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回到了文华殿，全国的兵马陆续调动，朱棣也准备离开京城，国家的政权，监国权交给了太子，朝廷的文武并没有感到触动。
人们已经习惯了，惟独永乐朝才有的现象。
皇帝常年不在京中，国家的政务由太子治理，这是很特殊的现象，便观史书，也只有永乐朝达到了巅峰，促进了大明政权的极度稳定。
也是朱高炽这些年来，坚定不移推动社会资源分配模式的底气。
至少朱棣活着的时候，给了朱高炽敢做许多的事情的勇气，并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危，以及会否带来大明地方的不稳定。
“自古以来，商人是不稳定的群体，常年受到历朝历代的打压，以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水平，和历史的局限性，有一定的作用，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偏厅会议室，六部大臣，内阁，各部臣工，数十人坐在罗踏椅上。
这是文华殿的新改动方案。
太子殿下不光提倡前宋的与士大夫治理天下，还提出了与天下人共治，军户的片井区推出的片长，市井的片坊区推出的坊长，施行多年来，让最基层的环境稳定了下来。
不过地方上的乡间，仍然是宗族为主，但是因为巡检衙门的扩充，法律在乡间已经有了更多的支撑，不再是任由宗族自理。
四方桌，四方形。
内四方，外圆。
朱高炽坐在内四方北边的桌子后，内阁大臣与六部尚书坐在其余的三面，剩下的文武们则坐在外圆桌后，以及角落的几名文书。
中间的空地上，摆了五颜六色的盆景，盆景下铺设地毯，上方是吊灯，周边是玻璃窗以及红色落地窗帘，还有一排排的煤油灯。
纸本、硬笔，茶杯。
“沙沙.”
书写的声音充斥寂静的大厅内。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没有农业，社会就不稳定；没有工业，国家就不富足；没有商业，百姓的经济生活就不活跃。”
“大明工局以及各组织和上下游体系，虽然有力保障了社会资源分配，稳定了老百姓们的生活水平，可是社会资源流通太复杂，所以支持民间商行的发展，不光是对大明工局体系的补充，更是社会资源灵活的运转，两者缺一不可，必须要两条腿走路。”
朱高炽念着稿子。
稿子不是朱高炽写的，而是文书房听取他的要求后，编写出来的稿子。
工业化发展到今日，还有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发展，培育出了许多的人才，已经能写出让朱高炽满意的稿子，不再像以前，需要他自己动笔。
文武官员们有年长的，也有中年的，有朱高炽听过的历史上的人名，例如蹇义、宋礼、吕震，以及去世的郑赐、郁新等。
还有许多没有在历史中出现过的名字，特别是如今，因为大明全国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影响，许多人脱离了历史的轨迹，有了新的人生道路。
就连金忠也已经在去年逝世，还有当年的北平系将领，许多的功勋也已去世，所以朱高炽有些担忧朱棣，朱棣五十八岁。
历史上的朱棣病逝在了出征的路上，难道仍然要如此吗。
朱高炽有些于心不忍。
更让朱高炽有些担忧的是自己的身体，虽然目前还好，可是原主的寿命很短，朱棣去世后一年也跟着走了，为了避免意外，朱高炽只能趁着自己活着的时候，为大明打下根基。
任何的制度以及想法，并不是朱高炽可以做到万世不变的。
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犹如大学的校门，本来是打开的，也应该打开，可关了后很难再打开，所以还是需要看老百姓自己。
犹如明朝朱元璋给了老百姓那么多的东西，甚至他们能把违法的官员，以及官官相护的官员抓起来，如果地方上仍然包庇，还可以去金陵，可这些很快烟消云散。
西方的现代社会风俗，就是老百姓们自己争取抗争来的。
朱高炽上一世看过许多西方的书籍，有些很认可，有些不太认可，有句话非常喜欢，关于英国专利权，贵族与工匠们的争夺史。
西方学者给予的评价是，那些不愿意为自己权益抗争的工匠，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并不值得同情。
这与东方的社会舆论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东方的舆论环境，基本上是对贵族的批判，给予工匠同情，这可能的确助长了一些方向。
当然。
