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如果说明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更近的话，那么自清朝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显得更加密切，尽管有些交往不一定是友好的。
雍正的对外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康熙的，但是也跟康熙有些不同。康熙对于西方的传教士采取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利用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反感他们传播天主教，尤其对教皇格勒门企图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厌恶。
清初有两次禁海令，第一次发生在顺治朝，结束于康熙二十三年。禁海令撤销之后，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很快，海外贸易就繁荣起来，中国商人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日渐频繁。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后来却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就跟现在有些留学生不回国一样，康熙很快就发现，每年出海的船只有千余艘，回来的却不过五六成，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就相当于大量的财富和人口流失海外。中国古话说的好，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想不流外人田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禁止跟外面交流。
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1717年，再次颁布禁海令，明文禁止出海南洋。这就是清初的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禁止中国船只出航日本，也不禁止外国船只来中国，但是却严格禁止中国商人去南洋经商。只进不出，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思维方式。
禁海令显然不利于贸易的发展，沿海的许多商民对此很不满，结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可以禁海，我可以走私，只要不被发现就行。
直到雍正继位，海上走私依旧猖獗。台湾官员蓝鼎元是一个反对海禁的学者，雍正二年，他上书说：“福建、广东沿海等地，人稠地狭，耕地不足，当地居民靠海谋生的十有五六。他们往往在内地制造一些精美的手工品，这些手工品在内地是随处可见的便宜货，但是如果运到外国，就可以当成珍稀物品来卖，每年都能赚取巨大的利润，这就为我们中国敛聚了大量的财富，光是海关收入这块就不小了。禁海之后，百害无一利，只会让沿海居民越来越贫困，迫使以前的商人变成游手好闲的人，最后变成盗贼。”
蓝鼎元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官员的观点，但是雍正坚持康熙的路线，认为海禁政策宁严勿宽。蓝鼎元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他没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许多商人不回来这个问题，商人不归国家的税收就少了，这才是清廷禁海的真正原因。
雍正三年，福建省秋季欠收，第二年春又闹饥荒，许多地方出现抢米事件。沿海的一些官员借此再次提出开放海禁，以缓解饥荒。
福建巡抚毛文铨奏称：“往年开洋之时，有很多洋船到厦门，各省的商人都到厦门来贸易，税收多得不得了。可是海禁以来，几乎就没什么税收，恳请皇上开放海禁。”
闽浙总督高其倬也上奏：“福建这地方地狭人稠，没多少田地可耕种了，许多良民选择上梁山。开放海禁让他们出海贸易多好啊，富人可以当船主，贫穷的人可以当水手和舵手，一条船可以养活上百人并且还有余钱留给家属……”
在沿海官员的轮番上奏下，雍正终于松口了，同意了高其倬的要求，准许福建对外贸易，这一年是雍正五年，即1727年。不过，雍正是非常保守的，他开放福建的海禁后，仍然对其他省进行海禁。在颁布这项旨令的时候，雍正还为康熙解释，说康熙过去实行海禁是体恤百姓，怕内地的人民转徙到外地。
这次开放海禁还有限制条件，出海船只的省份有限制，出海的港口也有限制，只能在指定的港口出入，方便政府收税。同年，雍正又开放广东海禁。雍正七年，李卫上奏说，浙江和福建相邻，福建开放海禁，浙江商人肯定不舒服，可能会偷偷跟着福建商人一起进行海上贸易，干脆让浙江跟福建享受相同待遇吧，雍正遂同意开放浙江海禁。
开放海禁之后，雍正又作了一些专门的规定，出口船只必须按规定时间来回。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回来的，雍正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如果是因为账钱没有收清，可以到来年六七月回港；如果是被大风刮到其他省的，可以让该省的官员盖个印，说明情况后回籍；如果是被风浪刮翻没有证据的，可以找到幸存的乘客，或者邻近的乘客，了解情况后登记在册。如果故意捏造情况，推迟回港的船只，一定严加查办。
