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一带是文字狱的重灾区，一柱楼诗案也是发生在江南。这起冤案非常恐怖，不光牵连了许多活着的人，还牵连到死去的人。在乾隆后期，人们提起这个案子无不心惊胆战，这个案子与康熙朝的庄氏史狱、戴名世的南山案和雍正朝的查嗣庭案，并称为清代四大文字冤狱。
在古代，贪污受贿也许不算是大事，但如果文字有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清代尤其如此。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就是别在文字上犯错，那可是要抄家灭门的。
这不，乾隆十六年本来好好的，莫名其妙就出现了一件让人恐怖的事情。大家知道，孙嘉淦在雍正朝就以敢于直谏闻名，应该说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好官。当年雍正对兄弟们痛下杀手，孙嘉淦就谏言让他“亲骨肉”。雍正虽然恼怒，但细细一想，觉得这个人为官正直，值得重用，反而提拔他。
到乾隆时期，孙嘉淦已经当上了工部尚书。本来乾隆也挺重视他的，没想到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份奏稿，大家争相传阅，这份神秘的奏稿最后传到了乾隆的手中，由此引起了清朝的一起特大奇案——伪稿案。
而一向胆大直言的大臣孙嘉淦竟被活活吓死。我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奏稿，居然可以把一个好端端的活人吓死？
乾隆收到这份奏稿是在乾隆十六年八月，批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折时，折子里掉下来一张纸，正是那份传得沸沸扬扬的奏稿。乾隆拿起来一看，越看眼睛越大，他愤怒地猛击案桌。冷静下来以后，乾隆知道这个稿子虽然署名是孙嘉淦，但肯定不是孙嘉淦写的。这个奏稿文字粗鄙，显然是没什么文化的人托孙嘉淦的名字写的。
伪稿中充斥着大量诽谤朝政的言论，而且捏造乾隆的朱批。乾隆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决心把这个重大的政治犯揪出来。当然，乾隆指示军机大臣们，这事情不能走漏了风声，最好在无声无息中找到幕后黑手。
乾隆年轻时的偶像是唐太宗，所以对魏徵式的官员有一种叶公好龙般的向往。还是皇子的时候，乾隆就特别敬仰孙嘉淦，等他当了皇帝，立即提拔孙嘉淦为吏部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让孙嘉淦监督百官。刚开始的时候，孙嘉淦也经常给乾隆谏言，那时乾隆多少还听得进去，甚至当着朝臣的面夸奖孙嘉淦。乾隆三年，乾隆提拔孙嘉淦为吏部尚书，后来又让他当直隶总督，大有把他扶上丞相的意思。孙嘉淦后来又升为协办大学士，应该说孙嘉淦的前景一片光明，直逼鄂尔泰和张廷玉。
可能正因为孙嘉淦敢于直谏的名声，有人居然冒充他的奏折辱骂当今皇上。乾隆当然知道他是清白的，也告诉他不必担心。但孙嘉淦自己害怕啊，他怕这事迟早会牵累到自己，是啊，这个歹徒为什么谁都不冒充偏偏冒充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自己这次恐怕难逃惩罚了，就这样，孙嘉淦越想越怕，时间一长，居然惊吓而死。这太荒唐了，也毁了他从前胆大的名声，可见，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一个大臣的胆子是真正胆大的，即便是魏徵，未尝不是提着脑袋跟唐太宗上班。
孙嘉淦能被吓死，说明这稿子的内容绝对“惊天地泣鬼神”，但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因为乾隆已经把相关资料全部销毁了。根据乾隆审理这个案子时在大臣们奏折上的朱批来看，伪稿无非是说乾隆失德，有十大过等等，伪稿还为被乾隆冤杀的张广泗鸣冤。
贵州巡抚终于查到线索，伪稿是从一个叫谭永福的商人那里抄出来的。乾隆十六年六月，四川人谭永福到贵州做生意，经过安顺的时候，他对人说自己身上有一份新闻，就这么传开了。根据谭永福的交代，他是跟自己的伙计在云南的一家商号信丰行发现这个奏稿的。线索到了信丰行，信丰行的人说他们是从江西人朱醒庵那里得到底稿的。朱醒庵说是他的同乡从湖北人陈俊臣那里得到底稿的。
湖北官员兴师动众审判陈俊臣，让他们失望的是，陈俊臣也不是伪造稿子的元凶。官员们顺藤摸瓜，摸到了江西一个叫“天一堂”的铺子。江西巡抚舒格终于查出了元凶，不过这个结果让乾隆非常窝火，因为案子的元凶居然是一个名叫罗哲文的死人。
乾隆不甘心啊，所谓死无对证，查到死人头上万事大吉，自己不白给人骂了吗？乾隆开始思考，会不会是孙嘉淦得罪了什么人，有人故意报复他呢？循着这个思路去查，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
到了九月，直隶、四川、山东、甘肃、江西、河南、江苏、福建……都在传抄这个稿子，连京城都在传，甚至蒙古王公都看到了伪稿。真是越禁传播的速度越快，三个月后已经捉拿了两百八十多个传抄的犯人，但真正的元凶仍然不知道是谁。
