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了解到张照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而不是解决麻烦的人，便将他调回京城，任命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
雍正猝然离世，虽然给乾隆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局面，但也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新皇帝，战争绝对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乾隆也意识到这点，他对大臣说：“现在最紧要的事情莫过于对苗疆用兵。”
西南民族问题是历朝历代执政者都关心的问题，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酋长制和中央集权的结合，有点民族自治的味道。土司相当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职位可以世袭，但必须听从中央政府的指挥，除了要缴纳规定的税收之外，还得听从号令，以便得到中央政府赐予的爵位和名号，有了这些，土司的统治才是合法的。
土司制度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对于这些地方的人民来说，他们不仅要承受中央政府的剥削，还得承受土司的剥削，一般来说，土司的盘剥比中央政府更厉害。由于土司是封闭地区的小霸王，只要他们不作乱，中央政府一般不管制他们。贵州地方上的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时人记载，苛捐杂税是汉人的十倍以上。
不同土司之间，往往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力大打出手，结果导致这一带动荡不安，天灾人祸频发。在明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缓和这些地方的矛盾，削弱土司权力，由中央派遣官员直接治理。
雍正上台之后，对西南少数民族也非常重视，曾派遣鄂尔泰、哈元生等将军前往西南，征剿并用。然后，雍正在这里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什么是改土归流政策呢？其实这是个简写的词语，全称是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土司的特权，从而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从政治和经济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然，雍正的这个做法还能起到瓦解地方势力的作用，消弭帝国内不安定的因素。
你要拿掉土司的饭碗和权力，土司当然不会答应，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中央政权反抗，但是必要的挣扎还是会有的。雍正从不指望土司们会乖乖听话，所以他让鄂尔泰率领重兵，以武力推行这项政策。
武力终究还是管用的，任凭土司们再顽抗，终于抵挡不住鄂尔泰的大军，就这样鄂尔泰控制了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雍正高兴，封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拜保和殿大学士，担任军机大臣，兼任兵部尚书，外加一等伯。
但是，鄂尔泰在雍正九年返京之后，苗疆人又开始活跃了起来，叛乱的苗头时燃时灭。雍正十二年，苗疆一带谣言四起，说是苗族会出现一个王，带领大家走向新世界。谣言出来后，就有闹事者，叛乱从古州开始，八妹、高表等苗疆人以官吏征粮不公为由，发动起义，叛乱之火迅速蔓延开来。
叛军迅速飙升到两万多人，攻打当地的驻军。刚开始的时候，清军对叛乱表现得非常迟钝，在兵力布置上也有很多失当的地方。贵州省有三万驻军，但是一些紧要州县却只有几十个官兵。在台拱，有一名参将，一千驻军，苗人起义后，将驻军团团围住，驻军竟毫无办法。最后，哈元生带领六路兵马，历经重重艰辛，才把叛乱给平息下去。
奇怪的是，在台拱附近的黄平县和清溪县，只有几十名驻军。这么点人，让他们作战完全不可能，就算是守城池，都显得寒碜。
苗变之后，雍正对各级官员的无能非常愤慨。雍正严厉斥责古州的文武官员镇压不力，听到叛乱，没有在第一时间予以扑灭，导致叛火越来越大。总兵韩勋带着三千人马在王岭击败苗人后，没有对逃众进行追捕，也受到了雍正的批评。清平县的县令邱仲坦，看苗民围攻邻县的时候，严令本县的人不得逃避，等到苗民攻打清平时，他顿时吓破了胆，自己率先逃跑……
总之，这些官员的表现让雍正很失望，加上他们互相扯皮，把责任全都推给别人，雍正很生气，决定重拳出击，快速平定苗疆之乱。
雍正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随后，雍正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钦差大臣，副都御使德希寿协助张照前往苗疆。为了保证这场战斗在最快的时间里取得胜利，不久，雍正又任命果亲王允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以及户部尚书魏廷珍和工部尚书徐本等人一同前往苗疆。高层阵容相当豪华，甚至给人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兵力方面，除了贵州本省的官兵外，又从广东广西调兵八千，湖南湖北调兵五千，云南四川调兵一万七千，直隶调兵五千。合计有四五万的兵马，皇上亲自指挥，钦差坐镇苗疆，扬威将军率领六省大军会剿，论理是没有理由不速战速决的。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如此气势磅礴的阵容，居然时时受困，处处不能奏效，官员之间仍旧继续扯皮。由于都是大人物，底气很足，互相不服，各自为政。看来，雍正这位管理高手对用兵终究有些外行，豪华阵容往往很难收到效果，打仗不是比品牌，看的是实效。譬如，雍正任命张照为钦差大臣，张照当然不是一个庸才，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名传遍天下，可惜在打仗这块他完全是个外行啊！
