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绝的是甘肃省冒赈的事情爆发，乾隆让李侍尧和阿桂查办此案，用贪官来反贪，乾隆可谓是深谙以毒攻毒之道。李侍尧本身是一个贪官，对于贪官的伎俩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很快就把这个案子办得干净利索，深得乾隆欣赏。正应了那句古老的哲理：“使功不如使过。”
乾隆四十五年，清廷发生了一起怪诞的贪污案。这个案子怪就怪在高官李侍尧被人揭发后，经过审理，犯罪证据确凿。刑部三次议定死刑，最终李侍尧却逍遥法外，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官越做越大。更奇的是，那些揭发李侍尧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这个案子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
如果说乾隆纵容贪腐、惩贪不严的话，那不是事实。晚清洋务派学者薛福成评价乾隆是个英明的皇帝，惩贪也非常严，但是越惩治贪污之风越甚。薛福成总结的原因是当时有一种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贪，并不是因为那时人们显得格外贪婪。这种力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官场潜规则。
这个李侍尧官职非常高，是云贵总督。李侍尧的家世也非常显赫，祖上是清初的开国功臣李永芳，他的父亲担任过户部尚书。一直以来，李侍尧都很受乾隆的赏识，他是一个办事能力很强的官员。李侍尧的贪心跟能力成正比，担任云贵总督期间他大量收取陋规，聚敛无度。
李侍尧是乾隆一手提拔起来的，先后担任户部尚书、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等要职，乾隆三十八年擢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位极人臣。乾隆经常夸奖李侍尧，说他办事能力在督抚中最为出色，并将他和阿桂并称，认为这两人是国家的栋梁支柱。
李侍尧在担任总督期间，虽然受贿不少，但无人敢告发他，可见其“御下有方”。
然而，在乾隆四十四年年底，李侍尧被人捅了出来。绝的是并不是有人故意要告他，只不过是在闲聊时无意提到。透露出这个秘密的是一个叫海宁的官员，他在跟军机处的朋友聊天时，随口谈到了李侍尧贪污索贿之事。
海宁曾经当了一年的云南粮储道，对上司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海宁本人也送过李侍尧两百两黄金作寿礼。海宁并不愿给李侍尧送礼，只是云南的官员都送礼，如果偏偏自己不送，李侍尧会认为这是有心跟自己作对。
当然，海宁所以提到这事，并不是心痛那两百两黄金，也不是要报复李侍尧，他只是聊天时随口说出。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军机大臣和珅知道此事后，找到海宁，详细询问李侍尧贪污之事。海宁知道自己闯祸了，他根本不敢得罪李侍尧，更不敢得罪和珅，没有办法，只好得罪自己，海宁承认自己曾给李侍尧送过两百两黄金，此外一概不知道。
和珅为什么对李侍尧贪污之事这么关心呢？因为和珅跟李侍尧的矛盾很深。本来，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朝中高官，隔那么远，不至于有太多恨啊！可惜，世上的事情往往没有这么简单。李侍尧出身显赫，身为封疆大吏又位高权重，所以很看不起出身一般依靠拍马屁在乾隆面前走红的和珅，所以经常不给和珅面子。譬如，朝鲜使臣就曾说过：“李侍尧年老位高，平时把和珅当儿子一样使唤。”
和珅是一个记恨之人，早已对李侍尧恨得咬牙切齿。逮到这个好机会，他能放过吗？
和珅不仅是想报复李侍尧，他也想借着惩治李侍尧上位。当时和珅虽然受宠，毕竟只是一颗政治新星，官职不过是侍郎，在军机处也不是能拍板的人。
心动不如行动，和珅找到乾隆，将李侍尧贪污的事情和盘托出。得知此事，乾隆有些意外，他没想到自己如此信任的人居然会干出这种事情。乾隆亲自找到海宁问话，海宁是个圆滑的人，他避重就轻，说李侍尧办事非常认真。乾隆打断他：“李侍尧有没有贪污？”海宁只好回答说：“李侍尧对下属要求很严，关于他贪污的流言不是没有，但是微臣真的没有见到任何真凭实据。”
看海宁说话模棱两可，乾隆很生气，让军机大臣福隆安严审此案。在刑法的威逼之下，海宁终于说出了实话，将李侍尧的贪污行径全部如实吐出。根据海宁的说法，李侍尧大概贪了两万六千两白银。
看到海宁的供状后，乾隆任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贵州调查李侍尧。在和珅离开京城之前，乾隆下了密旨，让人先将李侍尧暗中监视起来。
李侍尧待在云南，乾隆为什么让他去贵州呢？其实这是乾隆声东击西的策略，防止李侍尧起疑心。
和珅到达昆明后，先对李侍尧的心腹家奴张永受、连国雄等人进行隔离审查，这些家奴的财产远远超过一个家奴应当拥有的家产，和珅询问他们这些钱财从哪来的，他们都无法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和珅的严刑逼供下，他们只好老实交代，这些财产是李侍尧贪污所得，经过他们一手办理，分得的一部分。
家奴们的供词成为李侍尧犯罪的有力证据，接下来，和珅根据海宁的名单，开始审讯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在和珅的威逼之下，这些官员纷纷交代了行贿的情节。原来李侍尧借着为朝廷办理贡品的名义，经常向下属伸手要钱，下属们不敢得罪李侍尧，只能掏钱。