雍正还对那些逗留海外没有回国的人作出了类似赌气的规定：不准回国。本来，清政府的政策是允许海归的，但是几年以来，雍正发现坐商船回来的游子甚少。雍正感觉这些人不给自己面子，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安本分的人，如果给他们自由，听任他们来去自由，这些人就更加没有顾忌，反正随时都可以回去，干脆在国外多待一段时间吧！所以，雍正限定了一个期限，逾期不回的人不准回国。
雍正还解释说自己的目的并不是逼这些人早点回来，就算他们全都回来，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些人在国外待那么久，想必是人伦丧尽，没有故国之情，这样的人回国之后，肯定有一大批奸淫邪恶之徒。雍正的这种看法当然毫无道理，无非是一种天朝上国皇帝的思维方式，他总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自己统治下的百姓很幸福，大家都愿意在这里生活，如果逗留海外不归，是这些人出了问题，而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统治过于专制。
控制别人、限制别人是雍正对人的一大特色，开放一个小小的海禁，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限制。但不管怎么说，开放了毕竟是比老爹康熙更进步了，这也确实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措施。
从雍正五年到六年，从厦门出口的福建商船有二十一艘，七月以前返回了十二艘，带回大米一万一千多石，还有燕窝、海参、苏木、牛皮等货物，带回流落南洋的居民三十多人，有的人在海外生活了十七八年。这些人回来后，雍正一方面安排他们回原籍，另一方面让地方官严密查访，看这些人是不是国际间谍。
越南是明朝时中国的附属国，两国的关系很友好。清朝建国后，越南依旧对中国称臣，每三年进贡一次。在雍正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非常好，不仅官方交往密切，民间也常有商业往来。
当然，越南也是许多反清人士的避难所。清初，这样的人特别多，后来，又有许多广西、云南的人移居到越南。雍正曾经对此愤愤不平地发表评论：“这些无知愚民，抛家弃业，居然跑到交趾去开矿。”雍正是没有商业头脑的，在他看来，离开天朝，跑到弹丸小国去创业简直就是不懂沐浴浩荡的皇恩。
这些到越南创业的华人把母国的文化也带到这里，对越南的经济和文化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尽管是附属国，而且也很友好，但毕竟两国接壤，难免会有一些纠纷，这些纠纷主要发生在边界上。在明朝的时候，两国就发生过边界纠纷。明朝时，中越两国以云南省开化府南240里的赌咒河为界。不过，明朝官员粗枝大叶，以为铅厂山下的一条小溪就是赌咒河，致使中国失去120里的土地。到了康熙二十二年时，铅厂山下小溪以内的几个村寨又被越南人占领了，最后以马伯讯为界，又失去了40里。
到了雍正朝，云南总督高其倬上奏：“按旧的边界来算，应该把二百四十里之境全部收回，交趾有都龙和南丹两个厂，都在原来属于我们的边境里，安南国王把这两个厂看成是很大的利润生产地。如果我们要回来的话如同抢他的宝贝，他肯定不肯。请圣上定夺。”
雍正显得非常大方，说：“朕素有怀远之心，与邻国纠缠边疆问题时，只要不是太大的地方，何不成人之美呢？在威与德之间，朕认为德更重要。都龙和南丹这些地方，在明朝时就为安南所有，我们就不收回了，还是以小溪为界吧！”
雍正四年八月，两国将国界定于铅厂山。没想到安南国王还不满意，继续骚扰雍正，雍正不堪其烦，将这个问题交给鄂尔泰。鄂尔泰接手之后又划给越南80里，安南国王听了非常高兴，上疏表示感激。雍正心想，原来是个知好歹的啊，就又赏赐给他40里地。等于在雍正手中，给了越南120里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皇帝高兴，他可以随便把领土给别人。在皇帝眼里，领土是自己的，并不是国家的，更不是百姓的。
中国和泰国之间的关系则相对简单。从古至今，中泰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清朝建立后，顺治九年，泰国国王第一次派人到中国来朝贡。后来，康熙规定泰国每三年朝贡一次。康熙六十一年，清政府让泰国在进贡的时候，运三十万石的米，分别送到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售卖，而且康熙给他们免税，但是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数目则要征税。
雍正年间，泰国大米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让雍正很高兴。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奏罗列了泰国进献的贡物。雍正听了龙心大悦，赞扬泰国：“暹罗（泰国古称）不辞艰险给我们送来谷种、果树、洋鹿、猎犬等物品，确实恭顺有加，他们的货物就一概免税吧，作为对他们输诚向化之心的奖励吧！”
