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有一句名言：“遇挫折，当取出丈夫硬心肠，发狠去做。”从雍正的话里，我们能感受到朱洪武的余风，事实上，雍正的许多政治斗争和改革也是以朱洪武为榜样的。
雍正有一句名言：“遇挫折，当取出丈夫硬心肠，发狠去做。”从雍正的话里，我们能感受到朱洪武的余风，事实上，雍正的许多政治斗争和改革也是以朱洪武为榜样的。
朱元璋创立了锦衣卫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雍正虽然没有创立这么个组织，但也布下了众多的耳目，这些耳目通过密折的方式为他监视臣下的动静。
雍正初年，密折制度主要是用来对付那些倒皇派，后来则主要用于揭发检举贪官污吏。密折跟一般奏折不同的地方在于，密折只有皇上一人能看到。奏折属于正式公文，上面要盖公印，先交给通政司，通政司再转到内阁的手中，内阁最后才转交给皇帝，由于能看到的人太多，很多官员们不方便讲实话。而密折制度则隐蔽得多，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可以写进去，雍正想用这种制度让官员们互相监督，互不信任，人人自危，从而有效遏制贪污腐败，同时还能将大权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实在是一举多得。
密折制的专利权应该归到雍正老爹康熙的名下，雍正只不过是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已。在康熙朝，密折的作用很有限，到了雍正朝，密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了，而且拥有密奏权限的人也越来越多。
雍正的主要功绩在于将密折制度化、公开化。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制度，呈送密折不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皇帝规定的，只是内容不准对外公开而已。
如何让密折中的这个密字真正发挥效应呢？万一有人泄密怎么办？这个问题，雍正考虑得显然很成熟。他规定，凡是自己批阅过的密折，当事人看过之后要立即交上来，不可以存备份，更不能相互传阅，违规者处以重罚。
为了让写密折的人保密，雍正屡次告诉他们这是一种荣誉，一般人想要没机会，雍正对这些耳目说：“如果朕不保密则对不起你们臣子，如果你们臣子不保密就对不起朕。”这样一来，密折制就起到了笼络人心的作用，让臣下觉得皇上非常重视自己。
还别说，这种密折制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譬如，查嗣庭案子发生后，雍正在李卫的密折中批示，要求李卫带着杭州将军在第一时间抄掉查嗣庭的家，雍正还叮嘱千万不要让人知道。如果雍正用公文的方式告知李卫，很有可能半道被人截获消息，从而让查嗣庭提前做出准备。密折在这种时候就显示出了它的威力，让人防不胜防，从而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将案子侦破。
密折制度最大的漏洞是泄密，秘密一旦泄露出去，而雍正又没有在第一时间得知密折泄密，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譬如，雍正在甘肃提督路振声的密折中表扬了路振声的弟弟路振扬，结果路振声把这事告诉了弟弟。路振扬居然愚蠢地给雍正写了一份密折说，谢谢皇上的赏识。这一下坏事了，雍正非常气愤，痛骂路振声，说他是一介武人，秉性粗鲁，姑且饶他一次。
密折制有好处，也有坏处，两方面雍正都考虑到了。雍正担心一些小臣利用密奏权力作威作福，谋取私利，导致官场混乱。为此，他苦口婆心，再三叮嘱教导那些小臣不要辜负君主的信任，应该公正无私，为国家办事。
为了防止密折造假，雍正还规定了密折纸张的颜色、规格以及外包装的种种细节。在密折制的各个环节，雍正都制定了规范，为了让密折制良好运作，雍正花费了不少心思。
密折制直接将内阁撇在一边，从而削弱了内阁的权力，加强了君权，而且这种制度还制约了封疆大吏的权力。封疆大吏不再只手遮天，由于受到监视，所以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敢自作主张，只能乖乖地请示皇帝。当时总督、巡抚不能随便弹劾一个小县令，只要小县令为官清廉，总督都没法排挤他，因为皇帝可以通过密折得知事情的细枝末节。密折就像一张法网，雍正将帝国的官僚全部纳入监视范围之内，从而有效地控制整个帝国。但也正因此，他有做不完的事情，所以雍正必须是中国最勤政的皇帝，他不勤政的话，密折制度就办不好。