当和珅获得足够的证据后，便正式向李侍尧开刀，李侍尧还想抵赖，但是在强大的人证和物证面前，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了。于是，他供认了下面的受贿事实：迤南道庄肇奎送银两千两，鲁甸通判素尔方阿送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送银五千两，临川知府德起送银两千两，东川知府张珑送银四千两……
根据李侍尧的交代，他总共收受白银三万一千两，当然实际数目肯定比这个大得多。
李侍尧认罪后不久，湖南巡抚李湖给乾隆上了一道密折，说自己的下属在湖南捉到了李侍尧的家奴张曜等人，根据张曜的供认，他去年被李侍尧从云南派到北京，帮李侍尧从北京家中送回白银五千二百两、玉器十件，此外，张永受也带回了七千两白银。得到这个线索，乾隆立即派户部尚书英廉审讯李侍尧的管家，最后证明实有其事。
英廉顺着线索追查，发现张永受拥有房产六处、地亩一处，放债四千两；张永受的母亲有住房三十多间，田地四五顷。一个家奴家产就如此之多，至于主人李侍尧贪污多少则可以想象。
调查李侍尧，对乾隆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光因为李侍尧是乾隆的“脊梁”，更因为李侍尧在进贡的时候精益求精。无论如何，李侍尧是一个对主子非常忠心的奴才，贪污也许是事实，但这不改变他“恋主”之心啊！
和珅固然把这个案子干得相当漂亮，但未必符合乾隆的心意。案子水落石出后，乾隆下令将李侍尧押到京城。李侍尧落到和珅手里，论理是没有活路的，根据雍正修订的法律，贪污超过一千两就是死刑，而李侍尧自己供认的就已经有三万一千两。
乾隆怜惜李侍尧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李侍尧在进贡方面特别卖力，如果李侍尧不受贿的话，哪有那么多钱给自己整这么多宝物。在乾隆初期，律己甚严，但到了后来，乾隆喜好奢靡的本性开始暴露，乾隆虽然不能约束自己的喜好，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个案子查到最后，总归会回到进贡问题上，到时候落马的就不只是李侍尧，自己也会留下骂名。
高官李侍尧落马，和珅心里那个滋味真就一个美字可形容。
乾隆下旨痛斥李侍尧和那些行贿的官员，并下令将李侍尧革职查问，其他行贿人等全部革职，具体如何量刑由刑部和和珅等人拟定。此外，乾隆还下旨将云南巡抚孙士毅革职，发配伊犁，理由是隐匿不报。其实，孙士毅并没有向李侍尧行贿。如果让孙士毅告发李侍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太可能。
当时督抚大员对辖区的权力之大甚至超过了皇帝，因为全国那么多官员，主要靠督抚来管理。督抚有权推荐和弹劾官员，所以让一个下属去弹劾督抚，那是强人所难。
不过，孙士毅跟和珅的关系较好，和珅替他说情后，免予发配伊犁，最后留在京城编纂《四库全书》。
揭发李侍尧的海宁非但没有得到奖赏，反因为最初不肯交代事实，犯了欺君之罪，交到刑部议罪。
和珅很希望给李侍尧拟个斩立决，但和珅毕竟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在乾隆身边，无人比和珅更会揣摩圣意。和珅从乾隆的态度看出他对李侍尧多有怜惜之意，好像很不情愿将李侍尧治罪一样。和珅清楚，李侍尧是乾隆的股肱之臣，自己如果想把李侍尧置于死地的话，乾隆这么精明的人估计会看破自己的真实想法，到时候也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和珅经过反复考虑后，跟刑部侍郎喀宁阿拟了个“斩监候”的刑罚，换句话说死缓。狡猾的和珅很明白，这样的量刑对于李侍尧的罪行来说不算重，从而可以掩盖自己报复李侍尧的动机，但是也不会影响李侍尧最后的结局。一般来说，判为斩监候的只不过是多活一段时间，最后也难逃一死。
倒是对那些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判决容易一些，素尔方阿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家产抄没；汪圻和庄肇奎被发配到伊犁，永不许归，家产入官；张珑、方洛、杨奋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家产入官；德起因为病故，免受追究，不过家产也被抄。
在办理李侍尧案子时，和珅充分展现了自己过人的才干，仅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圆满完成任务。
被判斩监候后，李侍尧觉得自己迟早一死，只想这一天快点结束，免得承受更多的折磨。他所不知道的是乾隆并不想他死，乾隆很想出手救他。当乾隆看到和珅奏折上针对李侍尧的量刑时，非常担心李侍尧会被处死。
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帝国权力最大的人，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将大清法律视同儿戏。要救李侍尧，也必须得钻法律的空子，不能给人独断专行的感觉。
李侍尧作为朝中重臣，他的案子本应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家共同会审。现在却只有刑部一个部门审理，乾隆心想，让三家共同会审是不是可以救李侍尧一命呢？但乾隆也担心三家会审会让李侍尧死得更快，除非自己事前打招呼，但提前给三个部门打招呼，君威何在呢？
乾隆于是想起了另一条路，大学士九卿会议。这个会议是清廷最高的审议机关，成员由九个部门的高级长官组成，由于人员复杂，人心不一，这个会议经常流于形式。很多与会人员对于讨论的事情并不关心，很多人甚至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不来开会。乾隆觉得这个会议应该不像三司那样要求严格，估计不会判李侍尧死罪，一旦这个会议轻判，自己就有机会救李侍尧了。
