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年1月，改版后的《最文学》第一期发表。
从今年开始，《最文学》从双月刊改为月刊。本来，双月改单月刊编辑部肯定会有一阵子混乱。但好在姜玉楼提前布局，而且有着半年的缓冲期，因此过渡得非常顺利。
读者们对《最文学》的改版也持欢迎的态度。
这个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人们喜欢读书，乐于阅读，即使是纯文学期刊也有不错的销量，更何况《最文学》这样的老牌文学杂志。
为了取得开门红，宋文和姜玉楼沟通一番，选择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作品当成攻城锤，放在第一期。
结果，这部作品并没有让大家失望，本身作品就很优秀，题材又和近些年来最受到读书人关注的移民和美利坚有关系，销量毫无意外地一路走高。
要知道，《最文学》还是双月刊的时候，平均一期能卖个一百二十万册左右。而这一期呢，根据邮局的订购信息和书店的数据，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卖掉了一百万册。也就是说，这一期的最终销量很可能超过两百万册。
销量暂且不谈，《北京人在纽约》却因为作品的描述，引起了很大一部分人的不满。
这些人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在小说的描述中，美利坚并没有宣传中的那样美好。
在他们的认知中，美利坚是民主和自由的灯塔，是全人类的希望。在那里生活的人男人帅气有风度，女性漂亮还有人高的学历。他们工资高，福利好，人人住别墅，家家户户有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还有汽车。
只要在美利坚工作，每天吃的都是大餐，更是只需工作八小时，更别提每周还有两天休息，还有年休假，让人羡慕坏了。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教育免费，医疗免费等对这个未知国家的想象。
在他们心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美利坚，即使是世界两极之一的苏联也比不上。
可是姜玉楼的这部作品是怎么写的，大搞种族歧视的红脖子，老白男，欺负亚裔的黑人。美利坚的百姓也不都是富贵的，那里贫富差距极大，大富豪住在大平层和别墅，精英阶层会住在治安好的小区，穷鬼要么流浪，要么住在治安差，以黑人为主的街区。
除此之外，吸毒、滥情、枪支泛滥等也是刷新了国人的认知。
如果只是这样，也不至于让一部分人出离了愤怒。实在是小说中关于移民生活的描述，才是真正刺痛了他们的内心。
他们本以为美利坚即使再不堪，可只要凭借努力，华人总能生活得很好，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比如王起明这个音乐家，在美利坚生活得并不好，他靠着自己的小提琴演奏技巧在美利坚连混一顿饱饭都做不到。
王起明和他的妻子睡的是最差的地下室，工作也并不体面，只能给中餐馆的老板打工，当一个月薪还没老墨高的洗碗工。
为了钱，为了有体面的生活，王起明和她的妻子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他们不再是曾经的华夏公民，他们失去了曾经的善良，变得市侩，变得容易嫉妒，甚至连他们的爱情都变质了。
其实，这就是资本对人的异化。
你以为只有新移民生活的不如意吗？
不，即使是许多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也是活得不如狗。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美利坚公民，从小到大都是接受的美利坚教育，结果呢，同样的职位，亚裔就是竞争不过白人，甚至竞争不过不如自己的黑人。
即使那些有工作的华裔，他们想竞争同样不容易，有一层叫做天花板的东西扣在他们头顶，任凭他们如何天才，如何努力，如何优秀，也休想打破那层天花板。
除了这些能看见的，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对移民也并不友好。
比如文化，比如信仰，比如对政治的关注度，亦或者一些习惯都有可能造成美利坚人白人对其他族裔的歧视。
总之，在姜玉楼笔下，美利坚显然不是一个好去处。
假的，都是假的，这是姜玉楼对美利坚的污蔑。
他的这些描写，在那些人看来是对美利坚制度和社会的仇恨和批判，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嫌疑。
看这部作品不爽的人有之，可是喜欢的人明显更多。
《北京人在纽约》这部作品的思想很容易琢磨，那就是对以美利坚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
此时国内的读者有老有少，能读懂这部作品的，最起码也是完成了高中学业的。