朱高炽同时也认为，清朝是扭转这类现象，让人们失去抗争的心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如马可波罗的评价，那些亡国之人很可怜与敏感，痛恨可汗的士兵，那么清朝的人难道就没有这样的心理吗，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半相信，一半忐忑。
朱高炽并不知道他为大明留下的宝贵遗产，能不能被大明的百姓们继承，并发扬下去，因为社会从来不是固定又或者一往无前。
如历史的长河，不进则退才是正常的现象。
朱高炽只能夯实基础。
现在就是他新提出来的，对于大明律的改革，更加的细致化的法律制定。
“但是商人们的破坏力，相信在座的诸位，通过高丽的社会现象，有了清楚的判断，压制商业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不压制更对老百姓们会带来破坏，属于农业上的土地兼并一样的性质。”
“那么不能引导商业为社会与老百姓带来正确的效果，这会是亡国，甚至亡天下的根源。”
“天下很大，大明至今没有探索到尽头，商业不能被禁止，因为禁止了商业，别的地区也会有商业，不进则退，带来的就是落后。”
“并且大明商人们在海外，的确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力，带来了国内需要的资源，以及为大明扩张了势力范围，起到了诸多的功效，是不可否认的。”
人们听着太子殿下的讲话，纷纷记了下来。
这些年来人们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太子殿下的语录，有时候无法让人理解，可未来的事实，又证明了太子殿下的先见之明。
“古代权贵，地方上所有都是他的财产，包括人口，所以唐以前，出名的是酷吏，而贪官在史料记载的较少，唯宋以来，贪官的比例增加，是权利的普及下放导致的，从另外的角度而言，也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朱高炽平静的说道。
“嘶。”
有人忍不住惊讶了，太子殿下的话语，常常能让人深思。
朱高炽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什么叫世家阀门。
他们不用贪，因为土地上本来都是他们的。
犹如马。
给他一个大官做，哪怕能让他的资产增加百分之一，他甚至可以不要钱，并且拿出部分的资金倒贴衙门。
但是宋以后，官员们不行了，他们只能把社会资料运转中转移部分财富给自己，回到家乡铺桥修路资学，就能让乡绅们得意一辈子。
那么在唐以前，土地上的人口和财富，本身就是世家阀门的，两者的生产关系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宋朝时期，制定的法律，在财产保护上有了普及和明确的规定，是天下有史以来，
“前元破坏了宋朝发展的文明，以至于全方面的倒退，大明律继承宋制，可在许多的方面，因为当时没有达到宋朝的经济水平与社会风俗，是有很多不足的。”
“现在的大明律，要学习宋朝时期的财产保护制度，具备鲜明的时代特点。”
“各类法律条文规定继续完善，更具有开明性，例如宋朝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结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立法者从各个方面保障相关权利主体的利益。”
“如今随着大明社会的经济发展，百姓们的财富增长，此类的需求越发的旺盛，大明朝廷要追上社会的脚步，满足百姓们的需求。”
“从法定继承、代位继承、户绝财产继承，保护契约制度等，借鉴宋朝财产保护法律构架，打造符合大明工业化社会需求，百姓们认可，公德秩序认可的完善律法。”
关于财产保护的律法商议，引发了社会上的震动。
元朝时期，奴隶制社会，人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和财富，明代朱元璋虽然下旨，取消了奴隶，又保留了部分勋贵使用奴隶的口子，虽然是进步的，可在律法上并不如宋朝对私人财产保护的完善。
等随着明代土地兼并，地方经济破产，百姓们的需求又降到了追求温饱，所以终明一朝，并没有达到宋朝的文明高度。
宋朝是中国古代中华文明的巅峰，并不是史学家随便说的。
一百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可是突然出现的律法，的确满足了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需求，人们都在兴奋的讨论，并且极力的支持。
特别是商人们，他们迫切的需要朝廷出台这样的法律。
“这其实是太子殿下在拉拢我们。”
合记商行的张薄，在商人聚会上当众解读。
