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自古就有一股血性，清军失败之后，他们早就对清军的无能和英人的霸道极为愤慨，大呼：英国人侥幸获胜，还真以为中国人软弱可欺啊！一些被欺负的广州人发出这样的喊声：“英国人焚烧我们房舍，奸污我们妻子，杀害我们父兄，此仇不共戴天。”
这次失败对道光的打击是沉重的，天朝上国的美梦第一次被打破。道光自幼接受的是清宫严格的家庭教育，祖先们文治武功的故事犹在耳边，和康熙乾隆等开疆拓土的雄主相比，他有一种沉重的耻辱感。
道光一向把天朝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经过这次打击，一段时间内道光情绪变得低落而消沉。但是他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接受的家教都是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这些东西。所以，他努力从消沉中振作起来，认真反思这场战争。道光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我们不能期望他总结出什么深刻的教训，他意识到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海防力量的薄弱，这已经不错了。
海防废弛的原因是什么呢？道光有自己的看法：泥守旧制。防护弱是因为多年来一直固守旧制，从没有改变。所以道光得出结论：要想整顿海防，必先从革除旧制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道光对沿海各将军、副都统、督抚、提镇发出诏谕，要求各海口加强防御，因地制宜，进行变通，所有战船上的大炮和枪支，应该有增无减，而且要选择制造精良、方便实用的武器，而且各路水师要加强训练。道光要求沿海的督抚根据岛屿进行布防，一切要求都要从实战出发，不能搞形式主义。
道光还让奕山根据美利坚的造船图纸，同时结合英国兵船的式样，制作一些图纸，然后将图纸分发给沿海各省的督抚。
除了加强武器的制造之外，道光还要求各省把水师作为重中之重，提拔一些能干的将领，淘汰一些不堪胜任的官员。为了训练一批强有力的水师劲旅，道光节衣缩食，在给英国艰难赔款的情况下，尽量不减少水师的军费。可以不夸张地说，为了提高国防力量，道光是呕心沥血，苦口婆心，希望各级将领能以国家利益为重，矢志报国。
这一切，道光都是在悲愤中完成的，虽然他不是一个出色的皇帝，却也是宵衣旰食、用心良苦。他所做的这些改变虽然是亡羊补牢，但也确实是力所能及的改革，但这些并不能改变清王朝衰落的命运。清王朝毕竟落后于时代，不懂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更不懂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道光的改革效果并不明显。
鸦片战争以后，道光的禁烟态度依然没有改变，仍然主张严禁。道光虽然态度坚决，但是禁烟的力度已经大不如以前了，没有谁认真执行。鸦片贸易呈半公开状态，沿海的一些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都怕再次引起战争。
1844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有两万八千六百六十七箱；1846年，有三万四千七十二箱；1848年，英国输入的鸦片有四万六千箱；1850年，达到五万两千九百二十五箱。数目如此庞大，而且全是以走私的形式进入中国，与其说是走私，倒不如说是明目张胆地进来的。这对于极力主张禁烟的道光和林则徐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打击。
《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强行占领了鼓浪屿，借口等候清军释放英国战俘。随后，璞鼎查制造出了“台湾冤案”，诬陷说台湾清军杀害了英军战俘。
事情是这样的。签订条约时，浙江被俘的英军大多已经释放，英军侵略台湾时，有一百多人被台湾军民俘虏，这些人一直被拘留在台湾。当璞鼎查派人去台湾索要俘虏时，台湾兵备道姚莹正告英军使者：在台湾有一百三十多名英军俘虏，有的已经病死，有的已经按照中国的法律被处死，目前只剩下九个人，再加上因为刮了台风被台湾军民救起的二十五人，总共有三十四人。
姚莹将俘虏交给英国使者，使者非常感激，和姚莹等人在船上饮酒表示欢庆。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但是使者回去告诉璞鼎查后，璞鼎查非常不满，听到有俘虏被杀，他诈称这些被杀的俘虏都是英国商人，要求清廷将姚莹和达洪阿正法，并赔偿抚恤金给死者家属。
道光得知此事后，让怡良前去调查，怡良受耆英指使，故意诬陷达洪阿和姚莹，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中，唯一取得胜利的就是台湾这个小岛。所以，英国人一直对姚莹和达洪阿耿耿于怀，恨不得处之而后快。
道光对达洪阿和姚莹两人是非常感激的，在清军一边倒的失败中，是他们多少为清廷挽回了一些尊严。本来璞鼎查诬陷姚莹和达洪阿这件事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风波，一查就清楚，但由于这两人是耆英的对头苏廷玉和李廷钰两人的亲信，耆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弹劾姚莹和达洪阿杀良冒功。