眼看这个案子牵连得越来越大，一些顾全大局的大臣上书请求乾隆终止这个案子，释放株连的人众。御史书成首先上书，乾隆得知后暴跳如雷，其他事情上他可以宽恕，但是涉及自己，乾隆反应非常剧烈，他痛骂书成身为满洲人，却说出大逆不道丧心病狂的话，竟然纵容社会上的人辱骂君主。乾隆愤怒地将书成革职，没多久，侍郎钱陈群也上书请求他终止此案。乾隆又把他痛骂一顿，愤怒地表示，绝对不会停止追查此事。
这一次乾隆是被真正激怒了，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孙嘉淦为何被吓死。
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乾隆决定公开缉拿要犯，号召各地官员先放下手头工作，把缉拿伪稿元凶当成头等大事。经过一年半的追查，因这个案子受牵连的人已经达到上千人，十几名办事不力的督抚大员受到惩罚。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但元凶还是没有找到。
乾隆只好把气撒在官员身上，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西巡抚鄂昌都受到了处分，被乾隆当面责骂。官员们人人自危，朝野上下鸡犬不宁。
十七年底，出现了一个新的线索，江西巡抚鄂容安缉拿了传抄伪稿的千总卢鲁生父子。乾隆让鄂容安把他们押到京城审问。军机大臣经过审讯得知，卢鲁生是从南昌守备刘时达那里得到原稿的。根据刘时达的供词，他们并不是伪稿的源头，稿子的源头在江苏。
最奇怪的是，没过多久，卢鲁生就推翻原供，“承认”稿子就是自己伪造的，表示愿意认罪伏法。案子就这么结了，卢鲁生被判凌迟，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斩。除了查抄官员按律法处置外，其他株连之人全部释放。
乾隆为什么要匆匆结案呢？他真的相信卢鲁生是元凶吗？乾隆是何等精明的人，他知道这个案子再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所以指示军机大臣逼迫卢鲁生承认自己就是元凶，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好终止这起惊天大案。
真正的元凶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最关键的是乾隆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这起案子，震慑了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
在现代社会疯子杀人理论上都是无罪的，如果说疯子说了什么疯话，大家都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别人是疯子，跟疯子计较岂不是代表自己也是疯子。然而，在封建社会，专制政府比疯子还疯，一个疯子说了几句狂悖的话，居然要置之死地。
乾隆十六年，山西巡抚阿思哈抓获了一个叫王肇基的人，这个人既没偷什么，又没抢什么，只不过说了一些胡话。但是，阿思哈却比抓到盗贼更加警惕，亲自审问他。其实，这个王肇基并不是什么疯子，不过是个穷酸秀才，想当官想发财想疯了。
皇太后万寿，他胡诌了一首诗歌颂皇太后，想谋个一官半职。他把这首诗投给山西汾州府的衙门，想让衙门的人给自己推荐个一官半职干干。
同知图桑阿本拿到诗一看，发现全是阿谀之词，阿谀倒没问题，拍马屁也是好的，但关键要阿对地方、拍到点子上。王肇基万万没有想到，谋官不成，反而惹祸。他在诗歌下面附了一段评论，正是这段评论要了他的命。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段评论到底写了什么，不过官方说王肇基的言论“毁谤圣贤，狂妄悖逆”，看来王肇基对时政发表了一些自以为是的评论。
阿思哈派人到王肇基的家里搜，又发现更多悖逆的书文。王肇基辩解说：“我不过是一个小民，写诗祝贺皇太后，只希望圣上喜欢，没有其他意思。”
阿思哈又问：“你在诗后面发表议论，妄议国事，指责大臣，毁谤圣贤，到底是何用意？”
王肇回答：“现在是尧舜盛世，我怎么可能毁谤朝廷呢？我不过是把孔孟程朱的话糅合在一起，以显示自己有学问，希望皇上欣赏我，赏个一官半职。”
阿思哈开始还怀疑王肇基可能跟伪稿案有牵连，后来发现他不过是一个“疯汉”，他奏请乾隆，请乾隆定夺。这种事，在雍正朝最多就是打一顿或者关几个月，然后再释放。但乾隆比乃父更狠毒，居然让阿思哈把王肇基杖毙于廷下。
杖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比斩立决更残酷，仅次于凌迟。王肇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他的死还可以说是因言论获罪。
两年后，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凌迟，这是大清国第一个被用酷刑处死的精神病犯人。此后，陆续有精神病患者被处死。
