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一个善于制造舆论的皇帝，他不仅善于治国，也是一个作秀的高手，之所以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谜，就是因为他高超的“造假”本领。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个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能永远地欺骗某一部分的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雍正欺骗了当时很多人，也欺骗了后世很多人，但他无法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雍正是一个善于制造舆论的皇帝，他不仅善于治国，也是一个作秀的高手，之所以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谜，就是因为他高超的“造假”本领。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个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能永远地欺骗某一部分的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雍正欺骗了当时很多人，也欺骗了后世很多人，但他无法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譬如，雍正留给后人这样的一个印象：一个勤政的好皇帝，生活节俭，不好色，但是个性严苛。
所以雍正死后，很多人认为他是累死的。但是，真实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雍正是服食丹药暴亡，并不是累死的。
很长时间，人们都认为雍正是一个非常节俭的皇帝，不仅正史如此记载，民间也大多持有这种看法。然而，清朝内务府的《活计档》却暴露出了一个真实的雍正，他不仅不是一个节俭的皇帝，而且相当奢靡。
作为一个皇帝，奢靡无可厚非，但一边奢靡一边把自己打造成尧舜禹汤那样的皇帝，就非常虚伪了，这简直就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雍正确实是这样的人，用伪君子来形容他并不过分，当然他这么做有很强的政治动机，但这些并不能成为道德缺陷的借口。雍正喜欢抄家，一方面是反腐，充实国库，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中饱私囊。抄家之后，金玉古玩从全国各地滚滚涌进皇宫中。
元年三月十八，怡亲王允祥献出五十六幅古画；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内监呈上镶嵌宝石的黄金托盘八十七件，雍正吩咐让作坊加工；元年十月初七，庄亲王献上玉簪一八七十九件、珊瑚二十件、玉戒指十三件……
这些都是珍宝啊，然而很多东西雍正看都看不上眼，让人拿开，别碍着他的金眼，其实很多是稀世珍宝，由此可见雍正之奢侈。
要想了解雍正的私生活我们可以从清廷的造办处来寻找蛛丝马迹，造办处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机构，里面有大量的作坊。皇室里面的日常用品和艺术珍品很多都在里面加工，皇家的奢侈或节俭在这里一览无遗。
雍正喜欢下棋，棋盘和棋子都是特制的，棋盘必须出自宫廷顶级画家的手笔，宫廷画家唐岱和郎世宁都画过棋盘，棋盘用象牙或银母（云母）制成。在制作象棋棋子时，雍正让太监刘玉拿来一个棋子，对他说：“棋子上面要镶嵌珐琅片，棋盘要做成折叠式的，要做得紧凑些。”
还有一次，雍正让内务府做檀木围棋，棋盘分上下两面，上面下象棋，下面下围棋，要用象牙镶嵌，里面颜色也有格外的要求。
雍正也喜欢玩骨牌，牌和匣子的制作都有严格要求，质料非常考究。
除此之外，雍正也非常喜欢盆景艺术，对一些花花草草奇异石头很感兴趣，他尤其喜欢将荔枝树做成盆景。
在宫中有许多宝格，用来放置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雍正甚至亲自设计宝格，他在给内务府郎中海望的上谕中说：“‘九洲清宴’陈设的宝格两层都是楠木的，里面放着古玩，看着不起色。你照着这个尺寸，再做两架黑漆宝格……宝格外面的口线，用紫檀木包镶。内做锦套，外面用布面纺丝裹套。再做一木套箱，下安穿绳眼，将格内安上玛瑙、玉器、磁铜等古玩……”
宝格里的宝物都是顶级的，而且要不时更换。雍正看腻了就要换上更好更新鲜的，雍正十三年七月九日，雍正对年希尧说：“九洲清宴宝格里有一个空处，你根据尺寸，寻找一个合适的宝物，或者玉器，或者铜器，或者瓷器，记住，一定要上好的。”
所谓上好的就是年代久远，秦砖汉瓦那种类型的，达不到年代久远，再好看的宝物也称不上是上好的。