然而，让乾隆失望的是，这个会议居然比刑部判刑更严厉：斩立决。
会议代表显然对李侍尧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大家都没有流于形式，而是积极发表意见。大家援引《大清律例》，觉得判处李侍尧斩监候太轻了。许多大学士援引乾隆五年九门提督鄂善受贿一千两银子被判死刑的案例，说李侍尧的犯罪情节比鄂善要严重得多，理应斩立决。此外，还有以前的云贵总督恒文和原任贵州巡抚良卿等人，也是在任内贪污，而且贪得还没有李侍尧多，最后两人也是被立即执行死刑。
代表们的话是合情合理的，可惜他们没有揣测到乾隆的真实意思。这条路堵死了，还会有其他的路吗？
二审的结果无疑把李侍尧推上了绝路，但是乾隆仍不想就此放弃，他想出了一个绝招——让地方督抚发表意见定夺。这个想法真绝，亏乾隆想得出来，地方督抚和李侍尧处于相同的立场，自然会帮李侍尧说话。
乾隆是如何想到这个绝妙的点子呢？当时乾隆还在南巡的途中，皱眉看和珅的奏折时，正接见前来接驾的富勒浑。乾隆就把自己心头的困惑告诉了富勒浑。富勒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李侍尧担任封疆大吏，做事认真负责，时刻将国事放在心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固然晚节不保，但一生劳苦功高，应该免他一死，这样日后定会感激圣恩，加倍为国效力。
乾隆当时没有对富勒浑的话表态，不过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事后，他想到了富勒浑的话，觉得既然走正常路线救不了李侍尧，何妨让督抚们来讨论。只要有一个督抚反对斩立决，自己就有出手救李侍尧的理由。
乾隆下旨让地方督抚们对李侍尧的事情发表意见，在谕旨中，乾隆还循循善诱地说李侍尧才干出众，为自己分了不少的忧，但辜负了皇恩，希望督抚们以李侍尧为戒。这番话冠冕堂皇，实际却是暗示督抚们反对斩立决。但是，乾隆的意思特别委婉，若非极会揣摩圣意的人估计很难猜出。
乾隆的谕旨发出来以后，督抚们都没猜到他的真实意思，甚至连富勒浑这次也错误地领会了乾隆的意思，大家都主张将李侍尧斩立决。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督抚们如果为李侍尧说话，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我这是在为同类辩护，会不会让皇帝以为我也有问题呢？那么富勒浑为什么也主张斩立决呢？这还得从上次他在乾隆面前说那番话讲起，当时他说话的时候，城府很深的乾隆没有任何表情，说完之后富勒浑胆战心惊，以为自己说错了话。这次乾隆再问话，他赶紧主张斩立决。
只有一个人猜到了乾隆的意思，这便是安徽巡抚闵鹗元。闵鹗元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根据字面意思来理解，他拿到圣旨后，反复推敲，终于从蛛丝马迹中推测出乾隆的真实意图。闵鹗元清楚，李侍尧的罪行证据确凿，经过两次会审后，乾隆迟迟不拍案，这时突然让督抚们讨论此事，一定是有原因。如果乾隆想处死李侍尧，完全没必要这么做。
闵鹗元非常圆滑，他首先肯定刑部和大学士九卿会议宣判得有道理，然后又说李侍尧劳苦功高，是国家的栋梁，虽然晚节失保，但根据律例“八议”中的“议勤”和“议能”两项可以对李侍尧法外施恩，免除死刑。闵鹗元用律法为李侍尧说情正中乾隆下怀，可以说闵鹗元的奏折为乾隆解了围。
有了这个突破口，乾隆可以施展手脚了。
不久，乾隆颁发了一道谕旨，说已经收集了各省督抚的题本，考虑到其中有人请求赦免李侍尧，所以暂时不对李侍尧作出判决，等到明年再审。这当然只是一个堂皇的借口，半年后，回人反清起义爆发，乾隆立即让李侍尧从牢房中出来，前去甘肃处理军务。不久，陕甘总督勒尔锦因咎获罪，李侍尧取代了他的职位。从云贵总督变成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的陕甘总督，李侍尧的权势有增无减。
更绝的是甘肃省冒赈的事情爆发，乾隆让李侍尧和阿桂查办此案，用贪官来反贪，乾隆可谓是深谙以毒攻毒之道。李侍尧本身是一个贪官，对于贪官的伎俩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很快就把这个案子办得干净利索，深得乾隆欣赏。正应了那句古老的哲理：“使功不如使过。”
乾隆处置的贪官很多，为何偏偏要放过李侍尧呢？
乾隆释放李侍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李侍尧确实非常能干。乾隆曾经公开宣称“李侍尧是中外最能办事的人”，在乾隆看来，朝中就数阿桂和李侍尧最为能干。像这样的人如果出什么问题，是大清国的损失。
关于李侍尧的才能，我们可以举实例来说明。李侍尧四十岁担任广州代理将军，他一上任就做了一件让乾隆印象深刻的事情。李侍尧上任不久，就发现军中马匹数额不对头，李侍尧顺着这个线索追查下去，发现前任将军席勒库荒废了马政工作，导致军中缺少五百匹战马。从这件事中，乾隆看出李侍尧做事认真负责，从此对他日加信任。
李侍尧曾经担任两广总督十七年，刚到任的时候，就成功地处理了英国商人洪仁辉事件。洪仁辉罔顾清廷只开放广州港口的命令，屡次将商船开到浙江一带，浙江水师不准他登陆。洪仁辉就到天津去告状，控告广州海关监督李永标勒索外商。李侍尧负责审理此案，他没有按常规出牌，而是将原告和被告各打五十大板。
首先，李永标确实勒索贪污，李侍尧将他革职；而洪仁辉不遵守清廷的法律，还恶人先告状，加上乾隆对洋人非常防范，李侍尧便将洪仁辉押到澳门，监禁三年。之后，李侍尧又颁布了《防夷五事》，对外国人限制更严。