这个人叫丁文斌，丁文斌从小就是一个孤僻多疑之人，读过一些书，但是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打短工为生。乾隆十二年，他母亲病死。自此以后，丁文斌的性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常自言自语，对着墙壁说话。丁文斌的生活更加悲惨，要文没文，要力气没力气，生活过得很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精神越来越陷入混乱中，也没多少人愿意请他抄写或是授课。走投无路之下，他跑到路边摆摊，为人测字算命。一个精神病人给人算命这是非常荒唐的，很快他就混不下去，沦落为乞丐。
虽然生活这么艰难，他在内心里还幻想着娶到一个漂亮的老婆。乞讨的时候，他暗恋上董家的黄花闺女，虽然他是疯子，也知道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可能的事。丁文斌知道，要想取得漂亮媳妇必须有钱啊！
但是怎样才能有钱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自己造钱，这样不就成为富翁了吧，丁文斌在想象中把自己造的钱命名为“太公九府钱”。意淫的滋味是甜美的，可是睁开眼一看，失落感更重。想来想去他发现钱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自己之所以这么下贱，倒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没权势啊！
丁文斌可算是想到点子上了，对于他这样的人这是认知的突破，但也是死亡的开始。丁文斌想入非非，世上最有权势的人莫过于皇帝，皇帝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当了皇帝，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很多造反的人都跟丁文斌有相似的想法，不过他们好歹是理智的，知道能不能当上皇帝靠的是实力和运气，而不是空想。
但丁文斌除了空想，什么都不会。到了中年时，丁文斌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经常出现幻觉。后来，他经常听到“上帝”在跟自己说话，在“上帝”的启示下，他写下了《文武记》和《太公望传》这两本书。他自认为这两本书写得相当好，想投石问路，找个公职做做。便拦住了江苏学政庄有恭的轿子，庄有恭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丁文斌指望他能看上自己。
没想到，书是送给了庄有恭，但此后毫无音信。没办法，丁文斌又沉入了幻想中。“上帝”又开始对他说话了，让他把以前的作品改写成《洪范》和《春秋》。丁文斌于是就开始修改了，他把书中的“丁子日”统统改成“天子日”或“王帝日”。在中国古代史书里，只能用帝王的年号纪年，而丁文斌居然自号“丁子”，用自己的号来纪年。这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他后来改成天子和王帝，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子和皇帝了。
丁文斌还决定定国号和年号，准备颁布一本《时宪书》，让天下人都奉新朝为正朔。丁文斌把国号定位大明，年号用天元。
丁文斌如果只是自己想想，还不至于送命，但他居然异想天开，准备去山东把自己的书交给孔子的后代。孔子的第七十一世孙孔昭焕看到丁文斌这些书，立刻下令府里的人把他捆起来，并迅速将这事禀报乾隆。
这个案子简直不用审了，反迹昭彰，唯一要考虑的是丁文斌是精神病。审讯中，丁文斌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审讯官荒唐到什么地步，居然让他把上帝叫出来。
杨应琚负责审理此案，他经历的事情多，虽然不懂现代精神病学，但是也知道这种情况是大脑出了问题。杨应琚在审理这个案子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精神病血口喷人，乱咬一气，把朝中大官都咬进来。所以，他希望快点结案，他也知道乾隆是个非常多疑的人。如果乾隆疑虑加深，本来没什么事情，都会弄出许多事情来。
乾隆跟杨应琚的想法差不多，都主张尽快把犯人按大逆罪凌迟处死。
就这样，一个疯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凌迟处死，看客们的表情都非常麻木。只有一个人有所触动，这个人就是庄有恭。庄有恭当然不是同情丁文斌，是他自己跟着遭殃了。乾隆不久发现了丁文斌曾经给庄有恭投书。庄有恭早把这事忘在脑后了，等到想起时，拿起那本书给乾隆。乾隆发现这本书跟从丁文斌身上搜出的书完全不一样，认为庄有恭故意隐瞒。
乾隆决定罚款，你庄有恭做了多少年的官，把你的拿到的薪水乘以十，好好还吧！自己没还完，后代接着还。十四年后，庄有恭郁闷而死，死前还欠了六万多两银子。
此后，乾隆还处决了直隶的疯子刘德照等人，以及一些因为笔误而受处罚的人。