泰国给中国的贡物，除了大米外，主要是沉香、苏木、犀角、翠竹等物品，从中国购买的物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雍正后来下令，永远免除泰国物品的税收，对于向自己臣服的人，雍正表现出非常大度的一面。泰国的使者秉承国王的意思，提出要买东京弓（满人用的弓）和中国铜钱，礼部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禁品，无法出卖。但雍正听了后，显得非常豪爽，不仅同意，而且无偿地送给泰国。在雍正看来，这不是贸易，而是宣扬国威。
总的来说，雍正朝，中泰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
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在雍正时期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呢？
应该说，自古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就比较友好。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朝建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到海外四处觅食。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1571年西班牙舰队占领了菲律宾的马尼拉，1619年荷兰军队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到了雍正年间，这些国家已经有了悠久的被殖民的历史，基本上断绝了跟中国的交往。在这期间，只有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岛国苏禄国跟中国保持着交往，这个岛国在1915年被并入菲律宾。早在明朝万历时，西班牙舰队就攻打苏禄国，但由于苏禄人占据着地利，还有他们誓死保卫领土的决心，西班牙人最终败兴而归。
雍正四年，苏禄国王毋母汉未母拉律林派遣使者带着贡物到了福建，福建官员奏报后，雍正十分高兴，说：“苏禄国远在海外，越洋而来，从来没有让他们进贡，他们居然主动输诚向化，应该表扬。他们来京的路上，沿途官员要好生招待，一切待遇从厚。”
苏禄使者到京后，雍正热情地招待他们，并确定了苏禄国五年朝贡一次。雍正十一年，苏禄国国王奉表谢恩，并请求雍正帮他一个忙，国王的祖先东王于永乐年间朝贡时病逝于山东德州，东王的两个儿子在中国守墓，国王请求雍正翻修东王的坟墓，并照顾东王两个儿子的后代。
雍正一口应承，让人把东王的墓道、享亭、牌坊等翻修，并在东王的两个儿子安都禄（后代改姓安）和温哈喇（后代改姓温）的后代中各挑选一人，授予官职和俸禄。
雍正年间，中国和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殖民国家交往断绝，但是民间的交往却非常频繁。雍正年间，印尼雅加达的华人超过一万，待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华人超过两万，而菲律宾的华人近四万。
雍正开放海禁后，许多商人来到这些国家，与他们进行贸易，有的人甚至定居在那里。
在雍正朝，外商想要来中国贸易，必须停靠在广州港口。
雍正三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有十艘，其中英国船只有六艘，法国船只一艘，其余是南洋一些小国的船只。这些洋船带来的商品并不多，主要是一些黑铅、哔叽、胡椒、檀香、苏木等物品。当时的署理广东巡抚常贲说：“没多少货物，大半都是一些外国的银钱。”
来到广州的外国船，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律停靠在黄埔港口。之后是严格的管理，船上的炮位由中国官员卸下来，暂且保存，离开时再发还。水手等人都要在船上等候，不得上岸，然后由海关进行征税和查货。中国与外贸无关的官员，一律不得进入外商船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月，外商船只就必须离开。
与外商谈生意的官员又叫洋商或者官商，当时外号是“十三行”。雍正三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门让其中的六家商行处理外贸事务，这是清政府垄断外贸的一个措施，官商勾结，不让民间商人介入。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有渊源的。
当政府介入并垄断外贸时，要想没有腐败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些负责外商的官员贪污情况非常严重。当有人说杨文乾贪污时，雍正根本不信，他认为杨文乾是个一心为公不避嫌怨的好官员。所以当其他人揭发杨文乾时，雍正不仅不相信，还保护他。
真相出来的时候，雍正感到很意外，杨文乾的贪污情况让人发指。广东海关每年额定税收是四万两银子，杨文乾却以溢耗之名将多得的十一万两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除此之外，对于外商带来的银两，杨文乾每两要抽三分九厘，中饱私囊两万两银子；根据清政府的规定，红颜色和黄颜色的绸缎不准出口，杨文乾却私下里允许，每匹绸缎抽银七钱，这一项得银一万两；外商船只回去之前，杨文乾不管他们买了多少货，根据他们携带的银两，每两加抽一分，获银四万三千两；此外，杨文乾还以孝敬皇上为名（其实是留着自己用），从外商船上挑选精巧的物品，这笔钱由洋行的中国商人支付，计约万两。