怡良奉耆英之命整姚莹和达洪阿，虽然没有找到证据，但也要给他们治罪，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让人把他们捆绑起来。台湾军民闻讯，群情沸腾，跑到怡良面前申辩，要求他明察。
道光未必知道耆英要整这两人，不过他还是有正常理智的，他知道这两人都是抗英的功臣，因为他们英勇作战，为大清赢回了一些面子。道光对耆英等人说，英国人是绝对不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处置他们的将领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再说了，在鸦片战争中，我军伤亡的将士更多，难道向英方要求赔偿，他们就会赔吗？
道光的话在情在理，但是迫于英方的压力，还是表面上责备了姚莹和达洪阿一番。风声一过，道光立即起用姚莹和达洪阿，虽然没有书面表态，但实际上是为这两人平反。
后来，咸丰登基后，公开为姚莹和达洪阿平反，指出是穆彰阿、耆英等人嫉妒他们的功劳，蓄意构陷，想置他们于死地。
鸦片战争后，对英军恼恨的不仅是朝廷，人民对英军为非作歹的行为也非常痛恨。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人民发起了自发的反抗侵略者的行动。
战争结束后，英国侵略者以胜利者自居，在广州横行无忌，经常欺负当地人民。特别是在交易之时，他们仗着自己是胜利者，盛气凌人，经常和民众发生争执。有时候在街上买东西，讨价还价吵起来后，居然拿起东西就走人。他们上街的时候对民众进行呵斥，如果不让路就用鞭子抽，这些蛮横无理的行为激起了广州人民的激烈反抗。
广州人自古就有一股血性，清军失败之后，他们早就对清军的无能和英人的霸道极为愤慨，大呼：英国人侥幸获胜，还真以为中国人软弱可欺啊！一些被欺负的广州人发出这样的喊声：“英国人焚烧我们房舍，奸污我们妻子，杀害我们父兄，此仇不共戴天。”
在反抗侵略者的过程中，广州人民体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组成一个个社团，当时称为社学。社学本是地主阶级办的书院，后来演变为团练和乡勇，在广州各县遍布。如果是平常时候，组织这种大规模的社团，政府早就要过来解散镇压了，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他们针对的是外来侵略者。所以，政府不但不阻止，反而积极支持。
1842年12月7日，一个英国士兵强买小贩陈亚九的橙子不给钱，陈亚九让英兵付钱，英兵非但不付钱，反而用刺刀划伤了陈亚九的胳膊。看到这种事情，围观的群众一个个义愤填膺，围住滋事的英兵，让他掏钱。英兵无奈之下，只好掏钱，接着逃了出去，跑到洋房，将门紧紧关闭。群众一路追着他，将洋房围得水泄不通。
楼上的英军看到这种情况，用砖头砸下面的群众。此举激起了人民强烈的愤怒，一个叫苏亚炳的彪悍乡民路过这里，问清原委后勃然大怒，带着民众到了十三行门口，用石头撞开大门。然后冲进去将房屋点燃，英军看房屋起火了，过来扑救。苏亚炳等人拔刀砍向英军，混战中，两名英兵当场身亡，苏亚炳等人也中枪倒地，其中有五位民众伤重而亡。
火烧十三行之事很快就传到道光那里，道光点评说：“广州人民这么做，实在是因为洋人傲慢无礼所致，跟寻常的闹事有所不同。”道光要求地方官员要秉公办事，不可以偏袒洋人委屈民众。
璞鼎查要求广州巡抚赔偿，广州巡抚给璞鼎查的答复是：“这事真没法赔偿，当时百姓万众一心，闹起来谁也制不住，如果阁下执意要触犯众怒，那后果不堪设想，连政府也控制不了。”璞鼎查也是明白人，无奈之下，只好作罢。
1844年，英国军舰驶入珠江口，又对清政府提出了六个过分的要求：一、英国人两年后可以在广州居住；二、英国人可以在广州河两岸建造洋楼；三、英国人可以在十三行开河截段；四、允许英国人在广州设立天主教堂；五、允许英国在广州设立领事馆；六、允许英国人在天津建造房屋通商。
清政府还没有给英国人答复，他们就在广州河一带勘察地段，对于这种行为，政府能够忍受，广州人民却忍受不了。消息一出，广州各界联合起来，商议每个铺户捐出一个月的铺租，凑齐三百多万两银子，召集乡兵十万多人，准备和英国人大干一场，并给英国一封公开信，称如果他们坚持这种无理的行为，将与他们决一死战。
英国人收到信后，吓坏了。英国人也许不怕道光领导的清政府，但是却非常害怕这些彪悍的乡勇，火烧十三行的事件已经表明为了维权这些人是不怕死的。
珠江沿岸，当地人又称为河南，跟省城广州隔河相对。这是一块人口稠密的地方，地皮非常宝贵，而且这里也是一块战略要地，占领了这里，可以封锁进入黄浦江的船只。英国人为了获得这块宝地，刚开始打算用重金购买，但是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诱买不成，英国人便想强行占有。
璞鼎查带着人到这里插旗划界，想强行占有这块地方，造成既成事实后，逼迫清政府承认。5月21日，双州书社几千名群众集体投书，控告英国人非法占有的行为。后来，广大群众又围住英国领事馆，要求领事给一个说法。领事先是推说不见，无奈群情汹涌，只好将河南租地一事叫停。
1847年夏天，在广州的黄竹岐村发生了一起更大的纠纷。在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沿江的许多村子纷纷围起栅栏，算作一种自我保护吧！当时英国人上岸，只要不到村里闹事，村民都任由其自由出入。
