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最信任的两个宰相，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曹振镛是典型的张廷玉派弟子，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多磕头少说话”的理论，虽然曹振镛的官场哲学跟张廷玉类似，但是能力远远比不上张廷玉。曹振镛这个人最害怕自己提拔的人超过自己，所以有意识地提拔一些才具平庸的人，这样这些人就威胁不到自己的地位。而穆彰阿是个大贪官，他与曹振镛联手将道光蒙在鼓里。道光居然让这两人把持朝政，由此可见他说得虽好听，但一到实际问题上就是睁眼瞎。
历史学家对清朝的衰败有这样一个评价：始于乾隆，嘉庆在中间起了一个缓冲作用，到道光手中衰败开始发扬光大，以后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烂了。
如果我们认为道光是一个不务正业、荒淫无耻的皇帝，那我们还真错了。道光这个人跟他老爸嘉庆一样，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为什么他越努力国家越衰败呢？主要原因固然跟世界大势走向有关，但也有道光自身的原因。道光虽然很勤奋，但是他的才能真的很一般，别说跟他的祖宗康熙雍正比，就是连他的老爸嘉庆也比不上。
道光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不会用人，他的曾祖父雍正曾说：“国家大事用人是根本，其他都是枝叶。”然而，道光在用人方面别说跟雍正比，就是跟父亲嘉庆相比也相差千里。道光用人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这将在后面提到。
肯定有人就好奇了，道光才具如此平庸，他怎么会当上皇帝呢？
如果说不把道光看成是一个皇帝，而是一个普通人、正常人，那么道光还是一个不错的小伙。道光刚出生时就引起了乾隆的注意，这至少说明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健康的小孩，长得肯定也不差。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有一件事让乾隆印象非常深刻。
一天，乾隆带着大队人马到木兰围猎，途中发现了一只鹿，乾隆意兴风发，弯弓拉箭，可惜没射中。再射一箭，还是没中。乾隆一看，厚着脸皮说：“大家看到没有，朕刚才的射法是射不中的，朕故意这样射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能按照这种射法，现在把这个机会交给皇子皇孙们，射中了有赏。”
皇子们都是成年人，谁敢表现得比老爹箭术高明？但是皇孙们年纪还小，心地单纯，纷纷使出浑身本领。可惜没有一个人射中，直到我们的主人公道光皇帝出场，那时候他还叫绵宁。道光当时只有八岁，连射了四箭，中了三箭。
看到小孙子这么英武，乾隆非常高兴，赏给他一个黄马褂，把小孙子抱起来，亲昵非常。有人认为，在乾隆生前就已经确定了道光为嘉庆的继承人，这个说法有待考证，不过道光深得乾隆喜欢却是不争的事实。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朝第八位皇帝道光登基。
新皇登基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谁也不知道等待道光的是什么，明眼人都知道清帝国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大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道光自己的手心里也捏着一把汗。
道光不幸之处在于，他不仅要对付国内的不安分力量，还要应付正处于扩张期的西方势力。他的父亲嘉庆撵走了英国使者，这个苦果却要让他来背，这多少有些不公平。道光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他的父亲嘉庆还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道光刚登基的时候，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他效仿父亲嘉庆，下令停止一切贡品。新皇帝登基，下面文武百官自然忙着给皇帝搜刮礼品，这样一来势必导致贪污腐败成风。跟嘉庆一样，道光也知道下面官员很腐败，他也想遏制腐败，非常渴望成为汉高祖、唐太宗那样的明君。
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一幕，皇帝非常勤政，常常通宵达旦地批改奏章，对于政务事无巨细都要询问。这些并不是虚构，而是真实的，道光也不是在作秀，而是真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成为名垂千古的圣君。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这一点道光并没有错。
素服期间，道光让各部门不要耽搁了政事，尽快把奏折送上来。他希望自己以身作则，改变日益不张的吏治。
关于道光的执政水平，我们不妨看看晚清作家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的一个记载，李伯元虽然是用小说的方式讽刺道光，但多少说明道光在执政上面的糊涂，翻译下来便是：