对疯子搞文字狱，而且文字狱一搞势必牵连到罪犯的家人，这种荒唐事竟然发生在号称明君的乾隆头上。后来一些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斗胆对乾隆说，这些疯子疯言疯语，即使要惩罚，止于他们自身就行了，没必要牵累到家人，并不是家人把他们逼疯的。
乾隆好像听进去了，也好像没听进去。
和珅如果被乾隆看上了，那是好事；胡中藻若是被乾隆看上了，得小心了。胡中藻是什么人？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啊！鄂尔泰又是谁？乾隆要打击的朋党头目啊！
胡中藻这个人做官比较谨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要通过正规途径整他没那么容易。但乾隆一点也不担心，胡中藻不是写了一本诗集，叫什么《坚磨生诗钞》吗？那好吧，就从这本诗集入手。
汉字内涵那么丰富，就不信找不到胡中藻的把柄。胡中藻，你自号坚磨生，这次我就要磨得你生不如死。乾隆把这个任务交给军机处行走蒋溥，蒋溥的任务是先搜罗“罪证”，等乾隆觉得时机合适时再出手，所以这个任务一定是保密的。如果蒋溥泄露出去，十个脑袋也保不住。
就这样，蒋溥拿着《坚磨生诗钞》苦苦研读。老实说，这个任务真不轻松。出于文人的一种虚荣，坚磨生同志写诗的时候特别喜欢用一些奇险的文字，显示自己文采非同一般。
我们不妨把蒋溥从鸡蛋里挑出的骨头罗列一下，看到这些“骨头”我们一定佩服中国人在罗织罪名上面的创造力。
你胡中藻用“坚磨生”为号，意思无非是说自己操守很坚定，到底是何居心呢？莫非是想跟我大清“坚磨”到底？想念明朝你就直说。
诗中有这么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清是我大清的国号，你把浊字放在清前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胡中藻还有一句怪诗：“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老佛”暗指自己，乾隆生气了，我天天上朝，你怎么说“朝门不开”呢？
《孝贤皇后之丧》中有这样的诗句：“并花已觉单无蒂。”本意是歌颂帝后恩爱深情，乾隆却偏要说这是讽刺皇后干政，乾隆反问：“我几时让皇后干预朝政？”
类似的“骨头”有很多，乾隆二十年，乾隆发动对准噶尔的战争，朝中多有不满者。乾隆突然拿出胡中藻诗歌问题，借机发难，想让朝臣们噤声。
我们可以看看乾隆这个文字狱，整人迹象太明显了，完全是欲加之罪。雍正也搞文字狱，但比乾隆的水平和境界明显高出很多。雍正曾经想整查嗣庭，说查嗣庭出的试题中有怨气，但他又表示，如果单凭这点就治罪的话，显然会给人留下搞文字狱的话柄。最后，雍正揪出了查嗣庭曾经非难和批评康熙的言论——在专制时代这可是能置人于死地的铁证，最后雍正以“孝子”的身份处死了查嗣庭。
乾隆可没这个耐心，他要借机除掉朋党，打击反对自己的势力，哪顾得上那么多。
胡中藻的案子牵连到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在鄂昌的书信中也发现了大量“罪证”，两人一同入狱。乾隆开恩，让鄂昌自尽，等于是拿他做典型，警告满洲大臣不要和汉人来往唱和，更不要结党营私，否则下场就是这样。
胡中藻被处斩，祸及族人和亲友。
果然这个案子爆发后，朝野上下无不震荡，不光鄂尔泰这边惊慌，张廷玉那边也紧张不安。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正是千家万户喜庆的日子，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蔡显慌慌张张地抱着一大堆书籍跑到府衙里，对着青天大老爷哭喊，说自己书中没有半点悖逆字句，希望大老爷明鉴。
这个蔡显也算是文化人，在雍正七年中举，尽管如此，他却没能在仕途上发展。我们知道，在古代中举理论上是可以当官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首先必须要有缺，其次你还得有关系，上面有人推荐你补这个缺。
虽然考上了举人，但是没官做，难免会有一些牢骚。蔡显自号闲渔，喜欢学着魏晋名士的派头，跟文人雅士们一起饮酒赋诗，经过多年的锱铢积累，蔡显印有《闲渔闲闲录》《宵行杂识》《潭上闲渔稿》和《红蕉诗话》等书。
其中最有名的是《闲渔闲闲录》，古人说不平则鸣，没有牢骚就没法写诗。在《闲渔闲闲录》中充斥着大量的牢骚，对官府的种种行为多有讽刺。当然，这本书出来后也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文人为诗人的才华倾倒，嬉笑怒骂皆能看出作者文采斐然，简直就是乾隆时期的韩寒，恰好两人也都是松江的。
不过蔡显可没韩寒幸运，在乾隆眼皮底下写讽刺诗，那可是刀尖上的舞蹈，不是亡命徒，别干这号事。这不，被人告发了，蔡显慌了。他自己跑到衙门里坦白，坚信自己并无悖逆之罪，蔡显有这种自信是好的，因为发牢骚跟语言悖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要看对方是什么人，因为双方对悖逆的标准明显定得不一样，在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话，到了清廷那里就变成大逆不道了。