李侍尧的处理方式让乾隆很满意，不久就把李侍尧署理两广总督的职位扶正。在担任封疆大吏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李侍尧干过不少实事。所以，乾隆对他多有依赖，治国这么多年，乾隆深知人才难得，一流的人才更是难得。一旦国家发生了动乱，没有这样的人才就非常麻烦，相反，留下李侍尧利大于弊，乾隆的判断是正确的。果然后来甘肃发生了回族起义事件，但乾隆这么做的危害也非常明显，国法没有权威，其坏处往往影响后面好几代。
除了会办事之外，李侍尧对乾隆可谓是忠心耿耿，乾隆说他“恋主”大概不是假的。李侍尧时刻把乾隆放在心上，乾隆交代给他的事情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有什么好的东西总是献给乾隆。对此，乾隆心知肚明。
在抄家的时候，李侍尧家里最好的东西是三座黄金佛、一架珍珠葡萄、三株珊瑚树。乾隆一看，这些东西非常眼熟，后来才想起这些是李侍尧献给自己的贡品。根据清廷的规矩，臣子献给的东西，要退还一部分给臣子，算是赏赐吧！这些东西是乾隆退还给李侍尧的，在李侍尧的贡品里是相对差的一部分。现在乾隆看到自己退还给李侍尧的东西居然是他府里最好的东西，乾隆能不感动吗？这说明李侍尧是忠心为主子，把最好的东西全都奉上。
在乾隆眼里，李侍尧是个忠心不贰的奴才，会办事。李侍尧固然贪污受贿，但对于一个才能突出又忠心护主的奴才来说，这不是什么致命的错误。乾隆不想杀李侍尧的根本原因是：到哪找这么好的奴才啊？
当然了，乾隆放过李侍尧还有一个原因是进贡，李侍尧的贪污跟向自己进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就这样把李侍尧杀了，乾隆于心有愧。乾隆是一个假模假式的人，经常在臣子面前表现自己勤政爱民，好像非常厌恶奢侈一样。但是在李侍尧面前就没有这么装了，他曾经对李侍尧说：“你这次进贡的镀金羊景表亭非常好，如果以后发现有和这个一样好看的，多献几件上来；如果发现有比这个还大还好的，也多找几件来，不必在乎价格。”
看到没有，不光李侍尧主动进献，乾隆有时也主动索取。
李侍尧虽然贪污勒索下属，但这些钱大多数还是用来服务乾隆的，自己只取其中少数。乾隆曾多次夸奖李侍尧“优于办贡”，意思是他献的贡品很讨自己喜欢。这么一来，官场上办贡成风，所以李侍尧案发后，许多同僚指责他，说他带坏了风气，所以应该严厉惩治。
这种风气对于吏治固然很坏，但是乾隆却不希望终止，他很希望过这种奢侈的生活。乾隆不能杀李侍尧，杀李侍尧等于自绝臣子的纳贡之路。
李侍尧的最后结局非常风光，乾隆不仅归还了他的官职和爵位，还加封他太子太保的头衔。最后，乾隆模仿唐太宗李世民绘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也设置了一个紫烟阁，李侍尧位列二十四功臣之一。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发生了回教反清起义。起义的领导人是一个叫苏四十三的穆斯林教徒，他领军围困兰州城，陕甘总督勒尔锦平叛不力，被押回北京候审。
乾隆随后派遣政坛新星和珅前去督战，和珅督战不力，乾隆只好让王牌将领阿桂前往甘肃。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平叛居然揪出了一件惊天贪污案。
和珅是当年四月到达兰州的，到后不久，他就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纯属军情，丝毫不涉及贪污案。和珅在奏折里说他刚一进入甘肃境内就遇到大雨，十天后，阿桂也来到甘肃。阿桂也给乾隆上了一道关于军情的奏折，在折子里他也提到甘肃连日下大雨，阻碍了行军，对用兵很不利。
这两个奏折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谈的都是军情。然而，心细如发的乾隆却从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收到这两份奏折后，乾隆马上想起了甘肃省连年的旱情奏折。
甘肃省接连上奏折说天气干旱，庄家收成大减，百姓生活困苦。为此，乾隆耗用巨资给甘肃赈灾。现在，和珅和阿桂的奏折都说甘肃连日大雨，雨量相当充沛。为什么甘肃年年旱灾，今年雨水特别充沛呢？乾隆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蹊跷，在惩办陕甘总督勒尔锦和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时，乾隆的怀疑被证实了。
勒尔锦被抄家后，家中仅存七千两白银，但是他的家奴曹禄家中却发现了两万余两白银。乾隆因此认定勒尔锦隐匿财产，让阿桂在前线也顺带关注一下这事。
布政使王廷赞守城有功，然而却盲从勒尔锦，延误了军机，顺带着也被革职，进京接受调查。王廷赞为了将功补过，自愿提出将自己四万两养廉银献给甘肃府库充作军饷，但让王廷赞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么做居然弄巧成拙，让乾隆更加怀疑。王廷赞出手这么大方，背后肯定还有更多的银子。
再联系到王廷赞的前任王亶望，不久前捐款五十万两修建浙江海塘工程，乾隆当时就很奇怪王亶望咋就这么有钱。王亶望到浙江期间，名声还不错，乾隆由此推测，王亶望和王廷赞的钱财应该都是在甘肃捞的。
这时，乾隆收到和珅的奏折：“王廷赞担任甘肃布政使多年，家里非常充裕，就是再多捐出几倍，对他来说也是小事情。”
乾隆让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和阿桂审理此案。经李侍尧和阿桂一查，一个巨大的贪污网络浮出水面。
当这个贪污网络浮出水面后，乾隆感到震惊，这是他当皇帝以来最大的一个贪污案。原来，甘肃接连七年谎报灾情，赃银高达一千万两，涉案官员多达一百多人，以至于乾隆大呼这个案子是自古未有的奇贪大案。
案子很快分两头审理起来，一头由阿桂和李侍尧对甘肃省各级官吏进行审讯，一头由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浙江对王亶望等人进行审理。