道光在御极殿召见某个亲信的官员，当时正是夏天，道光略有疲惫之意，便问该官员有没有什么消遣疲倦的法子。官员说：“臣觉得读书最适合消遣解闷。”道光说：“读书固然好，但是也要有新奇的书啊。内务府的书我都读遍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书？”官员说：“好书很多，譬如《金瓶梅》《红楼梦》《肉蒲团》《品花宝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道光听了以后双眼茫然，让人记下了这些书。第二天，道光到军机处见潘文恭，笑问：“听说爱卿家里藏书颇多，一定有《金瓶梅》《肉蒲团》等书吧？”潘文恭听了大惊失色，跪地叩头。道光说：“我只不过是向卿借书而已，你何至于此啊！”潘文恭这才说道：“这些书都是淫书，臣家里可不敢藏，不知道皇上是从哪里听到这些书的？”道光默然，这才下令将那个推荐淫书的官员惩罚。
这个故事无非是说道光孤陋寡闻，委婉地暗示了道光虽然人品还行，但能力不行。
道光也对朝臣说：“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等于是把雍正和历代圣王的话重复一遍，虽然了无新意，至少说明此人并不糊涂。
道光还提出了考核官员好坏的标准。
第一，是否实心奉公。在道光看来，尽心尽力办事的才是好官员，那些夸夸其谈的多半是不合格的官员。所以，道光提倡在官场上要言行一致，不能光说好话不做好事。
第二，要正直，要敢于直言。道光气愤地说，现在官场上欺瞒成风，人人都不说实话，这样下去吏治怎么行得通呢？要敢于说真话，哪怕冒犯皇帝也没关系，千万不要阿谀奉承，千万不要欺上瞒下。许多吹捧道光的官员被道光骂为逢迎之徒，江西学政王宗诚因为江西丰收，称颂这些都是仰赖圣德。道光给了他一个“巴掌”，骂他空谈无理的言论，谄媚不实，以后不可如此。
道光武艺不错，有人夸奖他箭术高超、百步穿杨，简直就是当代的养由基。道光骂他信口雌黄，作无用之谈。看到臣下拍马屁成风，道光知道自己必须效法唐太宗，鼓励官员犯颜直谏，哪怕因此语言显得狂悖都没关系。
第三，要任劳任怨，不避嫌怨，遵纪守法。在道光看来，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官员把自身的利益看得太重，把国家的利益看得太轻。道光特别指出，各级官员应该把国家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要敢于作为，不怕困难，即使遇到挫折和诽谤也不要退缩，国家是不会辜负正直清廉的官员的。
道光也没有把这些流于口头上，规定了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考核。那些不堪胜任的官员全部淘汰，换上一批能干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道光屡次颁布雍正、嘉庆的谕令，由此可见此人虽然励精图治，但是创造力确实欠缺，治理国家一再照搬过去的东西。
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道光处罚了一批官员。豫亲王裕兴是被处罚的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他强奸了使女寅格，导致后者羞愤自杀。道光获知此事后，革去裕兴的王爵，并软禁三年。庄亲王奕窦和辅国公溥喜等人吸食鸦片，道光予以严惩。镇国公绵顺带着妓女到庙里唱戏，道光认为其卑鄙无耻，对他严加惩罚。这些皇亲贵胄尚且受到惩治，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官员的腐败，道光也是深有感触，他忍不住感慨：“多设一官，不过是为老百姓多增一害。”
所以说，道光刚上台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来看看他刚上台那会儿的政绩吧！
一、实行精兵简政政策，限制衙门里公职人员的数目，裁减冗员。到道光十年（1830年），共裁撤了两万三千九百多名官员。
二、控制捐输，限制督抚属员随意提补。卖官是清朝的一个公开政策，目的是补贴财政收入。但这个政策无疑会公开助长腐败，道光作出了有限度的改革，他并没有杜绝捐输，但是却禁止现任官员加捐职衔。
三、加强宗人府的管理。宗人府是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道光有感于宗室子弟日益腐败，着意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提升皇家子弟的素质。道光四年（1824年），宗人府还将一些皇室子弟送到边疆地区锻炼，一方面是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些人通过艰苦的生活锻炼出良好的身心素质。
四、限定案件的审理期限。办案拖沓是官场的一个通病，很多案子由于长期积压，导致许多人屈死狱中。最高领导人道光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许多家庭家破人亡，增加他们对社会的憎恨，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对大清国是很不利的。所以他限定了案件的审理期限，京城的衙门必须一个月内结案，州县的衙门时间更短，二十天就必须结案。上司的批复在一个月内必须申报，刑部审核的话，要根据不同案情分别在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内结案。对死罪案件的定决，从报上来到判定要在七十天内完成，监候限八十天。
相信不会有人怀疑道光是一个上进的人，是的，对于人才道光求贤若渴，用曹操的话来说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史载道光虽然不善于用人，但是对用人的重要性还是高度重视的。