在指挥权这方面，雍正也没有分清楚，这么多大佬聚在一起，意见相左，指挥起来难度非常大。最后，指挥无力，征讨无功，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征剿不力，官兵们怕被皇帝处罚，开始杀良民邀功，由此战争陷入恶性循环。从一开始，清军作战就完全乱了套，后面更是如此，不分良民乱民，一概砍头。清军的暴行激起了苗民的激烈反抗，征讨战深陷泥淖。
一直到雍正去世，叛乱仍在继续，没有丝毫扑灭的征兆。苗兵接连攻下黄平、清平、余庆、清溪等县，兵锋所至，清军疲于奔命。贵州省内的汉人纷纷逃亡到邻近省份，全国震动。
雍正并没有留给乾隆太多的难题，苗疆之乱算是一个。
古州叛乱发生后，鄂尔泰引咎辞职。张照来到贵州后，并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平乱上面，由于鄂尔泰是他的政敌，他进一步攻击鄂尔泰，说改土归流并非善策。张照甚至怂恿哈元生攻击鄂尔泰，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拒绝了张照。
张照看无法拉拢哈元生，便支持董芳，从而导致前方将帅不和。董芳虽然是副将，但由于有张照的支持，可以调动的兵力反而比主帅哈元生多。
乾隆即位后，很多人都在说改土归流政策不好，有的甚至主张放弃苗疆。在这件事上，新皇帝表现出了自己的魄力，他力排众议，坚持用兵，肯定改土归流的政策。
由于乾隆曾亲自处理过苗疆事务，倒也没有显得束手无策，他采取了三个大动作。
一、撤换前方主帅。乾隆了解到张照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而不是解决麻烦的人，便将他调回京城，任命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张广泗隶属汉军镶黄旗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曾经跟随鄂尔泰处理过苗疆事务。雍正六年，张广泗先后平息苗疆之乱，因战功擢升为巡抚。后来，张广泗又带兵讨伐准噶尔，因功擢升为湖广总督，此人是个实干派。
二、乾隆下令禁止前方战士滥杀无辜，要求将士们剿抚并重。对前方将士杀良冒功的行为，乾隆早已有所耳闻，他知道这么下去，只会让这场战争变得遥遥无期。只有一手拿兵器，一手拿橄榄枝，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争。
三、乾隆批驳放弃苗疆的言论，坚持改土归流政策。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放弃苗疆的人也不是说任由苗疆从祖国分裂出去，只是说不管那里的事，他们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混乱抱着这种态度，威信何在？乾隆深谙此道，所以坚决反对。
虽然雍正因为苗疆之乱，生前曾后悔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乾隆却坚持这个政策是对的，应该说确实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胆识的。
张广泗来到前线后，细致入微地了解基层情况，总结出清军的利弊得失，找出劳而无功的根本原因。张广泗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详细分析了清军的失误，这些失误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将帅不和、指挥失当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轻敌，叛乱发生后，地方官对事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大家都以为苗人叛乱不过是一阵风，很容易扑灭。二是战略失误，清军虽然有几万官兵，但兵力绝大多数用于沿途布防，这样无疑是分散自己的势力，真正用于打仗的兵反而很少了。所以，张广泗强烈建议，集中优势兵力，直捣对方老巢，击溃对方主力。
乾隆看完奏折，深为信服，立即赋予张广泗军政大权，让他放手征剿。
张广泗在镇远纠集大军，亲自选拔精兵良将，对他们面授作战机要。一切布置好之后，兵分三路，一路进攻上九股，一路进攻下九股，张广泗则亲自率兵进攻清江。
乾隆元年春，张广泗又增进八路人马，陆续攻破许多苗寨，苗人不敌，纷纷躲进牛皮大箐。牛皮大箐并不是什么牛皮帐篷，而是指苗岭的雷公山，海拔两千多米，苗人认为雷公就住在这上面，在雷公山上面用牛皮搭建的住处就叫牛皮大箐。据说上面危岩刺云，雾雨冥冥，极为险峻，上面的苗寨绵延几百里。
苗人躲在这里，以为官兵不可能会爬到这上面来，盘算着等官兵走后，再下山活动。可惜，他们小看了张广泗，张广泗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他率军团团围住各个出口，一步一步进逼苗寨。
张广泗不避险阻，誓要平息苗人，到处搜捕和追剿，苗人苦不堪言。更让苗人崩溃的是，张广泗居然发出一道命令：苗人如果捕杀了一个苗人，就可以免罪。这样一来，许多苗人自相残杀，还没交战就已经发生内乱。苗人被捕杀被饿死的不计其数，到了秋天，清军攻破一千两百多个寨子，赦免了三百八十八个表现良好的寨子，斩首一万七千人，俘虏两万五千人，缴获武器数不胜数。
闹腾了一年多的苗疆之乱终于平息了下来。
乾隆点将表现出了一个君王慧眼识人的一面。