总的算下来，杨文乾贪污二十万两。
杨文乾这个人是雍正手下一个能干的大臣，在其他方面非常清廉，偏偏涉及外商时就贪污无障碍。雍正洞察出了他的心理：“以为外商之事无关国计民生，贪污多少，都不会有损中国百姓，这样既可以得到实惠，又能自我感觉清廉。”事实上，很多官员跟杨文乾的想法很类似，在其他地方当官很清廉，到了洋行就本性大暴露。之所以有这种思想，跟他们的愚昧是有关系的，对外商盘剥，无疑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回国之后肯定要说你坏话，这是损伤国体；其次，你这么做，以后谁还愿意跟你做生意，长此以往，没人愿意跟你交流，中国的经济必然落后。
当然，雍正也没有过分为难杨文乾，仅仅是让他吐出赃银，调换工作岗位而已。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其实早在雍正时，就对鸦片非常警惕。那时卖到中国的鸦片还很少，但雍正已经下令严禁贩卖鸦片烟。七年，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在陈远家中查获三十三斤的鸦片，陈远被判处充军之罪。陈远觉得自己冤枉，说他的鸦片是药用的，不是鸦片烟。巡抚刘世明交给药店鉴别后，发现确实是药用鸦片，还没有制成烟，便将陈远无罪释放，但是鸦片要没收。
刘世明本想参李治国审案不明，又怕世人误会，以为解除烟禁，所以给雍正一道密折。雍正的看法是：“李治国在此案上虽然有欠明察，但也是因为实心办事过于仓促，情有可原，不参他是对的。至于没收陈远鸦片就不对了，如果这个人确实犯法了，就应该绳之以法。如果没有犯法，那干吗还要把他的东西储存在府库里。小民们生活不容易，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血本，本来就错怪了他，就更不应该夺了他们的生计。即使是想留着日后作证据，也没有必要全留着，留一些样本就行了。这虽然是小事情，但是身为封疆大臣，千万别因为事情小就无所谓。”
在对广州外商进行严格管理之外，雍正的眼光也没有放过澳门的外商。在康熙末年，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贸易，结果澳门的外国人揽过这笔生意。他们不断地增加船只，扩大交易，在雍正初年已经有二十五只洋船了，澳门领土上居住着三千五百多西洋男女。
元年，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请在澳门增设官兵，随时准备弹压。第二年，孔子的六十六世孙孔毓珣提出建议：“澳门现在有洋船二十五只，我们给他们限定，不能超过这个数目，船只坏了可以修，但不能再添，防止他们贸易扩大后，会有更多的西洋人过来居住。葡萄牙派来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更换，但是其他的人随船来随船去，不可以在澳门逗留。”
雍正批准了他的建议，限制了洋人的贸易活动，那些在澳门的洋人必须遵守清朝法律，还得缴纳赋税，如同侨民。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许多西方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一直到康熙年间，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统治者对天主教的基本态度是：不提倡，不干涉。
但是康熙末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罗马教皇屡次派使者来华，命令中国的天主教徒不可以尊孔，不可以祭天，甚至不可以祭祖。康熙对此非常生气，说道：“看了罗马教皇这个告示，发现这些洋鬼子根本不懂中国的道德和伦理，就是和尚和道士中异端者信口雌黄也不过如此。这么嚣张，那好，从今以后西洋人就不要在中国传教了，免得他们多事。”
没想到，康熙这一纸禁令下来后，居然持续了一百二十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才取消这个禁令。
雍正对天主教的反感比康熙更甚，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看到康熙允许天主教传播，雍正当时就很不理解，康熙禁教之后雍正坚定地支持他。
康熙虽然下了禁教的决定，但是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禁止传教？那别人已经盖好的教堂是不是应该拆了？已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关起来？对这些，康熙都没有作出指示。雍正继位后，浙闽总督觉罗满保上奏说，西洋人在各省盖教堂，经常暗地里传教，人心渐渐被他们蛊惑了。觉罗满保建议雍正将这些传教士都送到京城里做奴仆，或者驱逐到澳门。
雍正虽然批准了这个粗暴的建议，但是让他们执行起来时温柔点，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沿途帮着他们点。雍正这么说不代表他更善于替别人考虑，仅仅是担心教民闹事。至于，那些信仰天主教的人则勒令他们尽快改变信仰，不可继续迷误。
德国传教士戴进贤到北京后请求雍正不要将他们驱逐到澳门，雍正让礼部讨论应该怎么做。礼部回答说：“这些西洋人在中国，倒也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对吏治没有什么大害。他们带来的历法和算法这些东西，对于民间毫无用处，他们宣传的东西跟圣人之道完全是两码事。愚民轻信了他们的话，终究不是好事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各省的西洋人全部安排到广州的天主教堂里，不许他们外出传教，也不许老百姓信教。”