果然，这事松江府还不敢做主，上报给两广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这两人既然能在乾隆手下当大员，脾气也跟乾隆一样：无事生非，小题大做。他们认为蔡显：心怀不轨，创作逆书，毁谤朝廷，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应该按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戚家属一律连坐。
《闲渔闲闲录》这本书送到乾隆案桌前，乾隆毕竟也是个文化人，他翻了翻这些书，不觉得有什么大逆，只不过牢骚多了点而已，说实话，乾隆还觉得这个人确实有些才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乾隆根本没考虑按大逆律对待蔡显的，甚至都打算教训一顿无罪释放。然而，随着乾隆通观全书，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乾隆发现书中竟然有这样的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说的是康熙和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乾隆心想，这都什么话啊，我想饶你蔡显，你蔡显自己要找死。这条真正谋逆的“罪证”高晋和明德都没有发现，他们发现的只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诗句，比如：“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等。
说实话能从这些诗句中看出大逆不道那是很需要脑细胞的，“莫教”那两句诗大概是说乾隆乾纲独断、喜怒无常，做事不依靠道德和法律，完全凭个人喜恶办事。“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更隐晦了，大概是说朝廷上上下下都从上所好，是非曲直已经完全分不清楚了。
《闲渔闲闲录》中还有《哀漳城》这首诗：“城里无烟白日荒，北军搜尽万家粮。戈船蔽海天常黑，铁骑飞沙雾转黄。一郡饥魂哭秋雨，千山战骨夜埋霜。我生不尽哀时感，衰草寒夜几断肠。”这首诗很明显是在控诉清朝入关的暴行，蔡显即使想辩解，也很难成功，就算是今天人们也能一眼看出其中的意思，别说是当时敏感的朝廷。
蔡显真是该死，碰到乾隆这么敏感的文化皇帝。《闲渔闲闲录》立即被宣布为禁书，蔡显也将进入最恐怖的审判环节。在酷刑逼供下，蔡显只好认罪，说自己是草野无知，无心写下这些东西，没想到其中有寓意，实在是罪该万死。
高晋奏请凌迟处死蔡显，乾隆施恩，判为斩立决。蔡显长子蔡必照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两个幼子和女儿发配功臣为奴。蔡显的弟子们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印书的人杖打八十。一些办事不力的官员也受到惩罚，高晋和明德本来是想邀功，结果受到乾隆的责备，说他们姑息养奸，理由是没有发现真正“大逆”的文字，反而把一些发牢骚的文字当成大逆。
蔡显虽死，从他的文字中我们确实可以能看到此人的才华，他的诗意境也不错，如果生活在一个较开明的朝代，大概也可以过上文人雅士的风流生活。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与吕留良、黄宗羲、杭世骏齐名的齐周华，这四人并称为浙江四贤。
齐周华是浙江台州天台县人，这人也是一个大儒，而且胆子非常大。
一切还得从吕留良说起，吕留良是名满天下的大儒，曾静奉他为精神导师，在雍正期间，出现了曾静逆书案。这个案子是非常滑稽的，曾静和弟子张照无罪释放，倒是死人吕留良受到株连，被开棺戮尸。这种结果用雍正自己的话说是“出奇料理”，但显然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写诗鸣不平：
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写诗的人就是齐周华，他还怕别人看不懂，附上注解：“曾静该杀却不杀，吕晚村无罪却坐罪。这是古今一大恨事啊！”
在齐周华看来，曾静谋逆明显，该杀；但吕留良是一个大儒兼思想家，没有犯任何罪，却受到株连。作者非常愤怒，说世道浑浊到这个地步，自己怒发冲冠，连剑都在鸣动不平。发牢骚还行，但如果愤怒到利剑都快要出鞘，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征兆。
雍正于是开始搜捕这个大逆不道之人，齐周华居然不屑于捉迷藏，站出来光明磊落地跟雍正对峙。雍正虽然残酷，但比乾隆要好很多，他倒没有把齐周华杀掉，更没有凌迟处死，只是下令将他永远圈禁。
齐周华是个汉子，雍正未尝不在心里敬佩他，闽浙总督也对他颇为佩服，曾写诗奉劝他：“物外有人闲始见，山中可乐老方知。”希望他不要再管闲事了，好好寄情于山水吧！
乾隆即位以后，天下大赦，齐周华也获得自由了。乾隆上台后推行了一些新政，又让齐周华看到了希望，按捺不住“过问世事”的冲动。