这些记载跟我们印象中的雍正实在相差太远，无论正史野史，雍正给人的印象总是严肃、狠毒、刻薄寡情，但是真实的雍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一面，甚至给人好犬好色的刘邦一样的感觉，这是雍正和亡国之君隋炀帝身上共同的东西。故宫中有一张雍正戴西洋假发的画像，雍正去世前二十天，还让寻找像西洋人那样上翘的黑胡子，死前二十多天且有如此闲情雅致，可见此人天性爱玩，是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只是他身上责任感特别强烈，没有因为享乐而耽误正事。
雍正还特别喜欢玩具，在记载中多次出现“自行虎”这种玩具，这是一种木质的老虎，里面有发条，上好发条后，可以行走一段距离。
雍正虽然没有做什么大兴土木的事，但是对于园林也相当喜爱。圆明园本是离宫，但雍正把大半的时间都花在这里。他花了大量的银子来装饰圆明园，譬如耗巨资在里面做了一个人工瀑布。雍正还喜欢看戏，圆明园里的戏台非常豪华。正因为雍正喜欢看戏，野史中记载有雍正看戏杀人的传说。
鸟和狗一直为八旗子弟所喜爱，雍正也不能免俗，他经常下旨让内务府做鸟笼。雍正养狗的资料就更多，外地进贡了一条好狗，雍正还让郎世宁为狗写生。雍正甚至为狗做老虎衣、麒麟衣。
写到这里，相信读者对雍正有了一个更加立体鲜活的印象，雍正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但做得有些过分，奢靡过了头。在政治上，雍正不喜欢受制掣，乾纲独断。不过，雍正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虽然奢侈，却也有节约意识，譬如他经常命令“废物”再利用。
三年十月，他让海望把鼻烟壶改造成水壶；四年三月，海望献上一件寿山石罗汉，雍正说旁边的狮子不太好看，让他改成西洋狗；四年五月，海望拿出一个雕竹香筒，雍正让他把这个改造成晾衣架，用来挂毛笔或者衣帽；更荒唐的是，他还让将痰盂改成棋盒，如此“节省”确实匪夷所思。
雍正私生活奢华的地方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告诉我们雍正的私生活有多奢华，不如说揭示这样一个道理：宣传和真实从来不是一回事，更多的时候是相反的。
郎世宁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传教，可惜由于清政府的政策这个理想无法实现。
一般的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听天由命，过一种郁郁不得志的生活，但是郎世宁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用一支画笔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为了迎合雍正的审美趣味，郎世宁改用中国画笔，将西洋画法和中国画法融为一体，放弃强烈的明暗对比，不使用投影技术，却保留西洋画的立体效果和焦点透视。
由于郎世宁画工深厚，很快就得到了雍正的欣赏。但是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却很少，他逝世于乾隆三十一年，活了七十八岁。《清史稿》里有他的传记，不过只有四十二字。尽管字数寥寥，但对郎世宁的评价很高，说他精通各种画法，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画得惟妙惟肖。
尽管清史中对他记载非常少，但在国外的一些著作里详细地介绍了他。所以，我们大致能了解郎世宁的生平。1688 年7月19日，他出生于意大利米兰，19岁加入教会，堪称一个绘画天才，曾为教堂作壁画。1715年，即27岁时来华，在宫廷内担任画师，经历过康雍乾三朝。郎世宁逝世后，乾隆赐他侍郎头衔，赏银三百两给他治丧，郎世宁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葡萄牙墓地。
郎世宁本来不是想在中国画画的，可惜来的不是时候，没法传教，但是郎世宁从来没有忘记传教。乾隆期间，郎世宁三次请求乾隆放开对宗教的限制，前两次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三次失败了。
我们还记得雍正曾召集二十名教士共进晚餐，其中就有郎世宁。宋君荣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提到雍正特别欣赏意大利画家郎世宁。
乾隆曾经赐给郎世宁一个正三品的头衔，这当然只是荣誉头衔，不管实事的。郎世宁在雍正朝却连荣誉头衔也没有，身份就是西洋画家。这并不是雍正不愿封外籍人士为官，譬如徐樊德就当上钦天监监副，戴进贤当过钦天监监正，外加礼部侍郎头衔。雍正没封郎世宁大概是把郎世宁看成是私人画家。
宫廷画师的待遇也分三六九等，最高的待遇是月薪十一两银子，有时候奖金比工资高多了，一幅画画得让皇帝满意，往往大手一挥，抵得上一年的工资。我们不知道郎世宁的工资和奖金，以他跟雍正的关系，工资应该低不了。