道光曾明确表态：“国家以贤才为宝。”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发现人才、提拔人才还是比较困难的。如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这是道光最为关心的事，但是道光也没有很好的机制能够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只能一再发出求贤诏书。
道光主要通过哪些手段选拔人才呢？
第一种方式还是老办法——科举正途。科举制度虽然会造就一大批迂腐的读书人，也就是今天说的高分低能，但是也能选拔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这在历朝历代都有。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无疑还是坚持着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二种方式是推荐。这也是清朝的一个传统，地方督抚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保荐官员。保荐官员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官员确实能干贤明，另一种情况是该官员可能平庸，甚至品性恶劣。一般情况下，如果被保荐的官员平庸无能，道光不会追究保荐人的责任，因为这与保荐人的眼光有关。如果被保荐的官员人品存在很大问题，撤职后依然做违法的勾当，那么就要追究保荐人的责任。正所谓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既要鼓励保荐人的积极性，又要杜绝保荐人徇私舞弊的做法。
保荐确实可以让国家选拔出一些优秀的人才，譬如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就是通过保荐升职的。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进士，道光二年（1822年），当上淮海道，后署理浙江盐政史，不久又升迁为江苏按察使。道光四年（1824年），升署理江苏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升任东河河道总督。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江苏巡抚。林则徐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能在官场上飙升离不开道光的政策支持。林则徐也没有辜负道光的期望，确实为国家尽心尽力，办了不少好事。
在治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光对人才是何等的饥渴，所以他能够做到不拘一格，越级提拔人才。杨发和田大武本来只不过是普通士兵，在平定张格尔的叛乱中侥幸生擒了贼首张格尔，道光非常高兴，提拔杨发为甘肃宁远堡守备、田大武为陕西抚标左营守备。道光甚至亲自接见这两人，当面夸奖这两人年富力壮，是可造之材。
道光选拔人才的第三个办法是考核政绩。作为一个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也不可能对帝国的官员都了解，只能根据一些政绩的数据来判断。虽然政绩可以作假，但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
道光选拔人才的第四个办法是从源头抓起。所谓人才一般都是读书人，所以学院的教育要抓紧，因为这直接关乎人才的素质。道光这个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投资教育，投资教育不能是一句空话。道光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拨款给一些知名的学院，甚至将良田大宅让给书院。这是实实在在的支持，虽然未必会有多大的效果，投资力度也不大，但可见道光对人才的那一颗虔诚向往之心。
道光所用的这些办法只不过是对历代圣王选人用人的总结，并没有多少创造性，但能真心实意地去做，已经很难得了。
从道光的言行上看，他简直是清朝的周公啊，为何世人又评价他用人一塌糊涂呢？换句话说，为什么道光就这么跟人才无缘呢？难道他不够真诚吗？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当时的官僚机构确实太腐败了。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即便是皇帝，在这个庞大的集团面前也显得相对无力。当既得利益群体把持了权力之后，他们能允许道光提拔一些干练果敢的人才来损害自己的利益吗？显然是不能的。而且道光如果真想提拔出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势必会损害这些集团的利益。这是客观原因，怨不得道光，以道光的能力不可能有雍正的魄力。
其次，各地举荐的人才大多是庸才，因为很多官员本身就是庸才，他们能举荐出比自己能力还强的人吗？如果真有这种魄力，他们也就不是庸才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一般人只会提拔能力低于自己、能受自己控制的人。然而，这对于道光治国却极为不利，得不到人才，他的所有改革都会成空，功比汉高祖、唐太宗的梦想只能是梦想。
