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初，初中总算是念完了，中考也熬过去了。在教学改革的优惠政策下：即毕业考试加平时成绩相结合来决定学生是否毕业。即：考试不及格但平时成绩不错也可以算毕业。在老师的照顾下，我们班有不少同学受惠于此，当然也包括我。就是老师在平时将这些同学单独叫出来，告诉我们一些题的答案，不管你懂不懂，也不管你会不会，第二天一上课，老师点到你的名字，你或起立作答或到黑板上书写，即使不全对但总能得3分，记的用心点没准还能得到4分或5分呢！俄语老师、数学老师都这样帮助我们这些倒霉的学生，化学、物理在初中时不算主科，到了高中才成为主科，老师也就不管了。在这种大环境下，真苦了我们班那些想上高中的好学生，他们在初三这一年里几乎得不到回答问题的机会!
中考决定着学生们将来是否能考上高中、中专、中技、半工半读或就业。我原本就什么学也不想上，只想着赶紧就业，上班、干活、挣钱、帮我爸。可老师吓唬我们，说不参加中考就不给分配工作，害的我们这些不愿意参加考试的人每人交2元考试费，语文、数学、政治、外语各5角。中考的试卷难度可想而知，除了校名、姓名、班级、学号外基本无字可写，半小时交卷后不知寒碜的玩去了。
不管考试成绩如何，天知道中考得了几分？我总算是毕业了。终于可以不上学了！晚上再也不会去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了，书都撕没了，作业本早就上茅房用了；再也不用背那些记不住的俄语单词和变格变位了；再也不用去搞懂角边角、边角边的关系了；再也不用望着那些大括号、小括号、平方、开方、圆周率去发呆了；终于再也不会被同学奚落、讥笑，窘迫的场景将一去不复返。学校啊！终于离开你了，再也不用迈进这个让我受尽凌辱、冷漠、心酸的大门，它使你失去自尊、感觉不到温暖、可憎的老师，你们再也无法整治我了。
考试通知下来了，当然什么也没考上，乖乖等待着分配工作。每天在上班后的憧憬中度过----修马路、砸蜂窝煤、运垃圾、到西山去种树等等，干一天体力活，出一身臭汗，吃饱饭，晚上一睡觉，再也不用动脑子，那得有多美呀！这就是我对工作的最高追求。
而现在是每天睡到八、九点才起，中午吃完饭几个淘友就来了。淘友----当然都是落榜生。我们一起去什刹海游泳、去景山爬万春亭、去北海上白塔，四九城的瞎转悠！累了就坐在家门道儿那儿侃大山，由封神演义到聊斋，由红楼梦到镜花缘，七大洲、五大洋、法兰克福、热那亚，就没有不聊的；还时不时因为世界上哪个楼最高、那条马路最热闹、哪儿最好玩、哪儿的东西最好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
无聊的我们度过了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快到7月底了，侯锦鸟接到了工作通知书，在王府井做点心；进入8月，刘秀美、张一分到北京电影洗印厂；王燕凹分到人民日报社；庄重分到西山林场；辛玉州、宋铁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葛希鱼在中国原子能研究中心；李寿全分到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工厂；刘彦武分到公安部下属的一个工厂；张华到服务局学做饭；别的班的、其他学校的、胡同里的没考上学的男男女女都被分配工作了，唯独没有我……
9月1号后，胡同里静下来了，什刹海也没多少人了，公园里也消停了下来，学生进了学校，有工作的人进了单位，我呢？通知书呢？找谁去问？无奈的我坐在院里发呆，院子里静悄悄的，家里只有我和我妈，吃起饭来索然无味，睡起觉来翻来覆去，该做点什么！我不知道……
每天早晨起来都感觉一片茫然……出门溜达，别给自己找烦，别给妈添堵，别给街坊四邻找话茬。出门顺着北新桥往南走，过东四再往南到东单，拐弯往西，路过天安门再过中南海，望着电报大楼的报时钟发呆。由西单往北拐到了西单商场，不敢进，因为兜里没有一分钱，怕碰见卖冰棍的犯馋，走到了平安里往东走，都到北海后门了还不见多少人，走到地安门后又奔鼓楼，已经非常疲惫了，但不走也不成呀，烦恼暂无踪影，心里只想喝水吃饭。又走了3里地------北新桥，终于到家了。我这样隔三差五的走一趟，消磨时间，好像此时的时光不那么美好了。