很快齐周华就失望了，他发现这个新皇帝并不比雍正好多少，他上台后处死了曾静师徒，却没有为吕留良平反，也没有召回吕留良发配的家人。后来，齐周华到武当山当了十年的道士。乾隆二十一年，他的儿子把他接回家还俗。没想到这么一来就出事了。
齐周华回到家里后，脾气非常怪异，他要变卖家产，出版自己这辈子写的作品。最后，闹得跟家人亲族合不来，自己搬到城外一个小楼里居住，他还关起门来谁也不见，成了孤家寡人。族长齐长庚甚至向官府申请把齐周华逐出宗族，齐周华大骂齐长庚的老婆已经七十了，还到处偷人，简直人尽可夫。最后到了什么地步，齐周华的两个儿子痛打父亲，全家人都排斥他。他的家人所以这么做自是担心这个倔强的老头遗祸家门，清代动不动就搞文字狱，他又口无遮拦，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久，齐周华在杭州把自己平生所写的著作出版，并亲自写了对联：“恶劫难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丧，庶几无忝所生。”说明齐周华早就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但自言对得起生养自己的父母。
齐周华也是自己想死，这人间在他眼里已是地狱。当时他家人反对他出书，倒未必是吝惜钱财，而是担心身家性命。齐周华不怕死，他们可怕死。
亲眼见过那么多文字狱，齐周华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与族人闹翻可能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齐周华把涉及他人之处全部删掉，直面乾隆这个专制魔鬼。
乾隆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熊学鹏到天台县视察，齐周华拦住他的轿子，献上自己的《名山藏》等书，此外他还呈上一个状子，告发自己的亲族“迫害”自己。
案子一审就是个文字狱，齐周华供认不讳，只是否认李绂、谢济世、沈德潜、房明畴等人为自己作序，这些他全部都改名了，声称是托人伪作，全都是自己写的。乾隆明白，这个人是公开挑衅自己，下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
遗憾的是，齐周华为亲朋好友设的脱身之计在奸诈的乾隆面前完全没有起作用，齐周华的子孙照样连坐，其中四人拟斩监候，妻妾儿媳及小孩发配功臣为奴。堂弟齐召南本是礼部侍郎，被革职抄家，回家不久，齐召南就忧愤而死。李绂、谢济世等人虽久已死去，但也被抄家。
齐周华一案不光牵连甚重，而且著作也被焚毁，他想藏之名山、期盼警醒后来者的愿望也落空了。
江浙一带是文字狱的重灾区，一柱楼诗案也是发生在江南。这起冤案非常恐怖，不光牵连了许多活着的人，还牵连到死去的人。在乾隆后期，人们提起这个案子无不心惊胆战，这个案子与康熙朝的庄氏史狱、戴名世的南山案和雍正朝的查嗣庭案，并称为清朝四大文字冤狱。
能够跻身于四大冤狱，说明总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徐述夔，扬州东台县人。他是一个神童般的人物，在古代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平庸才能平安，平安是福啊！徐述夔十七岁考上秀才，三十五岁考上举人，科举之路虽然走得缓慢一点，但他对前途还是充满希望的，希望一展宏图，成为国家栋梁。
不过，他的思想还没有调整好，没有调整到朝廷需要的那个频道。他曾经对学生说过：“本朝剃头不如明朝剃头好看。”其实，他也就是发发牢骚，自视才高，却没有得到重用。不平则鸣，写下了诸如此类的诗句：“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江北久无干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等等。
徐述夔之所以这么不得志，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考中举人那年的试题是《君使臣以礼》，徐述夔在答卷中写下了“礼者，君所自尽也”，结合上下文看这只是很平常的句子，但是把君和自尽放在一起，一下子就被审阅的礼部官员发现了。根据清朝科场的规矩，举人的答卷必须交到京城，由礼部官员审阅。
这么一来，徐述夔的仕途就此堵死，甚至此后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心灰意冷的他回到了家里，专心写作，以此来表达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徐述夔打算这辈子过一种书斋生活了，他特地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别致的小楼作为书房。这个小楼很奇特，中间是一根大柱子，在柱子上端辟了两层，其他的梁柱都是嫁接在大柱子上的，所以整栋楼看起来就像是一把雨伞。楼梯是在外面的，在楼的下面有回廊和天井，种着许多梅树，环境确实不错。
徐述夔在这里读了一辈子的书，也写了一辈子的书，直到乾隆二十八年去世，终年六十岁。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诗集和小说，其中有《一柱楼诗》《快士传》《五色石传奇》《八洞天》等作品。