王亶望拒不认罪，没办法，乾隆只好把他押解到热河行宫进行审讯。王亶望和王廷赞等人仍然抵赖不认账，随着证据越来越多，他们面对这么多有力的人证和物证，再也没法狡辩了。
甘肃接连七年上报灾情，其实这七年并没有大旱。那这些官员谎报灾情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事情还得从捐监说起，捐监是清朝的一种特殊制度，它允许为国家捐钱的读书人获得国子监监生的资格。这是方便一些有钱却无学问的人，给他们一个做官入仕的机会。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乾隆下旨批准陕甘总督勒尔锦在甘肃实行捐监制度。乾隆批准这个项目也是别有原因，因为当时甘肃连年旱灾，需要大量的赈灾钱粮。捐监可以部分地解决钱粮问题，但是也会带来很多的弊端。为此，乾隆特派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肃，负责捐监事务。
王亶望本人就是靠捐监发家的，他通过捐纳当上了知县，后来又担任知府、布政使、巡抚等官职。乾隆所以委派王亶望处理捐监事务是因为王亶望身上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现在常说的理财能力，第二个优势便是王亶望的父亲王师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官员，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乾隆心想，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王师既然是个清官，他的儿子王亶望应该不至于是个贪官吧！
事实证明，有时候老鼠生的儿子也不会打洞。
这个王亶望能力确实不错，在甘肃三年，收到“监粮”六百多万石，批准了十五万通过捐监获得监生资格的人。按规定，甘肃每年要缴纳的钱粮是八十万到九十万石，王亶望一上来就收获了这么一大笔钱粮，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因为甘肃是一个经常发生战争的地带，钱粮在这里尤其显得珍贵。
也正因此，乾隆提拔王亶望为浙江巡抚。当真相水落石出的时候，乾隆震怒了，自己看上的理财高手居然也是一个贪污专家。
我们一定很好奇，王亶望是怎样贪污的呢？
应该说，王亶望确实很聪明，他来甘肃不久就发现了一个贪污门路。甘肃以前经常发生旱灾，粮食短缺，百姓生活困难。如果谎报灾情的话，正好可以借机贪污国家公款。为了让贪污“大计”得逞，王亶望说服了总督勒尔锦，勒尔锦下水之后，甘肃省的各级官员就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
王亶望贪污的另外一个手段是在捐监之时额外多收，当时规定的捐监银两是五十五两，王亶望往往要多加收一些银两。为了将这些银子贪污，王亶望特命自己的亲信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负责收取捐银。
虚报旱灾之后，王亶望又奏请乾隆，允许将捐银赈济地方百姓，结果这些钱全都被腐败集团私分了。王亶望甚至为各县预定灾情，根据灾情的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钱粮，甘肃的地方官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好的发财机会，大家纷纷落入王亶望的腐败网络里，私吞赃款，上下一片腐败，通省难得一个好官。
王亶望自然是这些人中贪污最多的一个官员。
事实上，这些监粮主要是钱，并不存在所谓的粮食，但是上报的时候却说成了粮食。乾隆中途也一度产生怀疑，认为甘肃的监粮可能没有那么多。他还曾派遣刑部尚书袁守侗到甘肃查访，袁守侗是一个出名的办案高手，曾经五次破获重大案件。但是，袁守侗这次到甘肃后却扑了一个空。
甘肃各级官员听说皇帝派钦差下来查粮，串通起来设计了一个骗局，在粮仓下面铺设木板，上面撒满谷物，造成粮仓充实的假象。袁守侗回京后，向乾隆奏报，甘肃粮仓非常充实，没有虚假。
乾隆将信将疑，只好把这事情暂时搁置在一边。
事实上，半年前乾隆就对王亶望产生了怀疑之心。其时，乾隆任命阿桂为钦差到浙江视察钱塘工程。到了杭州，阿桂对钱塘工程的各种细节一一过问，并且派人暗访吏治情况。阿桂首先发现杭嘉湖道员王遂有问题。
王遂还没有担任杭州知府之前就已经有一处豪华的房产，担任杭州知府后买下一些房产，将自己的豪宅扩建，扩建之后，王遂的房产已经有一条街的规模，王遂将其他的一些房子当做店铺租给商人。阿桂立刻想到王遂抢占民房，便派人私下里访问那些卖民房的人，根据他们的说法，王遂虽然不是抢占民房，但这些卖房的人也并不是自愿出售的，大家都是迫于他知府的威势不敢不卖。
随着查访的深入，阿桂还发现王遂在西湖附近另有两处房产，并出资数万两银子和商人何永利开办钱庄。掌握了确凿证据后，阿桂奏请乾隆将王遂革职查问。
乾隆收到奏折后，命阿桂负责审理王遂。阿桂带着陈辉祖、富勒浑、李质颖等人前往王遂府上搜查，查出王遂家里有现银九万多两，银器两千多两，王遂还借出四万多两银子。在王遂老家，查出合计八万两白银的田产和财物，此外还有大量的金银玉器。
王遂一年的养廉银不过几千两，按照正常收入不可能有这么多钱。现在王遂有二十四万两存银，如果不是贪污，又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
王亶望作为王遂的顶头上司，很可能是一个更大的贪污犯，乾隆叮嘱阿桂务必要钓出潜水的大鱼。王遂不光是王亶望的下属，还是王亶望一手提拔和推荐上来的。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要王遂供出王亶望并不容易。自己贪污的罪证被发现，王遂只好自认倒霉，拒不供认“恩人”王亶望。