二十五岁的乾隆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力排众议，钦点张广泗平息苗疆之乱，可以说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威信。
乾隆提拔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贵州巡抚，授予他三等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世职，每年赏赐养廉银一万五千两。
此时的乾隆称得上是一个英明的皇帝，他并没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而是积极将精力投入到战后的重建工作中，这项任务的艰巨程度堪比平乱。
乾隆总结了这次苗变的原因，对张广泗说：“古州之变，主要是因为苗民本属化外之民，进入我大清版图后，受到礼法限制，需要交纳一定的赋税，虽然我们对他们征收的赋税很少，不过是表示隶属大清而已，但苗民不懂礼教，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从今以后，免除他们的赋税。”
乾隆元年七月初九，颁布圣旨，宣布永远免除苗民税赋，并且向苗民解释为什么要对他们用兵以及为什么要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乾隆说，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将苗疆收入版图，而是为了让苗民能够沐浴皇恩，接受教化和文明的熏陶，共享太平盛世之福，本来我们给你们征的税就是全国里面最少的，不过是象征性地表示你们是我大清国的子民而已，没想到你们还要作乱，危害了无辜的百姓，我们不得已才发兵征剿的。
乾隆也解释了为何要免除苗民税赋，他首先肯定苗民也是自己的赤子，很多造反的苗民骨肉相离，也挺可怜的，而且大多数参与叛乱的人不过是胁从，还有不少与叛乱绝缘，所以加以抚恤是应该的。乾隆对大臣们说，苗民之前的税赋虽少，但不排除地方官征收苛捐杂税，只有将正税完全免掉，才能避免他们与地方官发生矛盾，从此各安本分，即使要闹事，也找不到理由。
乾隆颁布的另一项政策是尊重苗俗，他认为苗民的风俗和内地百姓完全不同，一时之间难以教化过来，因此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诉讼之事，可以按照当地的风俗来解决，不必要官员来审理。
乾隆颁布的第三项政策是屯田，这个政策乾隆是经过反复考量才决定的。张广泗曾经提议将获罪苗民的田产交给汉民来耕种，乾隆反复思考后认为不妥，他说苗民反复无常，现在虽然被制服了，难保以后不出乱子，如果将叛逆苗民的田地分给汉民，恐怕有朝一日苗民会再作乱，到时候，耕种的汉民反而受害。最后，乾隆决定将这些田产用来军垦，一方面让军队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有变，也可以就近防御。
吏部尚书顾琮不同意乾隆这个决定，他认为这么做是掠夺苗民的田地，让他们无以为生。对于乾纲独断的乾隆来说，反对意见当然是无效的，张广泗很好地执行了乾隆的政策，乾隆非常满意。
后来，云南总督尹继善来京，说到军垦之事，尹继善也表示反对，他的看法跟顾琮是一样的，认为这么做只会招致苗人的怨恨，有害无益。尹继善是个封疆大吏，有丰富的处理边地事务的经验。他这么说，乾隆就不得不再次权衡。最终，他决定听从劝告，取消屯兵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张广泗急了，他上奏强烈要求屯兵，据理力争，甚至用身家性命担保。
看张广泗态度这么坚决，乾隆又动摇了，决定允许张广泗屯兵。
到了乾隆三年时，两广总督鄂弥达上了一篇很长的奏疏，大谈苗疆屯兵的害处。一、苗人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谋生，过去田地有余，能够养家糊口，如果收了他们的田地，将来人多地少，势必连生活都成问题；二、屯兵不会自己耕种的，将来肯定会雇佣苗人来耕种，久而久之，苗人的地位就会等同于奴隶，这里本来是苗人的田产，现在世世代代反而被外人奴役，不出十五年，恐怕还会再次出现叛乱。
乾隆看了后，思想再次动摇，他甚至说这道奏疏的意思跟自己的想法一致。但张广泗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办的，他请示要屯兵，我也不好驳他面子，不过我始终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乾隆再次把自己和大臣们的意见谕示张广泗，希望他作出回应。
张广泗不愧是一个强硬派，仍然坚持要屯兵，大谈这么做的好处。根据张广泗的说法，屯兵是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必须得这样，才能保证苗疆的稳定。针对反对派意见，张广泗一一反驳，他说屯兵的田是那些已经绝了户的苗人田地，至于没有绝户的田地仍然归苗人自己保留。张广泗还保证说，一定让军人自己耕种，绝不让他们奴役苗人，而且张广泗还说苗人的荒地非常多，绝不会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张广泗最后表示，自己一定严格军纪，不让士兵侵犯苗人田地。
乾隆帝终于被张广泗说服了，最后拍板同意张广泗的意见，但他要求张广泗一定要抚恤苗民，千万不能让他们再生出事端。
事实证明，张广泗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不仅维护了苗疆的稳定，还促进了苗疆的经济繁荣。以前，苗疆没有的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芝麻、麦子等农作物，全都移植过来了。军垦之后，收成也非常好，军队的吃饭问题解决，不用再像以前一样从其他省份运送军粮到贵州。
苗疆以前没有市场，现在有市场有商贩，种植物也不再局限于农作物，也有一些经济作物，譬如茶叶、桐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