雍正的回复是：“对西洋的这个天主教，我也没有什么深恶痛绝的地方，只是这个教派对中国的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益处。你们再考虑一下，如果确实没有害处，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也不要过于为难他们。”
天主教之所以在中国遭禁跟罗马教皇的禁令有很大关系，如果罗马教皇不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尊孔、祭天和祭祖，康熙可能就任其发展。所以，其根本原因还是天主教文化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导思想，虽然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外来宗教，譬如像佛教和伊斯兰教等等，但前提是这些宗教能够跟儒家思想融合，至少没有冲突。
罗马教皇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仅让中国的天主教徒改变风俗习惯，而且宣称那些尊孔、祭天和祭祖的中国天主教徒为异端，这种情况不要说清朝统治者，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忍受不了。
雍正初期虽然也禁教，但还不是特别严厉，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态度大变，对天主教越来越严苛。
事情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雍正最厌恶的人就是八王允禩，而储英的曾孙苏努恰恰是允禩的支持者，雍正恨屋及乌，连带苏努也恨上了。在雍正刚刚即位的时候，不方便公报私仇，所以他静候时机。苏努的第六个儿子勒什亨是正黄旗和正红旗的副都统，雍正就从他下手，于元年二月将他逮捕，理由是结党营私。勒什亨的弟弟乌尔陈为他说情，结果被打入勒什亨的同党。
雍正将勒什亨和乌尔陈一起发配到西宁，没想到发配西宁以后，勒什亨和乌尔陈居然加入了天主教。当时有个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跟着他们来到西宁，两人都是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人，在穆敬远的说服下加入了天主教。这事后来被川陕总督年羹尧知晓，上报给雍正。
这样一来，雍正等于是握住了勒什亨和乌尔陈的把柄了，当然也让他更加厌恶天主教。雍正立刻将穆敬远召回，然后将苏努及其十三个儿子全部解职。
四年，雍正腾出手来对付允禩。阿齐那、塞思黑案件不断升级，苏努一家也受到牵连，苏努已死，便挫骨扬灰。五年正月初八，有人呈报《关于处死信奉伪教教徒之事宜》，详细说明了苏努儿子加入天主教的情况，说苏努的儿子们扬言宁愿被正法，都不愿弃教。这分明是为了激怒雍正的仇恨，让他对天主教更加憎恶。雍正公开宣称苏努的儿子们愚昧不法、背弃祖宗和朝廷。大臣们建议雍正处死他们，但雍正还是想给他们一次机会，派诚亲王允祉去说服他们放弃天主教。结果他们说：“既愿意为皇上效力，又不愿放弃信仰。”
根据刑部的意见，应该把苏努子孙三十九人全部斩首，雍正没有同意，只是赐死苏尔金和乌尔陈等人，其余人改为长期监禁。当时的传教士添油加醋，宣传说这是一起迫害信奉天主教亲王的事件，洋人是没法理解中国政治的，雍正整苏努一家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以前支持允禩，信仰天主教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雍正最开始对天主教并没有过分的反感，但是不断发生一些事情引爆了他的愤怒。
在康熙六十年，康熙让葡萄牙传教士张安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意大利见罗马教皇。张安多还没回来，康熙就已经去世了。迎接张安多的是雍正，张安多不仅带回了罗马教皇的两个使者，还带来了葡萄牙大使麦德乐。引爆雍正愤怒的就是这个麦德乐。
张安多和教皇的两个使者先到北京，其时，麦德乐还在广州等候圣旨。教皇在信中向康熙表示感谢，祝贺雍正登基，同时感谢雍正释放传教士德里格，希望雍正慈悲，继续释放毕天祥和计有纲。教皇的要求非常多，还希望雍正多多照顾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甚至要求雍正允许他们传教。
雍正回了一封非常古奥的信，教皇及其翻译能不能看得懂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过信的意思极为简单：“朕对传教士一视同仁，只要他们不犯法，朕绝不会为难他们的。”
雍正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突然颁下一道让所有传教士意外的圣旨，他召见为清廷服务的二十名传教士，不是找他们训话，而是宴会招待他们。所有受召见的传教士都觉得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破天荒的荣誉。召见的过程中，雍正跟这些传教士们亲切地交谈，雍正问他们瑞典跟俄罗斯打得怎么样了，天主教跟东正教有什么区别等等，雍正还告诉传教士，很多人说他们不孝敬父母。传教士对这些都作出了解释。