结案之时，王遂一案并没有进展，刑部给王遂拟定了“绞监候”。乾隆不想立即处死王遂，始终希望他能供出王亶望。
王遂虽然没有供出王亶望，但阿桂和和珅前往甘肃平叛时无意中给乾隆提供了另一条线索，乾隆终于抓住了王亶望的尾巴。
刑部堂官英廉等人负责审讯勒尔锦，勒尔锦并没有抵赖，事已至此，他知道还是认罪比较好，于是将这些年来贪污受贿的情况交代出来。但勒尔锦把主要责任推到王亶望身上，他说自己本来是不想这么干的，是王亶望一再怂恿，自己也怕得罪人，一时意志不坚定，跟着大家同流合污了。
根据勒尔锦的供词，王亶望是冒赈案的主谋，这个案子是他一手策划一手筹办的，其他人都是从犯。与此同时，甘肃省蕃司王廷赞也坦白，王亶望将捐粮改收为银两，每个捐生收银五十五两，这事由王亶望的亲信负责，自己只不过是沿着王亶望铺好的路走而已。
经过一年半的审理，案子已经水落石出了。看到结果，乾隆非常震惊，甘肃省的官员几乎全部落马。
阿桂给乾隆呈递的贪官名单上有一百多人。这起冒赈案贪污的具体数字并不清楚，但毫无疑问数额是非常庞大的，仅仅从王亶望家里就查抄出三百多万两银子。根据王亶望自己的交代，甘肃全省贪污银两总共大概有一千多万两，这个数字肯定还是保守的。
现在，摆在乾隆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把这些官员全杀了呢？根据国法，是应该全部杀掉的。但是这么一来，甘肃官场顿时就会出现真空状态，政务谁来处理呢？一时之间也没法找到这么多官员来替补。不杀的话，国法何在，贪污之风如何抑制？
经过再三考虑，乾隆采取了折中的做法，既强调严惩贪官，又表示事情已经过去多年，能宽容的就宽容，加上涉案官员太多，能不杀就不杀。乾隆还下了一道特别的规定：贪污超过两万两白银的斩立决，贪污在一万到两万两之间的判为斩监候。由于涉案官员太多，乾隆不得不把死刑标准放宽。但即便如此，也有五十六名官员被处死，王亶望是立即正法，勒尔锦享受到自尽的待遇，王廷赞被判为绞监候。
当这些官员们一一认罪伏法的时候，甘肃省的官场立即陷入瘫痪状态。乾隆从全国各地往甘肃调往官员，这才解决衙门瘫痪的问题。
乾隆对这起贪污案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认为真正的元凶并不是王亶望，而是刚辞世不久的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因为当时勒尔锦奏请捐监时，于敏中是极力劝说乾隆批准的，于敏中如此热心于推行甘肃捐监，当时乾隆也猜不透其真实意图。现在想想，乾隆觉得很可能于敏中就是幕后最大的人物。
现在想来，于敏中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为了从中捞钱。于敏中很幸运，在冒赈案还没露底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于敏中这个人在生前享有廉洁正直的美誉，没有人会想到他也是一个贪官。他的问题是怎么查出来的呢？说来还是他的后代们为了分家产打官司，官府一查，发现于敏中家中居然有银子两百多万两。
乾隆一看，就知道其中大部分是从甘肃那边捞来的。愤怒的乾隆让人查抄于敏中的家产，并表示如果他还活着，一定要重罪惩治，看在他过世兼为国效力多年的分上，就不追究了。
刑部尚书袁守侗和刑部左侍郎阿扬阿曾经前往甘肃查看监粮，因被甘肃官员蒙蔽，没能发现问题。乾隆认为应该给予他们处分，把他们交给刑部议处。这案子还牵连到陕西巡抚毕沅，毕沅虽然是陕西巡抚，但是根据乾隆制定的规章，陕西巡抚有责任监察邻省的事情。而且毕沅这个人才华出众，在陕西当了十几年巡抚，理应了解甘肃那边的情况。甘肃通省贪官，毕沅却没有发现，降三级留用，并停发所有薪俸。
就在甘肃冒赈案接近尾声的时候，没想到跟随阿桂查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竟不幸卷入贪污案中。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陈辉祖曾经负责查抄王亶望的家产。也就是在查抄的过程中，王亶望的巨额资产让陈辉祖产生了贪婪之心。陈辉祖心想，这么多的黄金、珠宝和古董，我顺手牵羊拿一些不会有人知道的。
就这样，陈辉祖把好东西都拿走了，留下一些稀松平常的东西交公。乾隆是一个非常警觉的人，打开王亶望家财的箱柜，发现里面居然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东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金银珠宝。这实在不像是王亶望的家私，王亶望曾经进献过不少珠宝，而现在这些家私里居然没有一件。
乾隆是个聪明人，立刻想到肯定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乾隆四十七年夏，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浙江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等人。乾隆问他们是不是有人把王亶望的家产调包，这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乾隆很生气，让人亲自去浙江调查，很快就调查出证据来，发现李封、陈淮正是犯罪嫌疑人，在乾隆的一再逼问下，这两人终于供出了陈辉祖，说陈辉祖用白银换成黄金，还将一些常用的东西替换珠宝。
陈辉祖接受刑讯的时候，百般狡辩，不肯认罪。说到白银换黄金，陈辉祖说当时抄家时，布政使跟自己商量，说金子含水过多，成色不好，运到北京以后，估计耗损会更多，所以干脆换成银子更实惠一点。陈辉祖强调说，这么做也是为了国家着想。为了抵罪，陈辉祖甚至编造出离谱的借口，说王亶望被抄时曾向他求情，怕金子太多引人注目，让自己按照市场价兑换成银子。
说到实物被调换，陈辉祖编造借口说，从王亶望家里搜出的朝珠太普通，自己都不好意思运往北京，所以让人在外面买了一些好的，一并放在里面，这么做也是为朝廷着想。
