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的一个深夜，我们从23,000英尺的三号营地登上了27,000英尺的六号营地，攀越了位于珠峰山肩的北部山脊。几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独自一人趁着夜色攀登了南极的幽冥山。除了这一个人的登山之夜，就再也没有比那个珠峰的攀登之夜更美好、更让我享受的攀爬经历了。在那个珠峰的夜，所有的美好都极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星光灿烂，美不胜收。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山时我的身体享受到了无限乐趣，而且和我钟爱的朋友们一起登山，我的心中更是无比喜悦。
当然了，后来我很想知道，帕桑医生给我吃的可待因和苯丙胺是不是对我享受到的美妙感觉产生了什么影响。我隐隐意识到，我依旧感觉喉咙里像是咽下了如我手掌大小的锯齿状金属物，可我的咳嗽已经减轻了，甚至都可以再次轻易使用氧气罩，所以那种奇怪的感觉也就不再那么困扰我了。
我们并没有用绳索拴在一起，而是各自分散开，依旧没有打开头灯和手电筒，从北坳上方那道山脊处被冰雪覆盖的岩石带脚下开始攀爬，然后恢复成一条直线，并且使用祝玛装置扣牢在固定绳索上。之前，在攀爬途中，我们在所有倾斜石板的陡峭部分都安装了固定绳索。
我们并没有像登山队在深雪中开路时常做的那样轮流领头攀登，而是轮流殿后。因为最后一个人要承担非常累人的工作，要拉住从带孔眼的桩子上松开的每一段固定绳索，把绳索卷成圈，绕在肩膀上拖拽，一直到需要解开下一段绳索为止。
“啊……”有一次，我们停下来更换起确保作用的最后一位登山者，让-克洛德说，“防止后面的德国人顺着固定绳索追来，这我可以理解……可一根固定绳索都没有了，我们自己下山的时候不就难了吗？”
“到了五号营里，在继续往上攀登之前我们会有五分钟休整时间，那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理查说。就我所见，到目前为止，在整个攀爬过程中他一直都没戴氧气罩，也没有打开流量控制阀。我们拿了很多吸氧装备，所以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现在就要这么节省氧气。
我们继续推进。现在没有一个人使用罐装氧气，尽管五号和六号营地里藏有备用的吸氧装置和氧气罐。我们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要尽量节省氧气，反正早晚能派上用场。
我们听到下方远处的河谷里传来了两次步枪枪响的遥远回音，可我一直都没听到子弹在我们周围的岩石上弹跳起来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令人不安的蜜蜂似的嗡嗡声又一次在我身边飘过，而这嗡嗡声根本不是蜜蜂发出来的。理查“体贴周到”地在他的恩菲尔德步枪上装了望远镜瞄准器，德国人可以用这个来对付我们。即便如此，理查说在夜色下也不可能从垂直1英里的下方，在岩石和脏兮兮的冰雪中找到穿深灰色衣服的人，我们再一次调换了芬奇外套和暗褐色沙克尔顿夹克的位置，把芬奇外套穿在最外面，并且把帆布防风裤穿在羽绒绑腿外面，所以浑身上下都成了灰色的。理查向我们保证，与其担心在这么远的距离被步枪击中，还不如担心闪电、岩崩或雪崩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后两者是对我们的真正威胁，如果我不是因为药物而进入了近乎狂喜的状态，我心里或许真的会七上八下的）
按照计划，我们在五号营地休息了五分钟，把氧气流量开到了最大，可随后我们在那里又用了十五分钟拆卸雷吉的大帐篷，分成支柱、帆布、防雨罩和铺地防潮布几部分，分别装进我们的背包里。那里的氧气装备太多了，我们背不走，所以我们又花了更多时间费力地把它们拖拽出大约五十码，拉到了北壁的岩石和碎石区，藏在一块巨大的三角形砾石后面。如果下山时我们需要找这些“英国空气”——当然了，假设我们可以活着下山的话——那么这块砾石的奇特形状会是我们唯一的引导物，因为我们不可能用竹竿或旗子来标志位置，白白便宜了那些德国人。
我们把那里沉重的固定绳索收回，将其中大部分卷起来后和吸氧装置一起藏在那块岩石后面。我们每个人都把150英尺长卷成圈儿的奇迹绳背在肩膀上或放进背包里，虽然在这一段的攀爬中我们依旧没打算用绳索拴在一起，但如果碰上特别难攀爬的地段，我们只能靠这些绳索摆脱困境。