宴席上，雍正说不久就会召见麦德乐，所有参加会见的传教士都能得到礼物。这些传教士们感到雍正的态度似乎有所好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四月份，麦德乐来到北京后，先见了北京的传教士，传教士们介绍了雍正的政策，并说雍正已基本解决了教皇信中提到的问题。麦德乐深受鼓舞，以为这个皇帝好说话，打算在受召见时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求雍正归还各省的天主教堂；二、要求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很多在中国待了许多年的传教士劝他不要这么做，一方面这跟清廷的政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由他提出也不合适。
麦德乐不听劝告，雍正召见他那天，他果然提出了这两个要求。本来大家都很高兴，他这一说，雍正脸色马上转阴，当场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当天雍正就发表讲话：“中国有中国的教，西洋有西洋的教，西洋的教没有必要在中国流传，就好像中国的教没有必要在西洋流传一样……”
传教士们听到雍正的讲话后，纷纷指责麦德乐，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对此作了记载：“这就是麦德乐先生不听从我们劝告的结果，他的贸然行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之后，麦德乐先生非常后悔，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跟皇帝打交道了。”
不久，麦德乐就坐船回欧洲了。但是他却让在华的传教士们日子更难过了，六月初一，雍正召集了在京的所有传教士，并对他们发表了一通讲话，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录了这次讲话，内容摘录如下：
朕允许你们留在京城和广州，允许你们在京城和广州之间往返，允许你们和欧洲通信，你们还不知足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很多人控告你们吗？朕知道你们人不坏，如果你们碰到一个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恐怕早就赶你们出境了。麦德乐居然让朕给你们发执照，以便让朕知道你们中哪些人是好人（合法的），哪些人是坏人（非法的），朕不想这么做，因为朕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不管怎么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如果朕派和尚到你们欧洲去，你们的国王也不会允许的。
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器重西藏喇嘛，这两个人都受到了世人的憎恨。皇考让你们在各省建立教堂，也有损声誉。朕曾竭力反对皇考这么做。朕怎么能允许有损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怎么能帮助你们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的教义？喇嘛教最接近你们的教，而儒家跟你们的教相去最远。你们错了，你们不过二十来人，却企图攻击其他一切教义。要知道你们自认为好的品质，在中国人身上也有，中国各种教派身上荒唐的东西你们也有。你们称天为天主，其实是一码事。和我们一样，你们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你们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受难和幸福——还有比这种神话更荒唐的吗？
……
难道我们满洲人祭祀用的竿子不是跟你们的十字架一样荒唐吗？在儒生、喇嘛、和尚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他们的教义，你们也是这样的。大多数欧洲人夸夸其谈什么天主啊、天堂啊、地狱啊，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谁真的见过他说的那些东西？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不过是欺骗小民的？以后你们要经常来朕这里，朕得好好开导你们。
雍正对于宗教的认识，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他阐明了对天主教的态度。禁止但不敌视，能够理解但对中国毫无用处，不过一种宗教一旦生根，就很难禁掉了。十年，在广州发现十五所秘密的天主教堂，传教士中中国人比西洋人还多，教徒有一万两千多人。
中俄自从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两国渡过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没有矛盾和冲突，军事上的冲突没有，但是在边界问题和通商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