宫廷里一般都会给画师供应膳食，我们来看看一些画师的伙食。德天赐和巴茂正每天有三斤肉，每月七只半菜鸡。潘廷章、贺清泰每天例肉三斤、菜肉三斤。每人每天白面十四两，白糖、澄沙各五钱，甜酱一两六钱，时蔬三斤，红枣、桃仁、龙眼、荔枝、葡萄各二两，时鲜水果八个。
伙食固然丰富，但管理也相当严格，充分说明在宫廷里混饭吃也不容易。画师们要遵守很多规矩，首先，不可以做私活，只能为宫廷服务。其次，不可以偷懒，耗费钱粮，如果发现懒惰者和旷班者，要从重责罚。怡亲王允祥还命令官吏到画坊里到处巡视，如果发现谁没来，就要惩治。
今天一些在设计公司里工作的艺术家有的苦衷，这些宫廷画师们全有。比如，他们不能擅自动笔，不能自己想怎样画就怎样画，要服从领导的安排，画画的准绳不是艺术价值，而是领导的满意程度。在画画之前，先得弄个类似素描一样的东西交给上司，上司批准了才能作画。在画画的过程中还要遵守许多规则，法国画师王致诚曾经对朋友发牢骚说：“掣肘太多了，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相信这样的牢骚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乾隆曾经批评王致诚：“你这个油画虽然画得还不错，但是水彩画让朕不太满意。”领导满不满意是终极标准，领导可能完全不懂绘画，但他可以随时解雇你。最后，乾隆还派来中国一些平庸的画师来指导王致诚，让王致诚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雍正对郎世宁没那么苛求，不过也有让郎世宁很不爽的时候，譬如有一次画小狗，雍正就批评说：“你这个狗画得虽然好，但是尾巴上的毛太短了，身体也小了些，再画一张吧！”郎世宁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重新画了一幅，没想到八天后，雍正还让他再画一张。郎世宁这次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雍正五年，让郎世宁在圆明园万字房围屏空白处作画，画完之后，雍正说：“画面太稀疏了，再修改修改吧！”
七年，让郎世宁画窗棂画，郎世宁呈上三张画稿，雍正只批准了其中的一张，雍正还指导郎世宁怎么画，在画里面要加入什么元素。
尽管雍正看起来很苛刻，但是和乾隆相比，仍然算是一个好老板，乾隆更挑剔，而且也更喜欢折磨人。乾隆二年，谕令画师们画圆明园巨幅画，限期五十天内完成。由于要求苛刻，时间紧迫，王致诚发出这样的感慨：“供职于内廷，简直形同囚犯。”
郎世宁的取材确实很广泛，花草、鸟兽、人物都有。郎世宁甚至画过双圆哈密瓜，动物中郎世宁还画过老虎，后来这幅画落到日本大阪的阿部房次郎的手中。郎世宁是唯一一个出现在《活计档》中的西洋画家，而且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宫廷的“画状元”满洲人唐岱对郎世宁的才能表示自愧不如，唐岱是山水画高手，对油画和水彩都不是很擅长，而郎世宁是个多面手，什么都能画。
作为一个画家，郎世宁生活应该是很不错的，不过也很辛苦，即使到了晚年，也没多少时间休息，在乾隆手下干活不轻松。但他乐此不疲，显然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尽管没有实现传教的愿望，但多少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满足了内心的成就感。我想，这就是郎世宁甘愿埋骨异乡的原因。
雍正对佛教是很痴迷的，年轻时曾经雇人代自己出家，这是当时贵族的一个习惯。当皇帝后，他自称四和尚，并将雍亲王府改造成喇嘛寺。
根据雍正自己的说法，他从少年起就非常喜欢阅读佛教典籍，以此显示自己很有佛性。成年之后，雍正跟僧侣们交往比较密切，一方面这确实是他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也是障眼法。说来，他能当上皇帝还得感谢佛教呢！
在康熙五十一年和五十二年间，雍正在自己的府里举行法会，跟佛门高僧切磋，得到章嘉的指点，据说突破了三关。章嘉赞许雍正得到了善知识，从此心性自由无拘束。雍正则尊称章嘉为自己的恩师。
即使在信佛这块，雍正也表现出了好胜的一面。他自诩佛法高深，要找京城里有名的高僧辩论，最后迫使对方承认：“王爷的智慧实在高深莫测，贫僧自愧不如，无可奈何。”
雍正为了掩盖储位争夺，曾经编辑了《悦心集》，里面收录了无名氏的一首醒世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雍正即位后，自称十年未谈禅宗。真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雍正不仅谈论佛道，还自称为“释主”。在和允祥交谈时，他自称野僧，还写下了一首诗：“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五年，大臣庆贺黄河清晏，蒙古王公也在其中，要求为雍正诵经祈福。雍正笑说：“如果蒙古地区因为做佛事人畜兴旺，那是受朕之赐，朕就是释主了。”