陈辉祖的供词显然是不值一驳的，黄金成色不好兑换成银子，怎么送到北京来还有九两黄金。而且陈辉祖对其他一些贵重的珠宝只字未提，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王亶望曾经向乾隆进贡了一些宝物，乾隆照例给他返还一部分。
陈辉祖的上司阿桂负责审问他，阿桂从陈辉祖家奴口中得知陈辉祖偷换名贵的玉器和字画等等。看到调查出来的证据越来越多，陈辉祖知道如果抗拒的话，后果更严重，只好坦白。
坦白之后，乾隆开恩，抄了陈辉祖的家，判为斩监候，随后改为自尽。陈辉祖因为一时贪念，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还丢掉了卿卿性命，真应了那句古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陈辉祖死后，江南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昨日抄人家，今日被抄家；贪官皆上路，百姓笑哈哈！
像李侍尧这样的重量级的高官贪污引起轰动我们可以理解，像甘肃这样全省集体贪污的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贪污弄得全国皆知你能理解吗？
作案者是浙江平阳县的一个县令，捅出这个案子的是一个脾气相当直的老头。这个老头捅出这个案子后，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被处分降职，这是这个案子最奇怪的一个地方。
这个倔老头名叫窦光鼐，山东人，担任浙江学政。窦光鼐这个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根筋，认死理，说话做事经常得罪人，这种人在官场里肯定是个讨人嫌的角色，说实话，连乾隆都不喜欢他。乾隆屡次降他的职，但是考虑到他这种人性格耿直，在官场上比较少见，降职的同时又多次起用他。
浙江学政本来是主管教育的，吏治的事、财务的事本来不归窦光鼐管。当时，浙江上上下下都贪污，大家互相包庇，官官相护，没有人敢捅开这层纸。
王亶望、陈辉祖这些人贪污事发后，乾隆对浙江官场疑虑相当深，他觉得浙江肯定上下都不干净，便任命福崧为新任的浙江巡抚，指望他查清浙江官场的腐败情况。不过，有意思的是，乾隆送福崧赴任之前叮嘱他：查归查，但也不要搞得满城风雨，尽量要和风细雨。
福崧来到浙江后，发现全省亏空一百三十多万两银子，平均每个县亏空两万两。乾隆让福崧在三年之内补足亏空，福崧表示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年之期终于到了，福崧却没有完成任务，说还欠三十三万两。乾隆不高兴了，山东发生贪污案后，新任的巡抚用两年的时间就补足两百万两亏空。浙江是何等富裕的地方，三年时间怎么就补不了一百多万两银子。乾隆怀疑，福崧可能也被侵蚀了。
乾隆于是又派户部尚书曹文埴、刑部侍郎姜晟和工部侍郎伊龄阿等人前往浙江监察，不久，乾隆就免去福崧浙江巡抚的职务。曹文埴、姜晟、伊龄阿这些人来到浙江后，向乾隆奏报，浙江亏空确实只有三十多万两，跟福崧报告的数据差不多，而且各级官员正在紧急弥补亏空。
钦差大臣的这个奏折本来是可以平息乾隆的愤怒的，没想到中间杀出了个窦光鼐，他爆出了个猛料：浙江亏空远远不止三十多万两。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窦光鼐自从来到浙江，负责各州县的教育事务，但老窦这人对财务也特别感兴趣。他亲临各县，明白各州县的亏空远远比实际上报的数字要多。福崧让各州县官员上报亏空数字，官员们不敢如实上报，福崧对此浑然不觉。但时间长了，福崧慢慢也知道了，不过此时他也不敢上报乾隆，怕乾隆骂他：“你当初是怎么办事的？”
没办法，福崧只好命各州县的官员尽快把亏空补足，上报的和没上报的一起补足。窦光鼐对这些都了解，他并没有傻乎乎地蹦出来，把这事情揭开。他知道福崧也有难处，所以把嘴边的话强行憋了三年。
三年之后，再也憋不住了。他催促福崧尽快采用强硬措施，但福崧这个人做事优柔寡断，他觉得这样不太好。后来乾隆派钦差大臣来浙江后，他们上奏说浙江只有三十多万两亏空，然而窦光鼐却给乾隆上了一道密折，把幕后真相揭露出来，在奏折中，窦光鼐还说福崧这个人人品没问题，只不过对下面的人太宽容了。窦光鼐因此被乾隆提拔为吏部侍郎，乾隆圆滑地告诉他：“浙江有问题，你也有责任，不可以漠不关心，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
窦光鼐升官了，报恩心切，告诉乾隆：三年前各州县上报的亏空数目是不真实的，造成亏空的主要原因是由上司勒索造成的，上司一勒索，下面就贪污，反正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所以大家互相庇护；官员交接的时候，都会事先劝说新任官员，让他们对这些事情守口如瓶，新任官员拿到好处以后，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窦光鼐这么做把浙江全省的官员以及皇帝派遣的钦差大臣全得罪了，三位钦差大臣仍然坚持说自己的调查是正确的，窦光鼐提供的数据是极为不合理的。
这场斗争一开始窦光鼐并不是孤军奋战，至少乾隆站在他这边。所以，窦光鼐干得很卖力，他经过实地查房，发现仙居县亏空近万两，以致新任县令不敢接手；黄岩县亏空粮食五万九千石；乐清县亏空两万两，候补知县也不敢接手；桐庐县也亏空两万多两……
在窦光鼐实地查访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鳄鱼：平阳县县令黄梅。此人借着弥补亏空的名义居然把钱都塞进自己的腰包里。黄梅在平阳当了八年县令，对百姓勒索摊派，发现亏空后，居然不把银钱补足亏空，反而都揣进自己的腰包里。