密折制最大的作用是加强了中央集权，跟朱元璋当年废除丞相设置特务机构起到了相同的效果，但又没有朱元璋做得那么过分，达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所以，雍正说自己继位以后事事不如父亲，只有通达下情，洞悉政务这方面比父亲强。
除此之外，密折制度在官员之间造成一种神秘的气场，让他们互不信任，互相监督。
雍正二年四月，河南巡抚参奏学道王某，说他声名虽然平常，但还没有坏到极点。雍正三年六月，岳钟琪参奏年羹尧离开陕西时，只有几十人送行，这些人都是平常得到年羹尧赏赐的人，岳钟琪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
借助密折制度，雍正有效地控制了官员，如果有谁在背后说他坏话，他很快就知道了。说坏话还是小事情，如果臣子们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官官相护，雍正可以通过密折了解到详情，从而给不法官员以潜在的震慑，让他们不敢为所欲为。
当然，密折制度本身并不光彩，说白了就是告密，它充分利用了人性阴暗的一面。在雍正推广密折制度时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密折制度会让小人得志，君子遭诬陷。
对此，雍正无法回避，他公开承认这确实具有告密的特征，他说：“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雍正的耳目绝不仅仅限于官员，还有一些士兵和无业人士。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有一个官员要觐见皇帝，头一天买了个新帽子，第二天见皇帝时，免冠谢恩。雍正笑着说：“小心点，别弄脏了你的新帽子。”
官员王云锦在元旦那天跟好友玩叶子戏，中途丢了一片叶子。上朝后，雍正问他元旦干什么去了，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听了非常满意，说他小事都不欺骗皇帝，是个好臣子，不愧为状元郎。说完，雍正从袖子里抽出王云锦丢失的那片叶子：“给，下次玩得开心点。”
雍正耳目虽然相当多，但他并不会完全相信耳目。他很清楚，耳目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也会欺骗自己。至于如何识别真假，雍正凭借的就是自己的阅人经验了。
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雍正一生批了上千万字的奏折批文，这绝对是可以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在雍正之前是没有军机处的，怎么雍正偏要弄出这么个玩意儿，他的真实目的何在？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军机处是个什么东西。
在康熙朝后期，由于党派太多，聚讼纷纭，导致朝纲混乱，管理困难。雍正即位之后，实际上接受的是一个混乱的摊子，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大凡军国大事，都需要集体讨论，虽然最后的决策权在皇帝手中，但皇权仍然受到制约，不能随心所欲。
雍正七年，策旺阿拉布坦再次发动叛乱，为了有效地打赢这场战争，雍正决定成立军机处，由允祥、张廷玉和蔡廷锡负责军机处。军机处的全称是“办理军机事处”，当时大臣们并不了解军机处的真实性质，不知道雍正干吗设立这样的机构。
雍正设立军机处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应对军事变故，但其性质跟密折制是一样的，削弱大臣们的权力，一些军国大事由军机处秘密决策，等于是剥夺了大臣的议政权力，由皇帝直接裁断，进一步地加强了皇权。
军机处成立后，其人员由皇帝点名，代表的自然是皇帝的意志。