9月18号的清晨，邮递员的一声：“李光宇的信”唤得我跳出家门，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个浅色的牛皮纸信封，右下侧印着红色的------“北京市对外贸易局”字样，左上方写着------北京市东城区香饵胡同86号，中间写着------李光宇收。信封递到我手中，兴奋、沮丧、失落、无奈、别扭……真是五味杂陈。
兴奋的是我也有工作了，我也可以挣钱了；失落的是别人都是去工厂当工人，而我去的这个局是干什么的呢？沮丧的是什么叫对外贸易？无奈的是我才15岁，属于未成年，不能自己到社会上找工作；别扭的是为什么发通知的单位不是公路局、环卫局、园林局，而恰恰是谁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对外贸易局！我坐在屋里发呆犯愣，这时爸爸说：“别楞着了，撕开看看呀！”我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白纸，上面油印着两行字：“你已被我局对外贸易学校录取，请于9月20号到宣武区三庙前街市府大楼南大礼堂面试”左上角是用钢笔写着“李光宇”三个字。我看完通知书后犹如五雷轰顶，怎么还是学校呀！不是什么都没考上就可以工作了吗？怎么还要上学呢？还是什么对外贸易？怎么怕什么来什么，烦什么就有什么！爸爸看完通知书后开导我说：“总算不是工人了。对外贸易是上层建筑，爸爸心中的上层建筑就是别跟我一样，没日没夜的干活，一手油泥一身臭汗，钻进汽车底下没完没了的修着那永远也修不完的破汽车，而是像我们厂里坐办公室的干部一样，像那些在银行里工作的人一样，夏天晒不着、冬天冻不着。对外贸易无非就是对外的交换与买卖，肯定要斯文些、干净些。不管将来做什么，现在必须去做的事------去面试！”
转眼面试的日子到了，爸爸给了我一块钱坐公交车，下车后打听到了南大礼堂的具体位置。当时北京市政府在正义路，市政府办事的各局、部委、办公室都在这座市府大楼里，外贸局就在这座大楼的4层。这条街是东西走向，市府大楼在路北，那南大礼堂当然就在路南啦。只见南大礼堂门口人头攒动，不少孩子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等待面试。我来到报名处，把通知书交给工作人员后，他就让我进了礼堂。所谓的面试考场，就是靠墙放了一排长条椅子供面试的考生备考，再往前十米左右放着三张桌子，间隔一米左右，桌子后面坐着老师，点谁的名字，谁就站起来走向老师。（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是我事后听老师们讲的：从备考椅走向老师这十米，看似正常，其实也是面试的一部分，是老师在面试学生们的外形条件）。“李光宇”中间桌子的潘老师喊了我的名字，我略显紧张的走了过去，老师问了我一些常规的问题：姓名、年龄、毕业学校等，我一一做了回答。还问我了解对外贸易学校是学什么的吗？我很坦诚地回答“不知道”。潘老师说：“行了，回家等通知吧！”
就是这位潘老师，他叫潘且勋，原是园林局的保卫干部。1964年支援外贸到局人事处，现负责组建这个“半工半读对外贸易学校（二部）”。由于他的垂青使我一个懵懂青年进入了对外贸易这个行当，成为对外贸易事业中的一员，我非常感谢您------潘老师！
面试结束回家后，不玩了、不遛了、话少了、到门口的次数变多了，耐心而焦灼的等待着正式的通知。
9月20日，我接到了外贸局来的通知：我已通过面试，需要在9月22日上午到邮电医院进行体检。我赶紧打听邮电医院在哪。我爸曾经是蹬三轮的，北京哪有他不认识的地方呀！当时就告诉我邮电医院在二龙路，还跟我说骑我的车去吧，省点车票钱。
1965年9月27日，正式的通知寄来了，“经面试和体检，你已被录取，请于10月13日携带户口本、行李、粮油关系到南大礼堂（面试处）集合，到房山校址报道”。
1965年7月初，初中总算是念完了，中考也熬过去了。在教学改革的优惠政策下：即毕业考试加平时成绩相结合来决定学生是否毕业。即：考试不及格但平时成绩不错也可以算毕业。在老师的照顾下，我们班有不少同学受惠于此，当然也包括我。就是老师在平时将这些同学单独叫出来，告诉我们一些题的答案，不管你懂不懂，也不管你会不会，第二天一上课，老师点到你的名字，你或起立作答或到黑板上书写，即使不全对但总能得3分，记的用心点没准还能得到4分或5分呢！俄语老师、数学老师都这样帮助我们这些倒霉的学生，化学、物理在初中时不算主科，到了高中才成为主科，老师也就不管了。在这种大环境下，真苦了我们班那些想上高中的好学生，他们在初三这一年里几乎得不到回答问题的机会!