雍正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号，比如破尘居士、圆明居士，以示自己是个不一般的皇帝，得道高深。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收徒，十一年，他收了十四个徒弟。其中，俗家子弟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人。看来，雍正觉得当皇帝还不过瘾，还想当教主当圣人。
跟佛走得太近，难免会让佛与政治搅和在一起。文觉禅师在宫中时，雍正曾多次召他一起讨论军国大事，把他当成重要的谋士。据说在年羹尧、隆科多、允禩、允禟的案子中，文觉禅师都出了不少主意。
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奉命回江南朝山，仪式和王公等同，所到之处地方官无不对他顶礼膜拜。
还有一件事能反应雍正对佛的真正态度，迦陵性音是雍正的老朋友，雍正当皇帝前，两人经常坐而论道。雍正当皇帝后，性音并没有像其他和尚一样水涨船高，只因他对权势没兴趣，想去庐山隐居修行。到了庐山后，性音拒绝与官场来往，四年之后圆寂。雍正夸奖性音“深悟圆通，能阐微妙”，追赠他为国师，将其语录收入经藏。
但是，几年之后，雍正忽然性情大变，说他早看出性音这个人品行不端，经常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在登基之后把他赶出京，以维护法门的清规。更过分的是，雍正说性音的语录含糊处不少，根本没有大彻大悟，这等于是在否认了性音的佛品之后进一步否定性音的能力。雍正将性音的封号取消，还不允许性音的门徒记录自己以前和性音的谈话。
雍正为什么一反常态呢？史书没有记载原因，我们猜测可能是性音跟门徒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涉及雍正的隐私，又恰好传到雍正的耳朵里，所以雍正大怒，前后判若两人。
朝臣中大多还是儒家的信徒，对于雍正崇佛，大家心里都不满。
譬如，雍正五年，雍正问左都御史沈近思：“听说你年轻时入过佛门，敢情你也精通一些佛门真谛，不妨说与朕听听。”雍正当然不是真心向他请教佛法，雍正早已自诩教主了，自是想借着机会卖弄一下。
然而，沈近思却回答说：“臣少年时确实在佛门待过一段时间，但那是因为穷困潦倒，等到参加科举后，专心于经世之学，以便报效国家，又怎么会有闲情研究佛学呢？臣知道皇上聪明天纵，早就领悟了大乘的学问，但是天下万机全都系于皇上一身，臣希望皇上做尧舜，不要做释迦。即便是臣懂得佛学，也不敢妄自向皇上陈说。”
沈近思的话带着典型的儒家色彩，在当时是非常冠冕堂皇的，雍正只好当面认错，说以后改正。
有一次，雍正宴请群臣。宴席上，有人为了拍雍正马屁，大谈禅学。这时，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懂禅学吗？”赵殿最说：“不好意思没学过。”雍正笑道：“没学过没关系，你也谈谈对禅学的看法吧！”
赵殿最对佛教很反感，于是用儒家的道理阐释一通，雍正哭笑不得，对群臣说：“别人是慧根，他是钝根啊！”
许多官员甚至从实际行动上抑制佛教。雍正三年，御史钱以瑛上奏，请求让各省督抚勒令僧尼还俗。唐山县令还驱逐和尚，强行把僧舍改为民房。有的地方甚至建议把僧舍改成书院……
对这些行动，雍正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但还是能保持相当的克制。比如，那个唐山县令做得就有点过分了，雍正下旨把他抓了起来。侍郎留保以开导县令的口气为他说情：“这些僧人都是没有生计的穷人，寺庙就相当于是收容所，皇上留下他们，就如同周文王爱民一样，把他们当做鳏寡孤独来照顾。”
那个县令不知是不懂，还是装不懂，总之仍然对佛教仇视。雍正听留保说话好听，也没有为难那县令。
对于自己信佛扬佛，能言善辩的雍正也作出了“高明”的辩解。他一方面说佛教确实对治理国家没有任何裨益，另一方面又说佛教有益人的身心，还说治国之道自有古代圣王的哲学，而佛法是见心明性的学问，所以自己从来不让僧人参政。这显然是狡辩，雍正也知道让僧人参政瞒不了所有的人，便又为自己辩解说：“乃祖顺治曾经召僧人玉林琇进宫研究佛学，这就如同黄帝到崆峒山寻访广成子，询问修身治国之道。”
雍正的言下之意是：顺治习佛如同黄帝问道，黄帝是中国第一圣王，他这么做是对的，那么顺治的做法也是对的，而自己恰好是效仿顺治。
雍正信佛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兴趣和愿望，算不上是真正的信仰。雍正对权力有着超强的欲望，这种欲望从根本上是与佛性抵触的，所以我们后人完全不必把他信佛当真，说成是他的一种爱好和兴趣更适合。
如果雍正真的领悟了佛法，我们很难想象他是如何面对那么多屈死在他手中的冤魂。当然，我们抱着善意的态度，希望雍正此刻正在西方极乐世界享受着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