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溥的责任很大，他需要用更深的道理，让太孙了解事物运转中，其背后的逻辑道理，许多如常的事情，通过杨溥的语言，让朱瞻基感到了陌生。
“工厂的分工细化，不仅改变了传统工匠的性质，也改变了以往干活的意义。以前的时候，人们过去通过社会分工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例如工匠的群体，在以往是少部分，但现在几大部份人都是这样，至少城里如此。”
“新的工业化的经济利用了这种变化，建立了一个满足工人需要的社会，这些工人每天被关在工厂里长达十个小时以上。城市被紧密排列的工厂和新的房屋所改变。”
“商铺、剧院、公园、广场都为了满足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应运改变，就像在城市和乡村造成的改变一样，工人的大规模聚集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某种改变。”
朱瞻基尽量让自己听得懂，而杨溥则尽力让太孙理解。
从前朝因为组织民夫治理黄河，人员的密集带来的变化，有了反抗朝廷的基础，以及其中的关系，乃至于工厂兴起后，两者哪些相似的地方之处，所以又导致部分的改变。
“太子殿下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是水只在总体失控的时候才能浮现威力，一杯、一盆水都无法引起人的在意。”
“那么在此之前，如何治理小江小河，不让江河泛滥，对模式的全新认知，使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对其他人更加没有耐心。”
京城。
朱高炽同样在与朱棣讨论社会上的问题。
在后世人们眼里的近代西方文明，统治者们是这样认为的。
前工业社会，国家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个人都有价值，相互关心，这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每个人都对社会有贡献。然而，新的观念认为，个人的活力是其生活和整个社会经济成功的关键，个人和国家不应该帮助那些对他们没有帮助的人。
这种观念，即穷人不仅是在艰难时代掉队的简单的人，而是与其他人有本质不同的人。经济学家约瑟夫汤森在1786年的著作有关穷人法律的论文当中提到的：“穷人们不知道激励人前进的动因自豪、骄傲、理想。”
总之，只有饥饿能刺激他们去劳动。
换句话说，穷人不是人，没有高尚的人权，只是牲口而已。
多年来的社会压迫，广大穷苦百姓开始了反抗，诞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理论，大家逐渐团结起来，无产阶级最伟大等等。
前者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面貌，而不是后世现代化社会人文，那已经是经过激烈抗争后妥协的背景，更有科技大爆炸的供养。
但就算如此，因为文明先天性的不足，哪怕后世的西方社会，对于个人的问题，也不认为总体有责任去帮助，所以维持西方社会道德的其实是经济水平。
多年来的富裕，让普通百姓的人性底线大大提高。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但凡西方社会经济稍微崩溃或者倒退一点，带来的无一例外是无序的打砸抢杀，人性的大倒退。
因为他们的个体知道，他们指望不上总体。
那么大明呢。
儒家是什么？
儒家你可以说他好，也可以说他坏，但在儒家的体系下，宗族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时代产物，总体对个体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个体为了总体的责任和义务。
这也是朱高炽当初认为自己在北平有优势的原因。
“北方多年来人口倒退，虽然如今北方人口恢复的很快，但是因为移民的原因，宗族势力衰退，反倒是南方，因为南方最初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促成人们更加的团结，所以宗族势力很强大。”
朱高炽认真的说道。
儿子的看法，朱棣非常的认同，他去过南方很多年，南北社会风俗的巨大差异。
历史上王阳明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与对宗族的约法，把宗族纳入了官府的治理范围内，形成了互补的关系，有利有弊，总体上利大于弊。
不光要求宗族加强德的治理，也要求宗族兼顾法律，违法的族人，为了宗族的名誉和权利，整个宗族都需要监督和督促。
整体上提升了宗族的素质水平，为国家的稳定提供了巨大帮助。
乃至清朝时期，没有矛盾都要创造矛盾，不光南方宗族互相打成了狗脑子，北方不同的族群的矛盾也大大加深，成为了死敌常年敌对。
“所以儿臣虽然多年来，不断加强地方上的管理体系，可是大明律仍然无法全部施行下去，特别是在遗产税等方面，南方的反抗依然很强。”
朱高炽忍不住的感叹。
朱棣笑道：“你要拿走别人的钱，别人当然不愿意，只不过南方不像北方，北方的宗族势力弱小，所以无论是哪家商行，很难违背你的要求。”
“不止如此。”朱高炽摇了摇头。
北方大明工局的影响力更强大，而南方民间商行，虽然在能源等行业的势力不如北方的民间商行，可是在其余的行业，南方依托传统经济雄厚的优势发展的很快。
特别是随着海贸的兴起，南方的商人们在海外发展的更快，已经逐渐赶超北方的民间商行资本。