中考决定着学生们将来是否能考上高中、中专、中技、半工半读或就业。我原本就什么学也不想上，只想着赶紧就业，上班、干活、挣钱、帮我爸。可老师吓唬我们，说不参加中考就不给分配工作，害的我们这些不愿意参加考试的人每人交2元考试费，语文、数学、政治、外语各5角。中考的试卷难度可想而知，除了校名、姓名、班级、学号外基本无字可写，半小时交卷后不知寒碜的玩去了。
不管考试成绩如何，天知道中考得了几分？我总算是毕业了。终于可以不上学了！晚上再也不会去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了，书都撕没了，作业本早就上茅房用了；再也不用背那些记不住的俄语单词和变格变位了；再也不用去搞懂角边角、边角边的关系了；再也不用望着那些大括号、小括号、平方、开方、圆周率去发呆了；终于再也不会被同学奚落、讥笑，窘迫的场景将一去不复返。学校啊！终于离开你了，再也不用迈进这个让我受尽凌辱、冷漠、心酸的大门，它使你失去自尊、感觉不到温暖、可憎的老师，你们再也无法整治我了。
考试通知下来了，当然什么也没考上，乖乖等待着分配工作。每天在上班后的憧憬中度过----修马路、砸蜂窝煤、运垃圾、到西山去种树等等，干一天体力活，出一身臭汗，吃饱饭，晚上一睡觉，再也不用动脑子，那得有多美呀！这就是我对工作的最高追求。
而现在是每天睡到八、九点才起，中午吃完饭几个淘友就来了。淘友----当然都是落榜生。我们一起去什刹海游泳、去景山爬万春亭、去北海上白塔，四九城的瞎转悠！累了就坐在家门道儿那儿侃大山，由封神演义到聊斋，由红楼梦到镜花缘，七大洲、五大洋、法兰克福、热那亚，就没有不聊的；还时不时因为世界上哪个楼最高、那条马路最热闹、哪儿最好玩、哪儿的东西最好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
无聊的我们度过了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快到7月底了，侯锦鸟接到了工作通知书，在王府井做点心；进入8月，刘秀美、张一分到北京电影洗印厂；王燕凹分到人民日报社；庄重分到西山林场；辛玉州、宋铁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葛希鱼在中国原子能研究中心；李寿全分到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工厂；刘彦武分到公安部下属的一个工厂；张华到服务局学做饭；别的班的、其他学校的、胡同里的没考上学的男男女女都被分配工作了，唯独没有我……
9月1号后，胡同里静下来了，什刹海也没多少人了，公园里也消停了下来，学生进了学校，有工作的人进了单位，我呢？通知书呢？找谁去问？无奈的我坐在院里发呆，院子里静悄悄的，家里只有我和我妈，吃起饭来索然无味，睡起觉来翻来覆去，该做点什么！我不知道……
每天早晨起来都感觉一片茫然……出门溜达，别给自己找烦，别给妈添堵，别给街坊四邻找话茬。出门顺着北新桥往南走，过东四再往南到东单，拐弯往西，路过天安门再过中南海，望着电报大楼的报时钟发呆。由西单往北拐到了西单商场，不敢进，因为兜里没有一分钱，怕碰见卖冰棍的犯馋，走到了平安里往东走，都到北海后门了还不见多少人，走到地安门后又奔鼓楼，已经非常疲惫了，但不走也不成呀，烦恼暂无踪影，心里只想喝水吃饭。又走了3里地------北新桥，终于到家了。我这样隔三差五的走一趟，消磨时间，好像此时的时光不那么美好了。
9月18号的清晨，邮递员的一声：“李光宇的信”唤得我跳出家门，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个浅色的牛皮纸信封，右下侧印着红色的------“北京市对外贸易局”字样，左上方写着------北京市东城区香饵胡同86号，中间写着------李光宇收。信封递到我手中，兴奋、沮丧、失落、无奈、别扭……真是五味杂陈。