与许多的商行不一样，合记商行并没有大肆扩张高丽，反而追随大明工局的脚步，在渤尼都司等地区提前布局，所以张薄此人虽然经常大言不惭，可却一直活的好好的。
因为大明需要这样的张薄。
符合大明总体利益的张薄，让大明能忍受他的怪异性格，他喜欢吹嘘就吹嘘好了。
听到张薄的说法，许多的商人们恍然大悟。
“多年来，太子殿下出台了一部又一部的规定，对我们商人打压的很厉害啊。”张薄笑着说道，听得周围的商人面色复杂。
不是没人想学张薄，说起来也怪，只有张薄如此放肆却还活的好好的，其余人但凡敢这样的，多数都受到了处罚，所以没有人还敢小瞧张薄。
“不过只要这部法律出台，我相信大家平日里有再多的怨言，今日也能去之七八，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财富了。”
商人们露出了微笑。
但是有些人想到了大宗遗产税，如果能取消遗产税就好了。
许多的大商人去世，每个大商行的东家去世，都会引发税课司的大动作，发生了不少的冲突，甚至有些大商行因此而消失。
可无论规模如何巨大，都无法让税课司让步。
因为每笔巨大的遗产税，让朝廷不愿意放手，于是与民争利的口号，成为了商人们对朝廷的印象，也经常以此攻讦朝廷，不少百姓听到了商人们的说法，觉得商人们说的有道理。
每年的遗产税，通过朝廷支付给大明工局、学校、各组织，通过社会的流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源分配模式思想指导中，为工民联合部保障每个工民的工作待遇提供了部分的支持。
又杜绝了一个商人，通过世袭继承积累，占据绝对大份额的社会资源。除非是卖掉商行，才会一次性征收遗产税，又让商行保持了竞争力。
处处是约束，处处又是商机。
矛盾的社会。
袁容乘坐在火车上，火车在长江铁道桥上行驶，可以看到桥下的江面。
江面千帆。
货船、客船、渔船、粮船、沙船.水道巡检船。
四十余岁的袁容，哪怕见惯了这样的景象，仍然觉得很神奇，他还记得二十岁的时候，与十八岁的朱玉英成婚，那时候的京城可不是这样。
包括北平也是如此，自己十几岁就去了北平。
时间过得真快啊。
袁容忍不住感叹，社会变化的太快了。
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仿佛隔世一般，犹还记得少年时，朱高炽在北平举办的子弟出游，少年少女们
来到了上海县，与随行的人员们搭上去往高丽的轮船，先抵达了汉城。
汉城国王接待了袁容。
大明的驸马爷。
“朝廷并不支持国王收回高丽南部。”袁容拒绝了高丽国王的请求，认真的解释道：“高丽南部地区，地方上的矛盾很深。”
李芳果皱起了眉头。
能活就是本事。
弟弟再也能力，可是他死了，他死了就失败了。
李芳果想要收回高丽南部。
国内都在痛骂李芳远，认为是李芳远导致了今天高丽的地步，失败者肯定承担责任，李芳果不希望这样，作为高丽国王，至少自己死前能收回高丽南部。
否则当自己死后，高丽很难再收回高丽南部了。
袁容笑道：“高丽南部的乱民们虽然得到了惩罚，并且被驱逐出高丽，可是流民不代表不会继续作乱，如果矛盾继续加深，新的乱民还是诞生，并且规模可能更大。”
“李芳远此人能力还是不错的，他都压不住，现在他不在了，当高丽地区再一次爆发乱民，我相信高丽内部并无人可平。”
李芳果安静的听着袁容。
说来说去，无非是上国不愿意高丽统一而已，李芳果知道多说无用，也就不愿意得罪袁容，看上国准备如何安排高丽南部。
袁容知道李芳果的个性，是一个懂进退的人。
懂进退好啊。
大明怕的不是讲道理，怕的是那些不讲道理的蛮人。
只要能讲道理，大明就能以最小的成本拿到最大的利益，而那些无法沟通的野蛮人，却只能靠拳头说话，反而成本很高。
当年的李芳果能讲道理，所以大明这些年来，不光收复了安平都司和咸镜都司，还与高丽共管了黄海道，又通过在高丽北部的布局，把大量的流民引去了高丽南部。
最后通过矛盾，引爆了高丽南部地区，让“不讲道理”的高丽南王彻底失败，最后回到了与大明讲道理的局势，让大明占尽了利益。
至于高丽百姓们的困苦和流离失所，并不是大明朝廷追求的，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
难道高丽自己不能发展起来，高丽的小朝廷让自己的百姓们吃不饱穿不暖，却要把责任推到大明身上吗？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袁容理直气壮的说道：“为了保持高丽南部地区的稳定和安宁，大明作为宗主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高丽的百姓们着想。”
“因此制定了几条的规则，首先是财产受到保护，任何人在高丽的资产与财富，不可受到打压和控制，这是不文明的。”