北方的商行发展的早，许多老商行例如张德辉和周有容他们，虽然也是抗拒财产上面的法律，可是总体上无法反抗，朝廷很快能压下去。
如今南方的商行规模越来越大，那么如何征收遗产税，成为了朝廷当下的难题。
他们把财产纳入族产，变相的对抗遗产税。
长此以往，他们的资本会越来越大，势力也会越来越强，不利于大明未来的稳定和发展，甚至最后被南方商人们控制朝堂。
未来的道路如何发展下去，朱高炽看不见。
但是他希望的是尽快把社会生产力提高起来，从经济与思想上入手，尽力的保障老百姓们的权益，而不是盘子还未做大的时候，利益阶层先失去控制，把所有的蛋糕吞完。
此次让长子去南方巡视，除了增加儿子的见识，也有让大臣们摸底南方工厂发展的情况。
朱高炽希望通过此次的摸底，更加清楚的认清楚，从而制定针对的措施，遗产税绝对是要贯彻下去的，在他活着的时候不能控制资本，那么他死后更无人可以控制。
&t;divtentadv>他不认为自己能一直控制，但他希望至少能打下基础，指出一个方向，而不是掉过头来吞噬国内。
应天府的工厂很多，因为不像大明工局有统一的规划，各个行业的工厂竞争很激烈，为了活下去，每个工厂极尽所能，也导致很多行业的工厂很乱，充满了重复的资源浪费。
“这是个由蒸汽机驱动，六名工人操作的大型骡机，可以纺出的线与传统的几千名手纺工人纺出的线一样多，而且质量更好，一台蒸汽机可以驱动十几台骡机或几百台织布机。”
扬州上官桥。
李记织造厂。
当年这里繁荣的花船行业遭受了轮番的打击，取而代之的是其他行业的兴盛。
朱瞻基与大臣们随着商人的引导，参观这里当地最大的织造厂。
看着巨大且复杂的机器，令人不可思议的聪慧，在细琐的部件过程里完美展示，朱瞻基不得不感慨，那些工匠是如何做到的。
织造厂的旁边是缥丝厂，再旁边是家缭丝厂。
这座工厂是一座五层楼的建筑，同样是蒸汽机驱动的工厂，这片地区生产的胚纱和布料，最远的销售到西部七省。
最小的一家工厂，也有十三台纺纱机，每台有一百二十个纱锭，有七台织布机，三台梳棉机，二十个转轮用来做粗纱以及其他一些设备。
一座工厂挨着一座工厂，整个地区有上百家工厂。
十几万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工厂提供宿舍区和食堂，因为利润可观，商人们在当地官府的组织下捐了笔钱，修建了漂亮的广场和公园，当地的学校规模也很大。
蹴鞠场竹球场不缺人们在比赛。
每天晚上，天气好的时候，这里会有不少人。
形成的集市里，许多的商贩们做生意，宵夜的时候，这里更为的热闹，五湖四海的食物都能在这里吃到，价格便宜份量又足。
南方的肠粉，北方的炊饼。
城镇的发展受到工厂区的影响，人口被吸收了过来，工厂区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城市里也受到影响，学校的学生们，许多学生只读了县学就不再继续读下去。
因为需要操作机器，更多的孩子在工厂实习，他们最后也会加入工厂。
大片井制度有利有弊。
弊端就是许多的百姓失去了田亩，他们的生计来源只能依靠城市和工厂，如果没有生计，他们的问题就不是穷的问题，而是没有饭吃。
“根据调查，应天府民间商行的工厂工人数量为三十三万六千余名，手纺工人的数量，大概维持在二十四万名左右。”
朱瞻基听到这个数字，满脸的震撼。
才一地而已，民间商行的势力地区让人惊讶。
许多大型的棉纺厂都普遍有五到六层的建筑，最早的蒸汽纺纱机的工厂，动很厉害。
第三层和第四层放置梳棉机、抽纱机、棉条机；第五层用来做卷纱、叠纱和拧纱以及其他成品上进行的工序；第六层通常是顶层，是用来放置弹絮机、开包机以及采棉机，这些机器在一家大型棉纺厂当中都有很多台。
扬州南部郊区，砖砌的大厦，有十几层楼高，商人们合力修建的大厦，这吸引了外地商行的注意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扬州的名气，促成了更多的订单。
一个工厂能把周边的劳动力吸收光。
最新开办的一家大工厂，不光有七层楼高，还有超过十五万个纱锭，由两台汽缸直径二十四寸的蒸汽机来驱动，还装备了一套升降系统在不同楼层之间运输人员和货物。
在京城学习和听过再多的知识，朱瞻基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当下的力量。
经常听到民间商行四个字，通过在扬州的走访，朱瞻基有了更深的认知，难怪父亲越来越重视民间商行。
从应天府到浙江。
嘉兴、杭州、绍兴.
兴起的毛纺业，最终也和棉纺业一样，各地的城镇开始出现类似的大工厂，城镇规模像扬州一样迅速扩张。有些镇子附近的人口几乎全部从事毛纺业。
丝绸业、棉纺业、毛纺业等等，被浙江行省占据了高达七成的份额，无数的商人在这里购买货物，而无数的原料运输到此地。
高丽的黄麻等原料产品，一批船一批船的运输到各个港口，北方的羊毛、西北的棉花成列运输到此，火车和轮船又把浙江的商品带回各地。
因为行业的特殊性，当地有大量的女工。
工厂主更喜欢雇佣妇女，因为妇女更好管理，因为工民联合部的原因，他们给予女工的工钱并不比男工少，但是妇女纤细的手指更善于处理很细的棉线。
不过因为传统的原因，人们对于已婚妇女去工厂工作还不太接受。但是人们也逐渐接受，认为工作是妇女未婚阶段的事情，年龄大了还在工作的妇女则是人们嘲笑和怜悯的对象。
但随着传统丝绸业的改变，大量的家庭作坊失去订单，而田亩的破产，又逐渐打破了传统，家家的妇孺都加入了工厂之中。
经济地位的改变，当地的女性地位也大大的增加，甚至有了女子蹴鞠队。有些男子因为短时间内找不到工作，所以看顾起婴儿。
“工人们依附工厂，与当年佃户们依附地主一样，所以社会资源分配模式，遗产税的征收，就是避免工厂主们垄断社会资源的主要原因。”
杨溥向朱瞻基讲解道。
朱瞻基也明白了，为何父亲说商人们的地位提升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