军机处的发展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个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说明雍正的创造还是符合时代的需求的。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这些大臣主要是从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中挑选。军机大臣相当于雍正的私人秘书，他们必须随时在皇帝身边，只要皇上有什么急事要事就会找他们商量。所以，军机处就设在乾清宫内，离雍正的寝宫养心殿很近。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承认军机处是正式的衙门。
军机处的上班时间非常变态，凌晨三点就开始上班，雍正至少每天召见军机大臣一次，有时一天好几次。
军机大臣的主要职责有：
一、皇上发诏书或者回复奏折时，由皇上口述，军机大臣书写，然后转发下去。
二、当皇上碰到难以决策的事情时，军机大臣提供意见和建议。
三、军机处要将各种奏折以及皇上的朱批都弄一个副本，妥善加以保存。
军机处的设立表面上是这个机构分享了其他机构的权力，但其实质是皇帝分享了臣子的权力。军机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而且这三人都是兼职，以后有所增加，但最高峰不超过十一人。军机大臣都是兼职，没有专门担任这个职位的人。
军机大臣一个重要的品质就是保密，绝对地保密。军机处的办公地点与外廷隔绝，就是为了防止外来人员进入。军机处的办公地点也是灵活的，如果皇帝在圆明园居住，军机处跟着搬到圆明园。如果皇帝要巡游，军机大臣也要跟着走，不能耽误办公。
军机处刚刚创建的时候，既不是正式的衙门，也没有印章，雍正十年，才有提议给军机处印章。印章制成后，交给内奏处保管，印匙由领班军机大臣随身携带，“军机处”三字金牌由值日章京佩戴。如果需要军机处的印章，值日章京必须凭借金牌到内奏处领印章，光金牌还不够，还得凭借金牌向领班军机大臣那里索要印匙。到了这一步，还不能私自打开，必须要在多人的监督下，才能打开印匣，取出里面的印信。印信用完后，金牌交给领班章京，印匙归还领班军机大臣，印信重新归放到内奏处。
这一套制度非常繁琐，但也相当严密，可见雍正的良苦用心。
雍正没有想到的是，军机处居然比自己想象的效果还好，军机处办事效率非常高，因而不断完善，形成了固定的编制。军机处的创立影响了清朝后来的整个历史，由于军机处掌握重权，从而让内阁形同虚设、议政处名存实亡。
雍正简直是一个专制天才，他用自己的“智慧”将君主专制推向了顶峰，大有超越朱元璋之势，事实上也确实超越了朱元璋。
雍正的一系列措施很容易让人想到朱元璋，但是他跟朱元璋仍然不尽相同，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取消丞相，虽然也是中央集权，但是朱元璋忙不过来，只不过找几个大学士做顾问，由于不是皇帝身边固定的领导班子，办事效率不高。而雍正设立军机处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光加强了皇权，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所以，在集权这块，雍正超越了朱元璋。
雍正元年，实行了一项重要的改革。
在封建王朝中，有一个行政衙门叫六科，在这个衙门里做官的人叫给事中，这个官职最早是秦始皇设置的，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职位虽然官职不高，在隋唐时是正五品，明朝时更低，才正七品，到清朝时，满人给事中是正四品，汉人是正七品。
给事中的主要任务是传达皇帝的命令，并检查下面的执行情况。具体说来，六科的任务是将皇帝批阅的奏章从内阁取出，然后重新抄写一遍，分发给相关部门。六科不仅有转发奏折的权力，还有驳回权。如果六科发现皇帝的命令有欠妥的地方，可以将文件封好，重新打回内阁。除此之外，六科还有检查六部的权力，如果他们认为六部执行不力，可以参奏。所以，六科虽然职位不高，但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雍正看来，六科的权力太大，影响了自己的行政效率。雍正想到一个法子，让六科变成都察院的一个附属机构，首先六科的人选由都察院来决定，并且严格规定了各科的给事中数目。六科的题本都要盖上都察院的印信，这等于是把原本属于给事中的考核权交给都察院，这样一来，给事中就不得不生活在都察院的卵翼之下，职能被削弱了大半。