在徐述夔生前，这些书都没有拿去出版，乾隆二十八年，他的儿子为了纪念他，把他的遗作拿去出版。万万没想到居然惹来了大祸？
徐述夔的书中到底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呢？
首先我们说说他的诗集，在诗中有这样一些句子，譬如“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举杯忽见明天子，却把壶儿抛半边”等，这些句子确实有对清代失望，怀念明代的意思。
《快士传》是一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落榜文人，在书中作者细致地描绘了落榜文人的那种痛苦和无奈。书中也提到文字狱。这部小说文字优美，情节曲折，算得上是佳作。
其他的作品“逆情”不是很大，徐述夔的作品是非常丰富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百度一下，然后到图书馆里借他的书看看。
有人猜测，徐述夔给小楼取名为“一柱楼”是有深意的，“一柱”便是“易朱”的意思，由此推测徐述夔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当然也有人说，徐述夔取这个名字是想表现自己鹤立鸡群、卓而不类。这些看法都只是猜测，即使徐述夔真有“易朱”的意思，也不能根据这个楼名给他定罪。
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刊发了父亲的书籍后，还到处送人，在出版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争相购买徐述夔的书籍。连江南诗坛泰斗沈德潜也赞不绝口，沈德潜跟徐述夔在同一年考中举人，两人虽然交往不是很密切，但也认识。他亲自为徐述夔写了一篇传记，称赞徐述夔人品和才华双绝，是天下读书人学习的榜样。
这桩文字狱是在徐述夔书籍出版十四年后爆发的，究竟是如何引起乾隆的注意呢？
原来徐述夔的家乡有几个望族，徐家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跟蔡家的关系很不好。两家经常闹矛盾，对簿公堂。乾隆四十二年，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去世，蔡家这时想赎回以前卖给徐家的田。徐怀祖曾经花了两千四百两银子从蔡家买了几顷的土地，当时是公平交易，愿买愿卖。
没想到蔡耘的堂兄蔡嘉树考上监生后，忽然要赎回田地，借口这块地里有他们家的祖坟。赎回也没问题，出价要合理，但蔡家只肯出九百六十两。不升值也就算了，你还贬值，谁卖啊！徐怀祖的儿子徐食田和徐食书很为难，他知道这是蔡家故意要敲诈他们。
蔡家在这个时候敲诈不仅仅是因为徐怀祖过世，更主要的是乾隆的禁书政策越来越严厉。蔡嘉树看过徐述夔的书，知道里面有文章可做。所以他威胁徐家，如果不把田让给自己，就告官。
徐食田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觉得与其被蔡嘉树勒索要挟，不如主动将祖父的作品呈给官府。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有据可依的，乾隆颁布了谕旨，只要在两年的限期内交出禁书，可以免掉私藏禁书的罪名。
蔡嘉树敲诈不成，岂肯罢休，便去东台县县衙告发徐述夔书中有悖逆的话。县令不敢做主，立即送到江苏书局。江苏书局那边又把书退回来了，让他们标上“违碍”的句子。与此同时，东台县县令在判徐蔡两家的官司，把有祖坟的十亩田拨给蔡家。但蔡嘉树仍不满足，这距离他的期望还有距离，他甚至认为县令偏袒徐家，准备一举将徐家和县令一起告倒。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蔡嘉树直接跑到江宁布政使衙门去告状。布政使官员陶易也不是傻子，了解整个案情后，他认为是蔡嘉树想低价赎回田地，没有得逞后故意报复；徐食田在规定时间内交出了禁书，理应免罪。陶易对蔡嘉树的行为非常鄙视，还在他的告发信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陶易知道蔡嘉树是个卑鄙小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便让幕僚陆琰去处理这件事。陆琰比陶易的性情更耿直，他给蔡嘉树发出了一个警告：“写书的人如果在诗句中有疑似悖逆的文字，却没有实际悖逆的行为，那么，这个检举作者的人要判处诬告罪。”实际上是警告蔡嘉树及时收手。
扬州知府谢启昆后来才得知此事，说实话，他是胆战心惊的。虽说陶易是他的上司，但他做官时间比陶易要长，知道文字的问题不能这么随便处理。本来，徐家已经把书在规定时间内交出去，蔡嘉树是无事生非，案子可以轻松了结。但这事千万不能让乾隆知道了，乾隆对文字向来是宁紧勿松的。
它又是如何变成一个惊天大案呢？这还得从我们喜闻乐见的宰相刘罗锅说起。