大多数读者受了那么多年教育，三观非常正，自然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比如书中对资本家生活的奢侈享受，他们就知道这是不对的，同时，他们也会同情美利坚的底层群众。
那一部分人的生活甚至不如生活在八十年代的华夏，美利坚的底层百姓不仅日子过得苦，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很大一部分读者喜欢这部作品，除了小说本身的可读性，也有赖于小说中对美利坚的揭示。
这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人们想要了解国外的途径非常狭窄，多是道听途说，终于有一部作品如此露骨的揭示美利坚，对美利坚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自然大受欢迎。
因此，《北京人在纽约》发表后的半个月时间内，批评声不是没有，但和姜玉楼想象中的那种山呼海啸一般的浪潮完全不一样。
一开始，姜玉楼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可转念一想，他就明白了。
在中美蜜月期之前，国内对美利坚的称呼可是美帝国主义，加上抗美援朝的血战，上至官员，下至普通百姓，对老美有能有好感度才怪。
也就是两国蜜月期，结束了几十年的对抗，才让不少普通人对美利坚心存幻想。其实，美利坚一直没有变，变的只是手段而已。
因此，《北京人在纽约》靠着揭露和批判，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利坚好奇心，使得《最文学》一月刊的销量节节攀升。
难得有个对美利坚十分了解的华夏用摆事实讲道理，扒底裤的方式将美利坚的方方面面，细致入微的呈现在了读者眼前，这样的小说谁不好奇？
《北京人在纽约》的口碑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在读者当中发酵，好评不断的同时，也少不了对这部作品的批评。
上市仅仅半个多月，《最文学》编辑部的读者来信便如同潮水般涌来。其中，骂得最凶、最不留情面的，便是国内高校中的某些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所谓“受害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便是这个时代的所谓“公知”，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
这些人不仅来信怒骂，还热衷于向报纸、杂志投稿，将他们的不满和愤怒转化为文字，大肆宣泄。他们的言辞激烈，情绪激昂，仿佛要将所有的不满和愤怒都倾泻而出。
在这个时代，高校的文化人受到的礼遇是空前的。他们享受着社会的尊重和优待，拥有着比一般老百姓更多的发声机会和平台。因此，他们想要在媒体上发声，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位和待遇，使得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更加引人注目。他们的每一次发声，都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判断。
他们诅咒着姜玉楼的这部作品，有人甚至打电话进行举报，他们觉得姜玉楼这部作品会使得友邦惊诧，挑起两国争端，心思大大的坏。
在批判姜玉楼的同时，他们也不忘兜售他们的观点，那就是全面学习西方，甚至是西化。
这就有点老调重弹的意思，不过随着中美交流的扩大化，这种论调还真有些市场。
正因如此，有着这些人的存在，报纸和杂志上对《北京人在纽约》和姜玉楼本人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尽管《北京人在纽约》以其深刻的内涵、细腻的人物刻画和生动的情节设计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和认可，但由于受限于那个时代的传播条件、信息交流的滞涩，以及某些人的包藏祸心，使得对姜玉楼和《北京人在纽约》的批判声音愈演愈烈。
这一次，姜玉楼成了某些人的靶子和目标，恨不得将他的作品都禁掉。
除了八十年代的“公知”派，文化界总体而言对姜玉楼极为包容。
毕竟姜老师去年才拿了个世界性的文学奖项，为国家，为作协挣足了脸面，他们这时候肯定不能骂，相反，还得护着才行。
即便有些体制内的人士对于姜玉楼和《北京人在纽约》这部不满，也不会当众批评他，顶多私下里发发牢骚。
总之，《北京人在纽约》算是彻底火了，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都被认为是姜玉楼这些年最有深度的优秀作品。
大部分读者喜欢，能从中看清美利坚的真面目，如果移民的时候能想起他的这部作品，三思而后行，姜玉楼便达成了目的。
“曹老哥，我总算没有辜负你的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