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一个气味清新的丝绸帐篷里，缠着绷带的脸埋在很多气味不是那么清新的丝绸枕头里。我的手腕被绑在支柱上，这些支柱都被凿进了地里，周围则是很多精致的波斯地毯，而帐篷地面上的大部分空间都铺着地毯。我的头疼得厉害。我的背部上部分特别疼，在我和帕桑第一次中枪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德国人的子弹打在了我身上的某个部位。我向左右两边扭扭头，只见到很多的地毯、高高的帐篷柱、帐篷和枕头，却不见帕桑。或许他已经死了。没准儿我现在也是个死人了。
不过锥心的疼痛告诉我，我还没死。我注意到，天这么冷，我居然光着膀子，原来是我刚开始移动身体的时候不小心把身上的毯子弄掉了，不过我的背上有个又大又黏糊的东西。我百无聊赖地琢磨着那颗子弹是不是打中了我的肺或脊柱，又或者命中了我的心脏附近。我的头太疼了，没法儿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听到身后有声音响起，于是我飞快地转过头，结果弄得我的头一阵剧痛，差一点儿就晕了过去。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个长了一张亚洲人脸孔的西藏人，或者说是个长得很像西藏人的蒙古人，这人走进帐篷，手里拿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碗，我看到这个人注意到我醒了过来，然后便匆忙地跑了出去。
我想起来了，原来是强盗啊。我只希望这群强盗是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相交甚好的强盗，是那些接受了手枪和巧克力贿赂的强盗。那群人的头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吉米・可汗。谁会忘记这样的名字呢？
那个长了一张亚洲人脸孔的小个子男人穿过高高的帐篷门走了回来，身穿皮毛衣服的他依旧用手拿着那个直冒热气的碗，帕桑和强盗吉米・可汗走在他身边。帕桑显然已经把他的头包扎好了，脸上的血也洗掉了。他看上去再也不像个死人了。我能看到他左边太阳穴上的子弹沟痕末端，在深色皮肤的映衬下，仿佛一道白色疤痕。
强盗吉米・可汗用藏语说了什么，然后帕桑翻译道：“可汗说很好，你活过来了。”
根据几个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经历，我还记得吉米・可汗既会说英语也能听得懂英语。“帕桑，为什么要把我绑在桩子上？我是个犯人吗？”
“不是，”我的高个子夏尔巴人朋友说道，“你昏过去了，杰克。我决定趁你昏迷的时候把子弹从你的背部取出来，只有用绳子把你捆住，才能让你不至于翻身，压到绷带。”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弯曲的小刀，然后割断了绑着我双手的绳子。
“我的背上中弹了，可我居然还活着？”我说。我的脑袋迷迷糊糊的，疼得厉害。
“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他的尸体上有他的身份证明——似乎打中了我们两个人。”帕桑说，“那颗击中我的子弹只是撕裂了我的头皮，在我的头盖骨上留下了一个凹槽。我只昏迷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击中你后背上部的那颗子弹呢，据我所知，穿透了你的两个氧气罐，损坏了流量调节器上的一个金属零件，还穿透了你背上防毒面具背包里的乌纳炉和两个锅。啊，子弹还穿透了吸氧装置的铝架，然后才击中了你的身体。杰克，那颗子弹在击中你的身体时，大部分动能已经消失了。我从你1英寸的皮肤和肩部浅层肌肉下面取出了子弹。”
听了这话我眨眨眼。我的后背很疼，但不像脑袋那么疼。我中弹了！“你怎么知道是格拉夫打中了我们俩？”
“在我们站立地方附近的一块砾石底部，我发现了擦破我头皮的子弹，那枚子弹已经被碾平了，”帕桑说，“不过还是从你后背上取出来的那颗子弹让我确认了此事。两枚子弹都是9毫米巴拉贝鲁姆弹……总之，好在你是被手枪从远距离击中的，不然的话，你就没命了。”
“阿图尔・维曾巴赫最后一刻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手里也拿着一把鲁格尔手枪。”我挤出这句话。我真正的想法则是：哪个纳粹朝我们开枪有什么关系吗？
“的确如此，”帕桑边说边举起一块小铅块，“很明显他们把施迈瑟式冲锋枪的9毫米子弹的子弹头涂成了黑色。我们身中的子弹都有黑色的子弹头。格拉夫的鲁格尔手枪用的就是这种子弹。”
我在垫子上坐起来，因为头昏眼花，所以身体有点儿晃。“格拉夫和维曾巴赫怎么样了？”我问。我尝试回忆当时的情况，却只记得一团模模糊糊的颤动影像，我举起了韦伯利手枪，还有巨大的深灰色物体在打着旋儿的雪中来回移动，尖叫声不绝于耳。
“问得好。”帕桑说。他的声音里夹杂着警告的语气，不过我只顾着疼了，没能分辨其中的意味。
“如果你能站起来，杰克，”帕桑说，“我们扶你到外面，在更多的秃鹫到来之前，给你看点儿东西。”
“你来解释吧。”吉米・可汗对帕桑说，然后拍了拍我的后背，这一下正好拍在绷带覆盖伤口的位置。我强忍着，才没有呼痛。
就在我们被远距离伏击的附近，有一块宽大的平坦砾石——显而易见，那两个德国人一直藏在后面，就在去年他们给马洛里、欧文及1922年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树立的三角形岩石纪念碑另一边20来码远的地方——在这块砾石之上，乌尔里希・格拉夫和阿图尔・维曾巴赫被斩下的脑袋被钉在整齐排列的一排短桩上。他们的眼睛瞪得滚圆，似乎正在充满惊讶地盯着我们看，因为死亡，他们的眼睛上覆盖了一层白色薄膜，变得呆滞起来。他们的脑袋边上是四条被撕断的手臂，手还连在上面，两条右臂位于格拉夫头颅的左边，而两条左臂则位于维曾巴赫头颅的右边。
“我的老天呀。”我轻声对帕桑说。看着站在几码开外满脸堆笑的吉米・可汗，我又轻声说道：“可汗和他的人真的是好好教训了这些可怜的恶魔。”