再次，道光想通过科举的方式选拔人才，这是正常的诉求。但是当时科场腐败深入骨髓，从科场中选拔出来的精英寥寥无几，若不整肃科场，如何能够选拔出优秀的人才？道光看问题做事情不够全面深刻，没有想到帝国的问题盘根错节，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胆识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最后，道光虽然求贤若渴，但往往是说得多，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给力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
道光最信任的两个宰相，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曹振镛是典型的张廷玉派弟子，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多磕头少说话”的理论，虽然曹振镛的官场哲学跟张廷玉类似，但是能力远远比不上张廷玉。曹振镛这个人最害怕自己提拔的人超过自己，所以有意识地提拔一些才具平庸的人，这样这些人就威胁不到自己的地位。而穆彰阿是个大贪官，他与曹振镛联手将道光蒙在鼓里。道光居然让这两人把持朝政，由此可见他说得虽好听，但一到实际问题上就是睁眼瞎。
我们不能认为道光就此表现出来的姿态全是作秀，他应该是真诚的，只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太缺乏手腕和力量了。用现在的话说，心是好的，只是把事情办砸了。
道光一心想整顿吏治，可是事与愿违，腐败似乎是大清国的痼疾，就是把古代的三皇五帝和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全部叫过来，似乎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官僚集团的腐败和残酷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贪官多的地方，酷吏也多。
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广东番禹县出现了一个新鲜的玩意儿。这种东西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只是从未记入史册，所以对道光来说非常新鲜。可是一点都不好玩儿，引起了道光很强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番禺县居然私设班房监狱。这是什么概念啊，等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置一个私人监狱，凡是自己看不惯的都可以抓进来，而且私设的监狱不受国法限制，官员只要能瞒得了上面，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隐蔽角落的小暴君。不用想象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班房里，虐待犯人肯定是家常便饭。
番禺县衙门附近布满了这种班房，顺德衙门东面的“知遇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凡是被虐待得快死的人，都丢到这里等死。像这样的私设监狱在许多县里都有，进了班房比进正规监狱下场更惨。许多班房把人关押在囚笼里，连腿都站不直，活生生连猪狗都不如。
班房里的差役更是以虐待犯人为乐，要想逃避被虐待，必须支付大量的赎罪钱。合法伤害权被差役们玩得如鱼得水，这些差役似乎个个都有折磨人的天赋，他们想出的酷刑花样百出，往往让犯人们叫苦不迭。但凡有钱的人，谁都会选择破财消灾，没钱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这些酷吏为了敛财，甚至故意捏造案情逮捕当地的有钱人，人都不是傻子，知道被这帮流氓盯上了，只能拿钱赎人。没钱的人，或者不肯出钱的人，往往会被这些流氓打死。这些穿着公务员服装的地头蛇在乡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百姓深受其害，却拿他们毫无办法。
四川仁寿县县令恒泰收人贿赂以后，将强奸改为通奸，还将无辜平民定为江洋大盗，虐待致死。有的犯人被带到公堂上，恒泰什么也不问，居然先下令给犯人打两三千小板，结果很多犯人还没有接受审问就被杖毙。草菅人命在各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办事习惯。
道光虽然精兵简政，裁减冗员，其实也是一项虚政。道光确实裁减了不少冗员，但是他裁减的只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官员，换句话说是朝廷命官，然而背后大概有十倍的白员。所谓白员就是没有经过政府授权，却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这个庞大的冗员队伍俨然帝国长出来的肿瘤，不割去帝国是不可能起死回生的。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月十八日，查出湖南宝庆府邵阳县在监狱之外私设了三个班房，分别为外班房、自新房和中公所。在这三个班房里每年“病死”的人不计其数，成为当地百姓眼中的公害。
道光明确下令禁止动用一切非法私刑，禁止虐待犯人，并且痛斥各地县吏如狼似虎，伤天害理。道光的禁令或许能起到一时的作用，但肯定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
到了道光时期，清朝的吏治灾害已经形同蝗灾，铺天盖地，无人能治，无人能医。到最后，道光也只能像嘉庆那样仰天长叹，发出“顺其自然”的感慨。
不是道光不想管，而是真的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