雍正的这项改革等于是把给事中和御史混合为一，雍正的这个做法在当时又被称作“台省合一”，所谓台是指御史台，都察院在唐朝又叫御史台，省指的是门下省，门下省是之前的说法，在明清时都称六科。
雍正这么做的目的，还是四个字，大权独揽，让自己的政令更好地传达和执行。明末党争的教训，雍正仍然牢记在心头，明朝的灭亡跟言官乱政有很大的关系，清初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在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中，六科官员仍参与其间。雍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决心改变这种情况，限制六科官员，防止他们干涉朝政。
在削弱给事中权力的同时，雍正加重了御史的责任，御史的权力也许不意味着比以前更大了，至少他们要做的事情更多了，更多的时候，雍正把御史当成钦差大臣来用。对雍正来说，御史就是自己的监控器，他增加御史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监控和弹劾不法官员。
雍正还做了另一项前无古人的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是很有名，也没有收到特别好的效果。
雍正在脑子里凭空想象出了一个“观风整俗使”官职，雍正是如何想出这么个奇怪的官职呢？
这还得从浙江人说起，浙江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才子众多，但也有一些弊端，浙江等江南人士结成朋党，垄断科场，浙江籍的官员遍布朝野，宾客散布在各个衙门中。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而且两人文采都不错，他们的案子让雍正产生了感触，他再联想到欧秀臣为允禵造势，杭州又发生了摊丁入粮的运动，所以浙江人在雍正心里的印象非常差。
雍正四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上奏说浙江人刁滑，风俗凶悍，动不动就漏报钱粮，时常发生命案。雍正觉得浙江省风俗败坏，人心浇漓，民心很难被圣德感化，倒是狼子野心很容易在那里找到共鸣。十月，雍正决定派遣官员到浙江查问风俗，对官民进行劝导。确定了官员之后，到底用什么官名呢？雍正一时也没想到合适的，后来吏部建议说，唐太宗在贞观年间派遣李靖巡行天下，号“观风使”，我们不妨取名为“观风整俗使”吧！
雍正接受了这个建议，任命河南学政王国栋为观风整俗使，让他与李卫和衷共济，治理好浙江。王国栋到了浙江后，召集各地的文人绅士到孔庙中训话，除了做思想政治工作，王国栋还负责清查钱粮，王国栋办得还不错，到任不到半年就被提拔为湖南巡抚。
雍正在其他省份也设置了“观风整俗使”或“宣谕化导使”，效果不如王国栋在浙江省做得那么好。
历朝历代，修改法律可是一件大事情。中国古代有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法，但对于雍正来讲，这种思想包袱是没有的，他的执政原则是：凡是有利于统治的他都做。
清朝的法律基本是把明律直接搬过来用，大约在顺治三年制订。在康熙朝，法律有所改动，但改动很小，当时是以《现行则例》的名字颁布执行。
雍正元年，御史汤之旭指出《现行则例》有一些缺点，譬如，它拟罪轻重不一，有时候犯法的事情相同但是处罚却不一样，所以需要重新作一些修改。
对于合理的建议，雍正从来都是采纳的。他让吏部尚书朱轼负责修改法律，对法律这事雍正很重视，一字一句都要亲自过目。
对法律的修改，关于盗贼的比较多。康熙年间，窃贼、逃人以及窝藏逃人的主人，都处以割脚筋的刑罚。雍正认为，这个刑罚将受刑者变成残废，无异于破坏了生产力，应当谨慎使用。第二年，经过仔细考虑后，雍正认为这个刑罚受刑的人太多，没有区分其中的轻重，也起不到警戒的作用，下令永久废除。
雍正六年，修改盗窃法，奴仆如果偷了主人的东西，按照一般平民盗窃罪论处，免掉在脸上刺字，仅仅处以流放罪。雍正认为直隶省盗贼猖狂，为该省量身定做了一款法律，作案盗贼团伙不分主次，全部正法。直隶盗贼案减少之后，雍正又取消了这个特殊条例。
对于一些法律的修改，雍正表现出了他非常人性化的一面。清朝秋审时，本来把案件分成情实、缓决、可矜、可疑四种，第一种是立即执行死刑的，后面三种还需进一步审理和查看。康熙五十年以后，对于死刑犯实行了酌情处理，如果死刑犯的高祖、曾祖、祖父母或者父母有七十以上的而且有疾病需要抚养的，家里又没有其他成年的男丁，可以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由皇上决定是否处以死刑；如果是流放罪，改为杖打一百，然后回家养育亲人。