“其次是商贸，商贸能为百姓们增加经济发展，所以高丽不能禁止商贸，反而还要鼓励商贸，大明允许高丽商人们去大明贸易，高丽也要支持大明商人们到高丽做生意，互惠互利，共同开放。”
“最后，无论是大明还是高丽，都要保护百姓们的生命权，考虑高丽的不稳定，所以高丽应该认可大明商人们在高丽成立的护厂队，不能禁止和打压。”
听完袁容的要求，李芳果就不愿意再谈了。
高丽的商人们，有能力去大明做生意吗？高丽还有自己的商人吗？高丽的小作坊基本上破产了，高丽的工厂都是大明人开办的。
他们从高丽赚取了海量的财富，又把海量的财富运回大明，不给高丽剩下一丝，只留下了满目狼藉的社会环境与民不聊生。
护厂队合起来的实力，比地方上的实力都要大，他们还约定共同进退，让官府需要看护厂队的眼色，到底是谁的天下。
李芳果无能为力。
军队被大明控制了，经济也被大明控制了，勋贵们也投靠了大明，甚至流民们为了一口饭吃，也被大明的商人们引导。
李芳果只是个国王，什么都没有的国王。
懂进退的李芳果只想着保护自己家族的财富和生命安全，以及荣华富贵。
不懂进退的李芳远已经死了。
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抗拒大明商人们的脚步的高丽南部，也因为前年的高丽民乱，彻底被打开了大门，坚持了十几年的李芳远，不光自己死了，他的多年来的成果也彻底消散。
袁容离开了汉城后，一路南下。
犹如弹簧，当年抗拒的多么坚决，如今垮的就有多快。
高丽南部地区土地兼并速度夸张的令人咋舌。
流民破坏了许多，加上新的政令，离开了土地的勋贵，那些土地属于无主的，大明商人们从乱军手中获得，属于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报答给了大明的商行。
加上经济的崩溃，物资的短缺，大明商人们用最小的代价，购买到了巨大规模的土地，控制了高丽南部三成以上的田亩。
例如黄麻种植区，高丽南部比北部更合适。
大明有上亿的人口。
商品物资运输的发达，对麻绳麻袋的需求仿佛没有止境，生产多少都会欠缺，工厂每年的产量都在提高，可是社会的需求也在不停增长。
于是黄麻从高丽北部种植到了高丽南部。
高丽的农业田亩渐少，粮食产量越发的降低，百姓们更难买到粮食，他们也没钱买粮食。
农业的兼并，人们无地可种，只有加入工业的道路，可是高丽没有工民联合部，没有社会资源分配模式，人力的过剩，以及资本的压榨，他们在工厂里干活只能获得极少的口粮。
十九世纪，伦敦的工人平均寿命是二十二岁。利物浦、普雷斯顿和曼彻斯特其他城镇的工人们，如果能活到十九岁就算很幸运。
英国的各个工厂，煤矿，不光有老人妇人，还有几岁的孩子们，只要能干活的，都会成为廉价的劳动力。
与之对比的是绅士们。
英国的乡绅们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大多数绅士的住宅都有盥洗室，有些盥洗室还有冷热自来水。
在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例如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那里贫民窟的排屋，院子里充满了从厕所溢出来的粪便，深达近六英寸，人们在院子放置了砖块，以使住户可以不湿鞋子从院子穿过。
这才是资本社会。
为什么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百姓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因为他们过得太悲惨了，所以最后又诞生了先进理论。
袁容一路观察高丽南部地区。
成片成片衣不蔽体的流民们，蜷缩在城墙根下，城门口的门丁不允许他们进入城里乞讨。没有健壮的劳动力，更没有年轻漂亮的女性，这类人早就被挑走了。
与之相反。
当袁容进入全罗道罗州城时，城里的主干道上，大明商人们的居住区，不光修建了笔直的道路，模仿国内用石砖铺设，道路两旁全部是崭新的小楼房。
每栋楼房的大门前，竖立了一根煤油路灯。
栽种的树木，和修建的园，把这片居住区点缀的犹如世外桃源。
门前园里，男仆正在搬运家具，女仆在清扫院子，打扫的一尘不染，靴子底不沾灰。
与国内一样，大明商人们成立了片坊，推出了管理片坊的片坊长，维持居住区的治理，甚至成立了巡检司，保障居住区的治安，不让外面的人进来。
这里生活的人，除了大明商行的东家掌柜们，还有国内来的中高管理层。
他们的孩子在园里嬉戏。
园旁有广场，广场中央有孔子雕像和喷泉，不远处是学校，还有一座佛堂和道观，有片区居民一起出钱，请的清道夫们维持整洁。
刚刚从城外进城的袁容，在人们的簇拥下，有些不太适应，差距太大了。
这个差距，犹如天和地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