战争结束后，也就是1847年夏天，一些英军乘船到黄竹岐村打猎。上岸之后，他们得意扬扬，看见漂亮的妇女就调戏，许多妇女吓得惊慌逃跑，英国士兵居然在妇女背后开枪射击，当然他们是为了吓唬人取乐，不是真的要杀人。村民们听到枪声，纷纷敲锣打鼓，附近各村的村民全都拿起武器冲了过来，将英军围住。英军顿时吓坏了，惊恐暴躁，企图拿枪吓唬村民。
这些彪悍的村民愤怒异常，当场击毙了六名英军，并将英军的尸体绑在石头上，沉入江底。其中，有一个村民陈亚辰被英军杀死。英军看事情闹大了，赶紧逃走，向领事报告。英国领事立即照会耆英，要求他严惩凶手。耆英吓坏了，立即把英军的尸体打捞上来，归还领事。但是新任的广州巡抚徐广缙支持乡民，对英国人说：“自古以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你们的人杀害了我们的乡民，我们乡民报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迫于政府高层的压力，徐广缙不得不做出姿态，处死三个乡民。但是，英方对这个结果还不满意，继续给耆英施压。没办法，耆英只好要求乡民们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永远不许滥杀英国人，英国人这才平静下来。
中英贸易，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根据长久以来的规矩，英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广州贸易的，这里面有严格的规定。也正因此，英国人对这种限制非常不满，认为中国人对他们不公平，看不起他们。
《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再次提出英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清政府认为英国人如果不带兵卒的话，可以进城谈公事。鸦片战争后，马礼逊担任英国领事，他在任上，多次请求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广州，但是没有结果。马礼逊逝世后，马峨接替他。马峨再次提出这个要求，也没有结果。马峨离职后，德庇时接替他，同样提出这个要求。
德庇时看请求未果，在1847年春，居然率领十多艘军舰闯入广州河，占据十三行湾，让英军偷偷爬上中国炮台，将炮眼盯死，然后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坚请入城”。道光派耆英与英国人谈判，达成协议让英国人两年后入城。1849年，德庇时回国，文翰接替他，再次把这事提出来。
耆英当时答应德庇时，允许英国人两年后入城其实只是缓兵之计，但是在英国人看来，说话就必须算数。他们直接将军舰开进内河，停泊在十三行湾下面，大有强行入城的姿态。
当时，负责广州事务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徐广缙和叶名琛的立场是相同的，顺应民心，禁止英军入城。为此，他们增设炮台，加强防守，对众将士下令，如果英军强行入城，立即开火。
文翰得知徐广缙和叶名琛积极备战，便想出一个计策，让徐广缙和叶名琛过来谈判，然后将他们扣押为人质，逼迫清政府允许他们进城。徐广缙接到谈判要求，慨然允许。属下担心他的安危，劝他小心。徐广缙对水师提督洪名香说，没事的，如果他们扣留我，你们立即攻击英国船只，不要因为我在船上而有所顾忌。
徐广缙去了以后，双方还是谈不拢。文翰威胁说，如果不给出一个准确的进城日期，你徐广缙今天就别想回去。徐广缙说，进城之事是耆英答应的，自己是奉皇上的命令来广州，没必要履行耆英的承诺。
文翰对徐广缙使尽了一切手段，最终毫无办法，只能送徐广缙回去。事后，文翰多次催问进城之事，徐广缙都以静候皇上的旨意婉拒。文翰办事不力，引起英国方面的强烈不满。
文翰也急了，说你们大清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徐广缙义正词严地反驳，那是耆英跟你们缔结的契约，跟我没关系，如果你们非要进城，置全城愤怒的百姓于不顾，你们自己去跟百姓较量吧！
广州人民都是英勇爱国的市民，这一点文翰不是不知道。得知英军可能强行入城后，广州全城百姓立即动员，拿起武器，严阵以待。一时之间，十万乡勇个个如临大敌，血气沸腾。到了晚上，乡勇四处巡逻，灯火通明。英国人看到这种场景，也吓呆了，文翰只好退让，暂时放弃入城的计划。
广州人民同仇敌忾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深受鼓舞，对广州人民骁勇爱国的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在这多事之秋有这样的百姓，真是一种福气啊！
反抗英国人进城的斗争能够取得胜利，首先要感谢的是广州人民的团结和顽强，面对英国侵略者，能够保持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气概。其次还得感谢徐广缙和叶名琛这样深明大义的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人民的底气不会这么足。当然，也不能忘记了远在北京城的道光皇帝，虽然他承受了巨大压力，但是他内心依然刚强，从来没有在精神上屈服于外敌。
这是衰落时代、国难时刻鼓舞人心的亮点，也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中华民族的优秀本色在广州人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