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工人，后来变成纯地主的地主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组织。只是他们的组织或多或少都和新兴势力有关系。
毕竟新兴势力基本上都是纯地主不再当工人之后带着技术和经验拉起来的，新兴势力基本上都是地主转化来的。只是目前的新兴势力组成的整体架构不尽人意，因此有不少纯地主不愿与他们同流。
况且现在这个架构眼瞅着就要炸了，现在里面还蹦出来些专门对他们开刀的路线，简直就是摇摇欲坠的笼子里的恶兽，这些地主们自然惶恐。
这时候他们那没什么实权的组织就没什么实际上的意义了。本来就是一起讨论解决办法的地方，没有约定任何约束条件，加之一开始一些势弱一点的地主完全被见死不救，这个组织这个时候还不如没有，徒增恐慌。
好处还是有的，工会因此得到不少地主的支持，地主们接受相关指令，这些早已不再是工人的地主们回头又变成了工人。
过度的供应封锁会严重损害这些大地主们的利益。虽然名义上听候差遣，但要明抢是不可能的。人家毕竟是庞然大物，进来是找办法的，是不会随你调遣的。一不小心大优势可就送没了。
工会方面非常重视此次的事件。工会方面冷静下来，确实开始准备新的计划。
整体计划实际上就是加强供应限制，并且对于城区内的补齐性质供应进行探索，摸索出一套明文限制。整体上来说就是对新兴势力的高集成供应端进行针对性的限制，以阻止他们的特殊地位受到动摇。
再撕下一层，他们要设计明确的等级，决不允许策划以外的人群积累足以自然产生威胁的财富。
人其实是一种独裁的生物。如果你能让治下的人们活得够好，没有太多怨言，那也没什么说的。但矛盾的地方就在于，这工会里现在有些工人是大地主，拥有着巨量的土地与财富，具有足够庞大的话语权，他们的收入与城区内的人口数量关系密切。他们不会接受收益不足的人口数量。
他们的前路还需要探索，但他们治下的所有人都会为更切实的利益吸引。不论这些人的路走得如何，结果如何，即使最终他们意识到这不切实际的浮夸待遇有大多数都是骗人的，都与他们没有关系了。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论最终真正的现实如何，面对别人的询问，他们都只会说“比之前绝无可能的生活好多了。”
听他们说没有价值。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甚至可能没有别人了解自己。双方的胜败只等他们自己走出前路。
总之工会有关城区范围开始完全落实供应限制，不再接受任何来自新兴势力的产品，并且在此期间暂时扩大了产能，缓解了相应城区的供应不足。
这样的策略完全杯水车薪。毕竟这种临时策略不会持续，他们没有彻底的变动很多东西，产能不可能长久维持他们的需要。况且他们还打算容纳更多人，这样的策略只可能是暂时的。
经过讨论，他们并没有把供应这个两难的问题拿到第一个解决。不过这不是在等待船到桥头自然直，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策略。
他们没有大搞建设，对城市规划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工会范围内的各地开始投身教育，编撰起针对他们现状的理论框架。
这个理论框架是用来让城区内收入不稳定的群体来理解他们的决策的。这是安抚民心很重要的一环。
感受不是感觉，感受是主观的，是会随着现状而不断膨胀，与欲望等同的存在。发展肯定是跑不赢不断膨胀的欲望的，因此，想要人们对现状没有怨言，维持社会安定，理论框架非常重要。
想要让人们能够接受调度，共通的理论框架非常重要。不过理论框架带来的积极性终究是暂时的。最终积极性是否够用，还是得看他们最后做的怎么样。总之，他们开始搭建他们的理论框架。
这个理论框架对城区的人口数量进行了新的解释。理论框架对于一个城区内人口多少与他们生活的好坏没有做直接的绑定，从而驱使人口均衡分配，而是直接创建了一个新的标准，协调。
如果一个城区的发展程度不够，城区人口与相应发展程度不够协调，那城区里的人就会过得相当难受。问题是环环相扣的，发展所达到的协调标准总需要时间来推进，一个突然变得极其富裕的城区就像长得像勺子一样的桶，勺柄也许另有他用，但绝对不会让城区里的人过得舒服。
很显然，这个框架就是在拆之前那公会的台。这话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让人们不愿涌向那些突然富裕起来的城区，让他们认为这些城区缺乏发展过程中不能照着抄的协调过程，如果一直有人涌入，那城区里的人就会一直过得很难受。
这么说倒也不完全错。人人都来投机，卷起来就不是好事了。因为他们本就是永生的，不出意外谁都不会死，因此退休制度根本不存在。在不论是别人还是自己身上无尽的贪婪影响下，他们永远过不上好日子。
资产类型过于单一不是好事，看起来他们确实挣了大钱，但如果他们只有钱，那他们的钱就不是他们的。公会的分配是有名额的，这代表着日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可以随时收割的韭菜。
节流之后，他们想要挽留人口，也是需要建设框架的。为此，他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层级，用于让他们可以自发解决自身的供应需求，供应能力完全随人口变动。
工会与那学府内的宗门谈好合作，对教学的其他科目进行了规划。那学府正有各种乱七八糟的生产方式的下位替代，可以不需要设备地完成很多生产工作。
这些产品自然比不上有专业设备的产物，但通过教育内容的学习程度，让某一部分人可以自己承担生产活动，补齐相应城区内的供应漏洞，并且借此取得社会地位，这足以给城区的完全封闭供应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时候新的问题就来了。当人们不再依赖工人们的供应，工人们的社会地位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