兴奋的是我也有工作了，我也可以挣钱了；失落的是别人都是去工厂当工人，而我去的这个局是干什么的呢？沮丧的是什么叫对外贸易？无奈的是我才15岁，属于未成年，不能自己到社会上找工作；别扭的是为什么发通知的单位不是公路局、环卫局、园林局，而恰恰是谁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对外贸易局！我坐在屋里发呆犯愣，这时爸爸说：“别楞着了，撕开看看呀！”我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白纸，上面油印着两行字：“你已被我局对外贸易学校录取，请于9月20号到宣武区三庙前街市府大楼南大礼堂面试”左上角是用钢笔写着“李光宇”三个字。我看完通知书后犹如五雷轰顶，怎么还是学校呀！不是什么都没考上就可以工作了吗？怎么还要上学呢？还是什么对外贸易？怎么怕什么来什么，烦什么就有什么！爸爸看完通知书后开导我说：“总算不是工人了。对外贸易是上层建筑，爸爸心中的上层建筑就是别跟我一样，没日没夜的干活，一手油泥一身臭汗，钻进汽车底下没完没了的修着那永远也修不完的破汽车，而是像我们厂里坐办公室的干部一样，像那些在银行里工作的人一样，夏天晒不着、冬天冻不着。对外贸易无非就是对外的交换与买卖，肯定要斯文些、干净些。不管将来做什么，现在必须去做的事------去面试！”
转眼面试的日子到了，爸爸给了我一块钱坐公交车，下车后打听到了南大礼堂的具体位置。当时北京市政府在正义路，市政府办事的各局、部委、办公室都在这座市府大楼里，外贸局就在这座大楼的4层。这条街是东西走向，市府大楼在路北，那南大礼堂当然就在路南啦。只见南大礼堂门口人头攒动，不少孩子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等待面试。我来到报名处，把通知书交给工作人员后，他就让我进了礼堂。所谓的面试考场，就是靠墙放了一排长条椅子供面试的考生备考，再往前十米左右放着三张桌子，间隔一米左右，桌子后面坐着老师，点谁的名字，谁就站起来走向老师。（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是我事后听老师们讲的：从备考椅走向老师这十米，看似正常，其实也是面试的一部分，是老师在面试学生们的外形条件）。“李光宇”中间桌子的潘老师喊了我的名字，我略显紧张的走了过去，老师问了我一些常规的问题：姓名、年龄、毕业学校等，我一一做了回答。还问我了解对外贸易学校是学什么的吗？我很坦诚地回答“不知道”。潘老师说：“行了，回家等通知吧！”
就是这位潘老师，他叫潘且勋，原是园林局的保卫干部。1964年支援外贸到局人事处，现负责组建这个“半工半读对外贸易学校（二部）”。由于他的垂青使我一个懵懂青年进入了对外贸易这个行当，成为对外贸易事业中的一员，我非常感谢您------潘老师！
面试结束回家后，不玩了、不遛了、话少了、到门口的次数变多了，耐心而焦灼的等待着正式的通知。
9月20日，我接到了外贸局来的通知：我已通过面试，需要在9月22日上午到邮电医院进行体检。我赶紧打听邮电医院在哪。我爸曾经是蹬三轮的，北京哪有他不认识的地方呀！当时就告诉我邮电医院在二龙路，还跟我说骑我的车去吧，省点车票钱。
1965年9月27日，正式的通知寄来了，“经面试和体检，你已被录取，请于10月13日携带户口本、行李、粮油关系到南大礼堂（面试处）集合，到房山校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