在彼得大帝时期，沙俄实行扩张政策，屡次对外征战，军费高昂导致国库空虚。所以，沙俄急需和中国通商来赚钱。在康熙三十七年到康熙五十六年间，俄国官方和中国进行了十次贸易，每次俄国商队都超过了规定的二百人，有时甚至达到八百人。然而，沙俄就像一条贪婪的鲨鱼，一方面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还寻思着蚕食中国土地，尤其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蚕食得特别严重。
除此之外，沙俄还经常引诱中国边民，教唆他们叛逃。沙俄种种不法的行为激起了康熙的愤怒，五十七年，康熙禁止俄国商队入境。
俄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型国家，康熙一强硬，他们就软化。康熙五十八年，俄国派遣特使伊兹马伊洛夫出使中国，缓和中俄矛盾。伊兹马伊洛夫说好话后，康熙同意了俄国的通商请求。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沙俄说好话不做好事。
康熙六十一年，得知俄国和准噶尔互通信使，立即召见俄国的驻京大使郎克，指责俄国政府违约。郎克狡猾地说，自己只是商业代表，这个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郎克的话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任务就是负责商业方面的事情。康熙很生气，立刻把郎克撵出中国，随后将俄国的商队全部扫地出门。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俄国单方面的破坏。
雍正继位之后，继承了康熙的对俄政策，拒绝让俄国商队进入中国。这下，俄国政府没辙了，只能降低姿态跟雍正和好。雍正三年，沙俄派萨瓦伯爵率领代表团来华与清政府谈判。萨瓦临行前，俄国外交部授予他四十五条训令，商业部交给他二十条训令，另外，沙皇还给了他一些“锦囊”。
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主要有：一、和中国缔结商业往来的条约，如果不能扩大商贸的话，至少要恢复中断了的商务往来；二、如果中国坚持要先解决边境问题，为了核心的商业利益，应该在边境问题上向中国作出一些让步；三、在和中国划定疆界时，不要把矿区、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要地划给中国；四、告诉中国，俄国已经决定引渡八十四名叛逃者；五、设法让卡尔奇特斯基主教秘密进入中国，然后设法为他争取在北京居住的权利，再设法让他拥有到全国各个郊区巡视和传教的权利，还必须设法让中国同意给主教一块地方建教堂；六、尽可能准确地探知中国的军事实力和资源。
这次谈判一共持续了两年，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谈判地点在北京，第二阶段的谈判地点在边境处布拉河。
第一阶段的谈判持续了半年多，俄国为了让中国尽快通商，收买了中国官员马齐。马齐向俄国代表团反映了中国方面的态度，由于沙俄急于和中国通商，中国也急于解决边境问题。经过三十轮谈判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两国互相引渡逃犯，每三年俄国商人可以自费到北京进行贸易，中国同意俄国在北京设立教堂，派遣留学生。
第二阶段的谈判在布拉河畔，清政府这次派出的首席谈判代表是隆科多，第二阶段的判断主要是确定边界。在边界问题上，隆科多寸步不让，从而让谈判陷入僵局。像隆科多这种强硬的态度最适合对付俄国人，可惜后来雍正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把他调了回来，接着便开始把隆科多往死里整。隆科多被调走后，策凌当上首席代表，从前面我们知道，策凌打仗非常勇猛，但谈判显然不太内行。
经过四十八轮谈判，策凌与俄方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俄方代表萨瓦签订这个条约后，立即向沙皇报喜，说又得到了大片领土，萨瓦直言不讳地说：“新的边界，对俄国极其有利，俄国领土实际扩展到蒙古境内好几天的里程，有些地段甚至有几个星期的里程。”
萨瓦洋洋得意地说，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隆科多被调离，另外收买了一些中国官员，得到了一些情报。萨瓦甚至把新修建的堡垒的功劳也算上去，好像中国对这个新堡垒产生恐惧心理，才签订了条约。
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1728年11月1日），中俄正式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条约》表面上对中国不利，俄国占了大便宜。但当时情况比较特殊，准噶尔问题让雍正至为头疼，所以他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以便稳住俄国，好全力对付准噶尔。雍正签订这个不太平等的条约确实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像雍正这么精明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不愿付出这么大代价的。
当然，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没有身临其境，就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