我们把雷吉的大帐篷的每一部分都打包好，把另外一些不满的氧气罐藏在了北壁上，把放在我们背包里的氧气罐换成满装的。然后以横切攀登方式回到了北部山脊，忙活完这些之后，我们都开始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我终于把一直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没有了固定绳索，我们怎么下山？”我问理查，“下山的时候，我们要从那块三角形岩石和上面我们所有藏绳索的地方找回那些固定绳索，重新布置起来吗？那样我们八成会被累死。”
“这算是个解决办法。”理查边吸氧边说。他终于和除帕桑以外的我们所有人一样，开始使用“英国空气”了。“如果德国人放弃了，或者我们能把他们全都杀了，那么我们倒是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返回。”
“我们还可以怎么下山？”让-克洛德问，“从东北山脊不可能返回嘉措拉山口，理查。那里只有一面近乎垂直的刃状山脊，布满了檐板、山脊刃岭、尖柱形石，还有上千英尺的陡坡。下降到北部山脊另一边的康雄冰川也不可能，那里的落差足有10,000英尺。所以，除了摔下去，你有没有考虑其他的下山方式？”
理查靠在他的长冰镐上，他背负的大量装备比他的头还要高。他对J.C.坏坏一笑。“我正在考虑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他说。在这个神奇的夜晚，只有一丝风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能用正常的声音说话。
“横切攀登。”让-克洛德说，他先是看了看珠峰峰顶的那面山壁，然后又看看在星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大深峡谷的山壁。“依我看，不能从诺顿的峡谷下山，”他说，“那里下方几百英尺处有一道近乎垂直的陡坡，不过还没到那道陡坡，我们没准就被雪崩卷走了。无论是在北壁上或是在北壁另一边，我们都不可能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下山，理查。”
“说的没错，”理查说，“可如果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从北峰穿越到南峰，然后下降到南坳，到达马洛里命名的西库姆冰斗，怎么样？”
听到这个提议，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不过我可以看到雷吉洁白的牙齿在星光下闪着光。处在理查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之间，我突然冒出一种感觉，仿佛我们是被两匹饿狼带到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上。
“这……太疯狂了，”我终于说道，“北峰和南峰之间的那道山脊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而且从第一台阶到北峰这一面之间的山脊是什么状况我们也不知道。即便我们登上了珠峰的最高峰，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来到了南峰——我想这倒是有可能的，而从南峰下到南坳可以说绝无可能了。从来没有人见过那道山脊，更不用说尝试攀登了……向上攀或向下爬都是一样。”
“的确如此，我的朋友。”让-克洛德严肃地说。
“让我们在去六号营地的途中接着讨论吧。”理查说。
“我看到三号营地有隐约的灯光。”雷吉说。
“德国人开始摸黑在那道连通北坳的冰壁上开凿踏脚处了，天快亮时他们就会登上来。”J.C.说。
我很想继续讨论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穿越珠峰顶峰两面山壁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真的没有时间这样做了。我们把背包背好，把一顶倒塌的米德帐篷和另一顶被砸漏的米德帐篷留在原来的雪地上，再一次迈开沉重缓慢的步伐，攀登这座陡峭的山脊斜坡。我们几个人很幸运，在五号营地上方不到200英尺处，我们再一次找到了固定绳索。理查再次殿后，承担起了最沉重的工作，在我们向上攀爬时负责收回固定绳索并将之卷起来，而我们其余人就把祝玛装置钳牢在粗绳索上，开始滑动这个装置，向上攀登，拴在一条绳索上的我们每走四步就要停下来喘粗气。
我们都在使用理查曾经教过我们的“马洛里技巧”：尽可能深吸一口气——尽管我们心里明白，在海拔8000米以上，压力不足，所以无法吸足氧气——凭借这口气走出四步，然后停下来，喘气，如此往复。
就这样，在即将到来的曙光中，我们五个人不停地向上攀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