扬州衙门本来是想快点了解案子，不想也不敢惊动乾隆。没想到，乾隆居然知道了，这个惊动乾隆的人便是刘罗锅刘墉。刘墉当时在江苏担任学政，一个门生送给他一本《一柱楼诗》和沈德潜写的《徐述夔传》。
刘墉是个非常忠心的奴才，他收到这本书后，立即上报给乾隆。乾隆拿到诗集，很快就读完了。诗写得还不错嘛，乾隆心想，但是里面愤激的话太多了，这个徐述夔是不是生前吃了火药。乾隆告诉刘墉，如果这个徐述夔还活着，一定得好好惩罚他，他的孙子徐食田是在别人告发后才把书交出，也应该治罪，沈德潜不知好歹，为他作传，本来也该治罪，看他已经去世，就算了吧。
乾隆刚开始时也没想要大惊小怪，不过江苏巡抚杨魁给他一个奏折后，一切都变了。杨魁把蔡嘉树告状的过程添油加醋地复述了一遍，他说徐食田贿赂官吏，阻挠蔡嘉树告发。乾隆愤怒了，他让人把徐食田押到京城。
署理两江总督萨载火上浇油，极力怂恿乾隆把这个案子搞大，将徐述夔开棺戮尸。乾隆同意，将这个案子定为“罪大恶极”的逆案。乾隆其实是想把这个案子搞成一场政治运动，通过禁书达到思想改造和震慑官员的目的。
乾隆根本不给江苏官员们解释的机会，立即下令把布政使陶易、扬州知府谢启昆等人革职，押到京城审讯。
乾隆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不是没有考虑到其中可能另有隐情，也就是说徐食田很可能是冤枉的。徐食田确实是在别人告发之前就把书呈交官府，但杨魁和萨载的奏折都说是告发后才送上去的。
乾隆想，如果徐食田在告发之前就呈交逆书，那么陶易判决蔡嘉树诬陷罪也是合理的，扬州知府谢启昆也是照章办事。没什么可指责的，唯一的罪犯就是蔡嘉树了。但是，这么一来，乾隆想震慑天下官员和百姓的政治目的就达不到了。
乾隆决定先让人弄清事实，事实出来后，乾隆很失望，原来徐食田真是被冤枉的，蔡嘉树确实是一个无赖。现在是应该处死好人，还是惩罚无赖，相信是个正常人都不难做出判断。
可惜，乾隆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帝王，在他心里有一个深深的黑洞，黑洞一旦张开嘴，所有良知和道德都会被吸进去，剩下的只有个人的欲望。
宁可故意杀掉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只有这样才能稳固江山。令人气愤的是，蔡嘉树最后也承认自己是诬告，乾隆要拿起屠刀还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如何给徐食田治罪呢？乾隆玩起了文字游戏，他让刑部官员把《大清律例》中的话换个说法，意思全变了，刑部官员对徐食田说：“听说别人要告自己，然后才能自首，不能算是真的自首，这种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
到最后连减罪也没了，官员们纷纷揣摩圣意说，这种自首太不真诚，所以不宜减罪。这条路打通后，后面怎么定罪全看乾隆了。乾隆说徐述夔这个人心怀大逆，对清朝极度不满，希望有一天遇到明主，反清复明，正所谓“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在乾隆看来这句诗的意思分明就是希望离开清朝，重新回到明朝。古代不像现代有穿越，回到明朝只能造反了。又说“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这意思太明显了，“壶儿”和“胡儿”是谐音，壶儿搁半边就是推倒的意思，推翻了清朝自然就跟大明天子相见了。“青”字的形状像壶，把壶倾斜就会滴出水，也就是“清”字了，徐述夔确实太有才了。
最后我们看看处罚。
江宁布政使陶易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罪名是袒护罪犯，阻挠告状者；陶易没等到秋后处决，就在狱中病死。
徐述夔诋毁清朝，罪恶滔天，他的儿子徐怀祖将他的书公开出版，罪不可恕，两人开棺戮尸，枭首示众，抛尸荒野。
徐食田和徐食书被判斩立决；徐述夔的两个学生徐首发、沈成濯担任诗集校对，却不检举，斩立决；陶易的幕僚陆琰有心袒护犯人，斩立决。事后，乾隆“开恩”，把这五人的斩立决改判为斩监候。
这个案子中，徐家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斩首，其余人等发配为奴，财产籍没。
为徐书作跋的毛澄杖责一百，发配三千里。
扬州知府谢启昆杖责一百，服劳役三年。
写到这里，读者可能以为蔡嘉树肯定能得到一笔不小的奖金吧！蔡嘉树什么也没得到，判决书说他挟私报复，诬告徐食田贿赂官吏，本应有罪，念他检举逆案有功，将功抵罪。
最后我们说说为徐述夔作序的沈德潜，沈德潜是诗坛泰斗，也是乾隆的宠臣。在沈德潜生前，乾隆是非常器重他的，经常给他写信。沈德潜以九十七岁的高寿去世，乾隆赐他“文悫”的谥号，还亲笔为他书写墓碑。帝王是说翻脸就翻脸的，乾隆下令褫夺沈德潜的一切谥号和官职，并命人将自己亲手写的墓碑推倒，抹去自己亲手写的文字，再将墓碑捣成碎块，分散扔在荒野中，并在乡贤祠中撤出他的牌位。
乾隆把事情做到这份上，不单单是为了政治目的，里面还有极强的愤怒。若没有愤怒，他不至于连沈德潜的墓碑都要捣毁。
“十全武功”“诗人皇帝”这些称誉东西的背后，乾隆实实在在是一个权力野兽、政治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