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大庆生长在北方一个平静、祥和、古朴的小山村。山村夹在两条东西走向山脉之间一条平坦的地带上。靠在山北侧一条清澈的小河自西向东潺潺流去。河两岸零零散散地点缀着石头堆砌的房屋，五六个自然村或河南或河北地绕河两岸坐落在山水之间。
山村是美的，生活是原始的。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城里人用上电灯，能坐上汽车，能穿上成衣，穿上胶鞋，能吃到香肠，吃到挂面，而对石大庆这些山里娃来说就像在听童话一样新奇。
石大庆七八岁时村里还没有电，家家点的是煤油灯，老百姓称之为“洋油”灯。米面加工用的是碾子和磨盘，将粮食捣碎，或成粉、或成粒，甚至有用石罐舂米。
村民作息时间是参照着太阳光照射地面建筑物的影子的位置而确定的，有钟表的家庭很少。
家庭使用的大多数器皿都是陶制的或瓷制品（当然是那种粗瓷了），铜盆铜碗铜锅也常见；搪瓷盆是稀罕物了，叫洋盆。东北被日本人统治十四年，用日本的东西都加一个“洋”字。虽然解放十几年了，但是国家工业不发达，天灾人祸的，使这里山村的生存环境还停留在蛮荒的刀耕火种的时代，距离腾飞的世界经济相差有一千年的距离。
石大庆的母亲当年不到三十岁，穿的是对襟衣服，长袍也是常穿的衣服。打袼褙、纳鞋底子，孩子们的所有穿戴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在石大庆的记忆里，母亲的手就没有停止过劳作，稍有闲暇就纳起鞋底子算是休息。鞋底就用破布一层层贴在墙上粘合起来，晾干后，摘下来，叫做“袼褙”的薄片片；然后按照“鞋样”把它剪成鞋底状，一层层叠加后，用纳鞋底的锥子，在鞋底上扎个眼，一根大一点的针穿着长长的麻线，从眼中穿过，一针一线做成硬邦邦的鞋底，然后再做鞋帮，鞋帮和鞋底摽在一起，就是完整的一双鞋子，一家六口人全靠母亲一个人制作穿戴；每天晚上点着油灯缝制衣服到深夜，不停歇的劳作是她生活的全部。
母亲没有读过书，也不知道对孩子什么是早期教育；她的教育方法就是欣赏她的孩子，鼓励和表扬孩子的优点，发现孩子有错误也从来不打不骂，而是讲道理。她没有大道理，就是眼前的事情，就事儿论事儿。她也不会讲什么童话、故事，石大庆从来没有听母亲讲故事。
但是母亲常常把身边的好人好事讲给他们听，也抨击坏人坏事。不让他的孩子们惹是生非，让他们从小能辨别什么事是对的，什么事是错的，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母亲欣赏她的孩子，也尊重她的孩子的意见。他们惹她生气，她也不会用脏话骂孩子，只是气得咬着牙在孩子们的屁股上打两巴掌而已，石大庆小的也没有听到过父亲、母亲说脏话。
石大庆的父亲常年在村里当干部，心眼儿直脾气爆，对子女管教的也很严厉。在遇到不平的事也是敢说敢管，不惧强势。为此常常和别人吵起来，甚至动起手来。每当父亲在外边得罪人的时候，母亲总是责怪父亲，她不想父亲因为公家的事儿把周围的人都得罪光了。母亲息事宁人的处世之道，在石大庆的成长道路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未来。母亲就好像一只老母鸡看护小鸡仔一样，教它们找食吃，用厚厚的翅膀护着它们，怕它们受到伤害。
石大庆自幼没有从父母那里获得圆滑、阿谀奉承、巴结权势的教育和指导，而父亲的耿直却潜移默化石大庆的处世之道。
童年时，石大庆的前辈还讲古老的带有胶东半岛的方言土语。在清朝时期东北地区满族人是贵族，汉族人是平民，当地人把满族人称之为“在旗”，把汉族人称之为“在民”。旗人女人是不缠足的，汉族女人都要缠足。
在五六十年代，当地人还在纺纱织布，自给自足。石大庆家里用布匹都是他母亲把棉花纺成纱、纱织成布；那种布叫做“家织布”，纯棉制品，没有染色时呈暗白色，是真正没有一点点污染的纯棉制品。如果需要染色用来做被子面，一般都染成白底、深蓝色花纹图案，老人们都称之为“麻花布”；若做衣服就买来染料，染成各种染色的花布料。这种着色的布料在浆洗时容易掉色，而“麻花布”则不掉色，工艺也不复杂，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蜡染”吧。石大庆记得小时候他们穿的衣服、盖的被子都是这种布做的。在他六七岁时母亲还在纺纱、织布、染布，用这种布做衣服。这也是他对这种民间工艺最后的见证。
村子里最好的运输工具是一台胶皮轱辘马车，三台花轱辘牛车。胶皮轱辘指的是可以充气的轮胎轱辘，花轱辘指的是最原始的、秦汉以前就有了的那种箍着铁圈的木制轱辘的车。花轱辘车是用牛驾驶，胶皮轱辘车只有马才有资格驾驶，赶马车的车老板那是技术工种，一般人还干不上呢。
石大庆的祖辈是清朝末年从胶东半岛渡海来到关东的山东人，往上查十辈没有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石大庆念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课程很宽松，除了寒暑假，在他的记忆里就没有家庭作业，看杂书就成了他的课余时间的最大乐趣。
那个时代没有学前班，更没有什么幼儿园；他在上学以前没有受过任何学前教育。他学前所受的教育就是来自父亲、母亲朴素的言行举止和环境的古朴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