说实话，乾隆这时候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固然想解决贪污问题，但也不想搞得太大。作为一个皇帝，还是希望大臣们能拥戴自己，如果为了一个倔老头、为了一些银子搞得跟大臣们不愉快，也不符合乾隆的本意。
乾隆知道，这个案子还得让阿桂去办。窦光鼐失败的地方在于他连阿桂也得罪了，阿桂是何等的人物，而且这个人官声也不错，你得罪他不是找麻烦吗？这事也许不能怪窦光鼐，因为阿桂对他一向没有好感。
阿桂来浙江不久，就上奏说窦光鼐参劾的内容不实，还是曹文埴等人的报告比较可靠。乾隆是非常信任阿桂的，在乾隆的心目中，阿桂是朝中第一重臣，李侍尧是第二重臣。阿桂的话和窦光鼐的话谁的分量更重不言自明。
阿桂在浙江主持了一个会议，各路官员都前来开会。这个会议表面上是查贪，其实是整窦光鼐。以前向窦光鼐作证的人全部改口，所有的证词都朝着对窦光鼐不利的方向进行。阿桂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窦光鼐诬陷浙江官员。
此时，乾隆还是清醒的，他没有就此认为窦光鼐完全是在诬告，他感觉背后必定有隐情，所以仍然为窦光鼐开脱。
窦光鼐也没有坐以待毙，他给乾隆上奏说，阿桂来浙江调查后，各级官员都串通好了，钦差大臣们没有实地查访，地方官说的全都是假话，窦光鼐只差没有说阿桂故意在整自己。窦光鼐最大的悲剧是他手中没有确凿的证据，乾隆对这种“负气”的说辞非常恼怒，天下就你窦光鼐一个人正直？你得罪人不要紧，别把我也扯进去。乾隆干脆下旨让窦光鼐不要多管闲事。
没想到窦光鼐的牛脾气上来了，连圣旨也不当回事。管都管了，就一定要管到底，非得出出胸口这顿恶气不可。窦光鼐居然孤身一人前往平阳搜集证据，这一去后面多少官员在看着，每个人都巴不得他早点完蛋。
阿桂第一时间把窦光鼐的行踪报告给乾隆，乾隆的回复是：笑话，且看他如何办案。
窦光鼐到了平阳后，在当地的明伦堂召集衙役和举人们开会，让大家放心大胆地揭露平阳县的腐败问题。
伊龄阿早已派人秘密跟踪窦光鼐，并将窦光鼐的行为添油加醋地报告给乾隆：窦光鼐在平阳搜集证据，大家不愿开口，他就在大堂之上咆哮，威胁那些举人和秀才们，让大家都非常害怕。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都察院和吏部又弹劾窦光鼐袒护劣生，擅离职守，建议将他革职。乾隆此时也对窦光鼐烦透了，便下令革去他吏部侍郎和浙江学政一职。
窦光鼐已经不管这些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就算豁出老命也要把这些官员拉下马。伊龄阿这人不仅书画才能棒，搬弄是非的能力也特别强，他立即给乾隆上奏折说窦光鼐不想做官了，也不要性命了，有违大臣之礼。乾隆听了，怒不可遏，下令将窦光鼐押解进京，由刑部议罪。
这么一来，窦光鼐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连乾隆也站在他的对立面。
窦光鼐在做人方面是完全失败的，然而他执着的精神却让人深思，如果官场中能够多一些这样的人，吏治还会这么污浊吗？
我们还是先看看窦光鼐的命运，这个原本想捅出官场腐败的老头眼看就要自身难保了。幸运的是，在被押解进京之前，他已经搜集到黄梅的贪污证据。窦光鼐带着人证物证风尘仆仆地来到巡抚衙门前，要求伊龄阿重审这个案子。伊龄阿一口回绝，直白地告诉他：“老先生，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是为自己考虑考虑吧！”此时，乾隆下令将窦光鼐押解进京的谕旨还没有到杭州，但伊龄阿相信窦光鼐这次肯定难逃一劫。
窦光鼐急了，写了一封密折给乾隆，把自己搜集的证据全都寄给乾隆。根据窦光鼐的调查，一个小小的平阳县令黄梅居然贪污高达二十万两银子。
窦光鼐这个折子到了朝廷后，不光是乾隆，整个朝野都震惊了。因为乾隆已经给浙江亏空案结案了，难道窦光鼐想翻皇上定下的案子？
窦光鼐密折发出后不久，他本人也戴上镣铐，前往京城。乾隆发出一道谕旨，让官差中途把窦光鼐释放。接着，乾隆第三次任命钦差大臣闵鹗元前往浙江，会同阿桂重新审理这个案子。
这层纸捅破之后，查起来非常顺手，贪官们认罪态度也相当好。判决如下：
黄梅斩立决，就地正法；黄梅的儿子黄嘉图，协同犯罪，发配伊犁。
平阳县的一些犯法的衙役从犯，杖打八十下，关押两个月。
黄梅的顶头上司、温州知府范思敬贪污受贿，包庇黄梅，发配伊犁当差。
原浙江巡抚福崧，包庇贪官，玩忽职守。革去现任山西巡抚的职务，调到新疆担任帮办大臣。不过后来乾隆又把福崧调回内地担任巡抚。
整个判决中，最让人意外的莫过于对现任浙江巡抚伊龄阿的审判了，伊龄阿是阻挠这次贪污案的一个罪魁，出于私心，百般诋毁窦光鼐，袒护腐败官员。伊龄阿本以为自己即使不杀头，也要发配三千里。让他意外的是，乾隆不但没有降罪于他，反而升他的职。乾隆将他提拔为内务府大臣，同时兼任崇文门税务总督，由从二品变成了正二品，这还不说，不管内务府大臣还是崇文门税务总督都是巨肥的差事。要理解乾隆为何作出这样一个判决，必须了解伊龄阿的出身，伊龄阿是内务府出来的一个奴才，换句话说是乾隆的家奴。就算狗在外面咬人了，主人也不会把狗给宰了，狗永远是狗，永远忠于主人。
对阿桂的惩罚是革职留任，这种惩罚当然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乾隆是不可能真处置阿桂的，但阿桂也因为这件事影响到自己的地位。而和珅正好借机攀援，最后和珅成为乾隆的第一宠臣。
窦光鼐也许正兴奋地等待乾隆对自己的奖赏，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惩罚。一纸文书下来，免除窦光鼐吏部侍郎职务，改授宗人府府丞，由从二品降为正三品。当然，乾隆也肯定了窦光鼐“实心任事、忠心事主、功不可没”，但他话锋一转，说窦光鼐固然有功，但在查案中行为乖张、咆哮公堂，也犯了不少错误，所以必须给他敲敲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