军如果连皇太极剩下的这点实力都对付不了的话，要他们也没什么用了，“还有，既然山陕等地连造灾害，这该缴纳给朝廷的钱粮可暂且免去，杨爱卿和诸位不妨理一份清单出来。”
自古遭遇灾害减免赋税也是合理的手段，只是朝廷的仁政能不能真的到达百姓手中就不好说了，所以李悠他们谢恩之后又警告道，“朕会善待大明的子民，但若是有人想借机财，就休怪朕翻脸无情。”
如今山西的官员可是又不好被李悠剥皮实草，安放到了当地的城隍庙了，想必陕西的官员也该知道这些事情了，如果他们还是抱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想法，那么锦衣卫和东厂会教他们做人。
杨鹤、刘广生等人高兴地下去做各种准备，而李悠则叫来随行的锦衣卫头领，“你们最近除了帮着朕盯着这些官员之外，还需抓紧办理另外一件事。”说罢李悠递过一份名单，“这上面的人你们都给朕找出来，带到西安，朕会赏赐他们官职。”
这上面头两个名字赫然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其余也都是和他们身份相仿的义军领，如果这些日后兴风作浪的义军领能为自己所用的话，那么将来即使有人继续作乱，为祸是不是可以轻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