雍正继位以后，进一步将康熙的人性化处罚发扬光大，他规定，杀人者首先要赔偿足够的银两，其次才涉及偿命的问题，如果不赔钱的话，等于是让受害者没有物质上的补偿，应当立即正法。对于犯有流放罪的犯人，雍正从轻处罚，杖打一百，让他们回家赡养父母。
雍正十一年，制定了一个更人性化的法令。如果丈夫不小心把妻子打死了，而他的父母都已亡故，没有人承袭香火，可以将案犯关上两月，打四十大板，留他们回家保留香火。
在江西永新县发生了一起有意思的案例，有个叫朱宁三的农民，是个盗贼惯犯，有一次因为盗窃被抓，他的哥哥朱伦三不得不卖掉儿子为他赔偿。朱宁三仍然屡教不改，后来偷牛又被抓，朱伦三便和侄子朱三杰把朱宁三淹死。案发后，刑部判朱伦三流放罪，朱三杰则坐牢。雍正对这个判法很不满意，他认为朱宁三是连累家族的罪人，朱伦三和朱三杰为了家族利益和社会安定处死朱宁三，实在是情非得已，为宗族剪除恶人，训诫子侄，用家法来治理也不为过。所以，雍正决定将朱伦三和朱三杰无罪释放。
在福建建安县有一个叫魏华音的乡民，偷割别人的稻禾，还将已故的哥哥独生子勒死，然后嫁祸于人，企图逃脱自己的盗窃罪。刑部拟罪时，打算按照长辈杀死晚辈的罪论刑，在封建社会，为了照顾尊长，法律规定，长辈害死晚辈可以减刑。但看到这个案子，雍正极不赞成，他认为魏华音虽然是死者的叔叔，但此人的凶狠歹毒已经超越了伦常，所以不能按照尊卑长幼来论刑。像这样的案件，过去都没有现成的例子，雍正要想重新判，必须修改法律，对于这种情节恶劣的，雍正裁断后处以绞刑。雍正对法律的修改考虑得比较全面，既照顾到长者的权威，又不纵容长者为非作歹，让法律显得更合乎人性。
当然，雍正的有些改革跟现代的法律精神是相违背的，不过有当时的社会需要。譬如，他规定犯有死罪和流放罪的人，不论官民，只要情节不是很恶劣的，都可以捐银买命。买命钱不是确定的，跟各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三品及以上的官员需要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需要五千两，五品六品的官需要四千两，七品及以下包括进士、举人的需要两千五百两，贡监生两千两，老百姓一千二百两。如果是充军流放罪，则根据上面的标准乘以百分之六十；如果是徒刑及以下的罪，根据死刑的标准乘以百分之四十。
雍正制定这个刑罚的时候，西北正在打仗，急需军费。这项法律大大地增加了军费，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雍正之后，清朝战事仍然很多，乾隆有十大武功，后来又有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所以，这项法律一直保存了下来。
说实话，雍正本人也知道这个法律跟法律精神是相违背的，所以在实行的过程中他要求从严把握，对于那些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的人，再多的钱也买不了命。
雍正虽然是一个非常严苛的皇帝，但是执行还是相对公平的。对死刑犯的判决，雍正表示要慎重。雍正规定，对于秋审后情实的犯人也要三次重奏，最后由皇上裁决要不要处决，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雍正往往能做到明察秋毫。
雍正是一个对司法非常敏感的皇帝，这可能跟他深沉严苛的性格有关。他对各种案子也很有兴趣，在研究命案的过程中，他发现故意杀人和谋杀的占少数，大多数的命案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引起，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果酿成了命案，事后，当事人也后悔。雍正认为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无知，不懂法律，考虑到法律条文的繁琐，老百姓文化层次又低，雍正让地方官把殴打杀人的律例摘录出来，贴在乡里，并派地方官详细讲解，务必让大家都知道法律是怎么回事。
从上面的事情可以看出，雍正是一个务实的皇帝，虽然难免严猛了一点，但这丝毫无损于他执政为国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