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还有七个月，美国才会遭遇珍珠港事件，进而加入那场已经在欧洲大陆上打响了将近两年的战争，我则与我的美国医生登山朋友查理及他的新婚妻子多尔卡丝一起去攀登了大特顿山（我们在珍妮湖的联合营地就是查理和多尔卡丝的蜜月套房）。这时候，我了解到鲁道夫・赫斯偷了一架德国空军的飞机飞往英国，跳伞到了苏格兰。赫斯其人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所谓的副元首，地位仅次于希特勒，曾经在慕尼黑的那间啤酒馆里，这个长着两道浓眉的沉默男人和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坐在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布鲁诺・西吉尔身边。
报纸只是简要介绍了这件事，而且看来根本说不通。
赫斯驾驶的梅塞施密特BF110D重型战斗机特别装配了可供长距离飞行使用的副油箱，可他却只身一人驾驶飞机。英国的雷达发现了赫斯的飞机，在喷火式战斗机和其他战斗机的拦截下，他开始低空飞行，借此规避雷达和躲避追踪他的飞机，不过他在苏格兰选择了一条不合逻辑的飞行路线：低空飞过基尔马诺克，攀升后飞跃克莱德湾，然后再次在内陆地区倾斜飞行，最后飞越了苏威克沼泽。当时依旧是最高机密设备的英国拦截雷达后来报告称，这单独一驾战机在格拉斯哥南部某地坠毁，不过鲁道夫・赫斯已经在坠机前跳伞逃生，降落在伊格尔沙姆村，着陆时脚踝受了伤。
赫斯被捕后进了英国的监狱，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信息。
珍珠港事件之后，我的登山好友查理便入伍了，成为了一名空军军医。当时我已经三十八岁了，没有特殊才能，只有很多旅行和登山经验，于是我被几个兵种拒之门外。不过到了最后，美国一个特设情报机构接纳了我，这个组织的名称OSS是首字母缩略语，全称则是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情报局）。在那里，我学会了希腊语，最后跳伞到希腊群岛，这些岛的名字如凯法利尼亚岛、萨索斯岛、科斯岛、斯佩察岛以及我最喜欢的海德拉岛。我在那里做一份并不危险的工作，帮助组织和武装游击队，并且尽我们所能给德国占领者制造麻烦。
这里我要很惭愧地说一句，所谓的“制造麻烦”，通常就是伏击德国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并暗杀他们。我还要既羞愧且骄傲地承认一点，那就是我的工作表现相当出色。
就这样，对于1941年鲁道夫・赫斯孤身驾机飞往英国这一貌似疯狂的举动，二战期间我在战略情报局服役时偶然间发现了更多的资料，这些情报在当时都属机密信息（现在依旧如此）。
在伊格尔沙姆村被抓后，赫斯首先在吉夫诺克接受了皇家观察团军官的审问，他坚称他带来了“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重要秘密信息”，不过赫斯只会对汉密尔顿公爵吐露实情。
赫斯被带到了格拉斯哥的玛丽丘兵营，在那里他的确单独见到了汉密尔顿公爵。谈话一结束，英国皇家空军就驾驶飞机把公爵送到了牛津附近的基德灵顿，然后有人驱车把公爵从那里送到了伦敦，到了伦敦之后，他在迪奇雷庄园秘密会见了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还记得当时是不列颠之战中最黑暗的日子。英国军队在向敦刻尔克撤退期间被打得溃不成军，其实已经被逼到了海上，他们的重武器和无数英军士兵的尸体都被丢弃到了海滩之上。1940年夏，法国战败并被占领，德国召集了2400多艘驳船，要运送德军和装甲部队穿越英吉利海峡。德国还发出作战计划，要求数十万德国士兵入侵英国，伞兵会在布赖顿和多佛尔附近降落。几个小时之后，由驱逐舰和德国纳粹空军掩护的驳船和专门的登陆艇就会从布伦出发驾向伊斯特本，从加莱前往福克斯顿，从瑟堡驶向莱姆里杰斯，从勒阿弗尔进军文特诺和布赖顿，从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前往拉姆斯盖特。
然而，据说，那年春天，温斯顿・丘吉尔给阿道夫・希特勒送去了一份秘密的最后通牒，而传递这份通牒的人正是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也为了娶美国一个离过婚的沃丽斯夫人，放弃了王位。1940年，这位前国王当时被世人称为温莎公爵，他和他那位一直闷闷不乐的公爵夫人生活在巴哈马。通过战略情报局的渠道我了解到，英国情报部门和丘吉尔政府都很怀疑这对夫妇亲纳粹，所以在二战爆发之前，他们不允许这两个人留在法国或西班牙。所有的情报部门都知道，即便暂居巴哈马，温莎公爵的朋友圈和他的公务随员中也有很多来自六个纳粹军政机构的德国间谍。
1943年，我们在特斯波蒂亚岛上，忙着锁定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德国军官，进行暗杀，同时还要除去助纣为虐的卡姆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国家社会主义党。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丘吉尔通过巴哈马的温莎公爵交给希特勒一件证据，表示英政府掌握了阿道夫年轻时的一些照片，照片对他很不利，而且令人难堪，不过只要元首下命令，取消迫在眉睫且不可扭转的对英入侵，他们就愿意克制自己，不把这些照片公之于世。
我在战略情报局有个熟人，此人刚刚从伦敦、古巴和巴哈马回来，并且认识这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他还说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是这次行动的参与者，海明威在古巴做间谍，偶然间听到了行动中的几次谈话，并且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和美国海军情报局的严密监视）。我的这位熟人说，希特勒被丘吉尔的威胁搞得寝食难安，于是秘密派他的心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去执行这次有去无回的秘密任务。据战略情报局控制官提供的消息，希特勒的要求很简单：不公布照片（不管照片上是什么内容），不入侵英国。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丘吉尔接受这一条件的消息是如何传递到柏林的，我的朋友和战略情报局的头儿只知道这次的传递渠道不是住在巴哈马的温莎公爵或公爵夫人，不过消息确实传递过去了。那年夏末，“海狮计划”被取消了，在这个计划中，希特勒精心策划了很多不惜血本的计划，做了后勤安排，筹集了新式武器，以便可以从海上和空中入侵英国，结果全都化为了泡影。英国政府对此给出了官方解释：德国人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皆因为赫尔曼・戈林领导的德国纳粹空军无法战胜英国空军，然而，在希特勒下达取消命令的时候，德国即将在英吉利海峡上建立空中优势，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场距离彻底被毁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就这样，不列颠之战那场空战成为了拯救英国免遭德国纳粹铁蹄践踏的关键因素，因而永垂青史，而1921年来自奥地利经由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传递而来的对纳粹不利的七张照片和七张底片则与此毫无关系。
1943年，我窝在希腊群山中的一个山洞里，笑着流出了眼泪。我举起装有巴斯巴亚尼斯・普洛玛莉・吾尊酒（一种茴香口味的酒，我时常感觉这酒难喝极了）的杯子，敬那三十位勇敢的夏尔巴人、年轻勇敢的奥地利犹太人科特・梅耶、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苏沙恩特・拉宾德拉纳特・帕桑医生、理查・戴维斯・迪肯和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们中的四个人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