帕桑医生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似乎大得很。“可汗先生告诉我，他和他手下的55个人在事发后三十分钟左右到了现场。他和他的人非常惊讶地看到耶蒂对德国人的出现非常愤怒，料理了我们的敌人。”
“这太荒唐了。”我说。不过我终于弄明白了帕桑语气中的警告意味，看了看他，然后闭上了嘴。出于某种原因，强盗们希望我们相信，是耶蒂在漫天飞舞的雪中杀死了那两个德国人，而不是几个浑身上下穿着皮毛衣服的野蛮强盗骑在马上干了这事儿。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想要我们相信这个故事，不过我终于还是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得紧紧闭上嘴巴。这些强盗已经敲过我的头了。
狂风从珠峰上吹下来，沿着槽谷吹过砾石，吹乱了揳在桩子上的死人短发。此时秃鹫已经成群结队地飞了过来，啄食那两个人的眼睛，开始了它们的大餐，我连忙别过头。
“我昏迷了多久，帕桑？”
“大约五个小时。”
我看了看我那块依旧嘀嗒运转的怀表。（我父亲从不拿便宜货当礼物）刚过中午，吉米・可汗和他的两个手下走到近处，交叉着双臂，嘟囔着什么，很满意那些被斩断的脑袋、四条被砍断的手臂以及皱缩得很严重的死人手。我第一次注意到，在那巨大的砾石平台后面约15码的地方，有一堆高高的东西，估计是那两人的内脏。我没有看到他们肢体的其他部分。
“是人熊雪人。”吉米・可汗说，他的两个手下嘟囔着，点头表示同意，“耶蒂。”
“很好。”我说。我摇摇晃晃地从胜利纪念柱和一大堆残碎肢体处走开，找到一块小砾石坐了下来，“你说什么都行，吉米・可汗先生。”
“我在他们的头盖骨和其他分离的肢体上没有找到弹伤。”帕桑医生说，仿佛在给强盗提出的耶蒂杀人这个白痴论提供法医验证方面的支持。
可汗哈哈笑，我看了帕桑一眼，我的眼神本应该很犀利才对，足可以让他吓一跳，但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效果。或许是因为我的头没完没了地跳动着作痛，所以我眼神中的威慑力减弱了。
“后来呢？”我问。
“可汗先生和他的同伴允许我搭一顶帐篷，让我把子弹从你身上取出来，并让你休息几个小时，”他轻声说，“不过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帐篷搭在这附近。很明显他们认为古鲁仁波切的化身，也就是绒布寺的扎珠仁波切听说这里发生了这么血腥的事儿后会很不高兴。”
“我认为那位古鲁仁波切喜欢散布耶蒂在绒布河谷出现的故事。”我说，“还记得绒布寺里那幅相当新的壁画吗？那幅壁画吓得普通人和喇嘛都不敢接近这座山。”
“哦，可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坚持让我们立刻返回东方，今天下午就启程。他们给我们两个人都准备了蒙古马。”
“我们不能走，”我惊讶地说，“雷吉和理查……”
“他们不会下山……至少不会从这条路下山，”帕桑说，“我肯定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和吉米・可汗及他那些友好的强盗一起走，杰克。他们提出要带我们从此处往正东方走，然后再次向南走，翻越舍波拉山口。他们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印度。而且，因为我们轻装简行，如果高山山口的好天气能够持续，我们就用不着像来时那样耗时五个星期才走完那段路程，我们回去时甚至还用不了三个星期。在回大吉岭的这一路上，吉米・可汗和他的人会骑马和我们一起走，保护我们，如果你的伤口疼或头痛，他们就会用轿子抬着你走。”
“他这么帮忙，肯定有所求，”我没精打采地说，“就连他的老朋友雷吉都要给他上贡才能从他的地盘上过。”
“我提出，只要我们安全地抵达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种茶场，我就会给他1000英镑。”
“什么？”我喊出来，“我们根本没有1000英镑给这些强盗！我们俩连1英镑都没有。”
“你忘了吗，佩里先生，”帕桑悲痛地说，“如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回不来——我真诚地向我们的救世主祈祷她能回来，而且是很快就能回来——她就把整个种茶场都交到我手上。她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她在林肯郡的姑妈布罗姆利夫人活着，我就要把茶场每年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给她。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钱了，不过愿上帝保佑这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考虑到迪肯先生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让你传递回伦敦的消息是如此重要，我认为花1000英镑换取可汗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提供保护和马匹非常值得。可汗的人很少去印度大吉岭这么远，但是可汗先生为人很慷慨。他甚至还会留两个人在大本营附近待两个星期，好看看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从这条路下山。”
我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我抬头看着珠峰，此时的珠峰大都已经被雪云遮盖住了，狂风从北部山脊和北坳上呼呼刮着，然后又看了看砾石上那两个德国人双眼圆睁的头颅。此刻秃鹫忙得很呢。
“如果我们不打算亲自留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消息，”我轻声说，试图理清思绪，“那我们出发前往大吉岭宜早不宜迟。我们去看看他们给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矮种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