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延安整风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毛泽东思想成为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有意识地宣传毛泽东，建立他的威望。党内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毛泽东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也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版发行的。传记类作品当推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研究类著作则有张如心的《毛泽东论》。
萧三（1896—1983），现代作家、诗人。湖南湘乡人，原名萧子嶂，萧子升（瑜）之弟。兄弟二人先后就读于湘乡东山学堂、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后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他早年在湘乡小学堂读书的往事时说：“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9]毛泽东提到的两个人，就是萧氏兄弟；作家就是指萧三。
1939年4月，萧三在苏联居住工作多年后，回到延安。他负责文联工作，主编《大众文艺》和《新诗歌》两个刊物。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中央直属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曾要萧三报告毛泽东的生平事迹，萧三讲了两个下午，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郑重嘱咐萧三：“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这说明萧三为毛泽东写传记，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但毛泽东不同意宣传他个人，不肯做寿，写传记的事情拖了下来。萧三却为此遍访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搜集了大量的素材。1944年7月1日和2日，萧三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
当时，萧三准备写完整的毛泽东传记。写了初期活动后，他又继续写了井冈山、古田、遵义会议，直至颇为完整的“七大”一章。一方面受到读者的欢迎，另一方面毛泽东几次传话，叫萧三停止写他个人，还亲自劝萧三多写群众。1945年在延安枣园春节联欢会的午餐之前，朱德向毛泽东提议，让当时在延安学习的许多高级将领、干部写出各个解放区的缘起、略史，毛泽东极为赞成。萧三在旁插言说：“那就好了！省得我一个人跳来跳去。”毛泽东听了，转过身子，盯着萧三说：“那你还是有心人喏！”停一会儿又说：“那你就搞下去吧。”[10]
毛泽东的同意使萧三受到鼓励。1946年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月刊第1号发表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传略》。同年7月1日，即中国共产党建党25周年，《晋察冀日报》整版刊发了萧三的《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从此，萧三便以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而声誉大起。
在此之后，出于宣传歌颂毛泽东的需要，各解放区书店未经萧三同意，就将他的作品出版了单行本。版本繁多，名称也各不相同，如《毛泽东故事选》（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版）、《毛泽东故事》（东北书店1946年版）、《毛泽东印象记》（晋绥新华书店1947年版）、《毛泽东同志——儿童时代、青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山东新华书店1947年版）、《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东北书店1948年版）。这些版本需要统一，1949年年春，萧三修订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经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审查批准，同年8月在北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发行量很大，并很快被翻译成日、德、英、捷、匈等文本，法文也有摘译。
这本毛泽东早期生活的传记，最初的版本是比较生动真实的。有些情节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具有第一手的价值。书中有个故事：
在东山学堂里，有一次也是黄昏时，游戏完了，到了上自修的时间，摇铃了，一群小学生经过操场蜂拥而入自修室去。一个同学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也向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他看见那个小朋友手里有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过了几天，他很客气地，像犯了错误似的还书给那个小朋友：
——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打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加德林女皇、惠灵吞、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那些人的传记。
这个同学就是萧三本人。毛泽东读了这本伟人传记，深受感动，自己也立志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在一部叫作《世界英雄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可见那本书对毛泽东影响之深。[11]
1954年萧三在已有版本的基础上，修订改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建国后毛泽东是领袖，写领袖传记是件严肃的事情，由个人来写似乎不太适宜。再者毛泽东建国初反对宣传个人，搞个人崇拜，有关毛泽东的传记不再出版。1979年“文革”结束后，萧三又修订了1954年的版本，198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版。
重修的版本，内容更加严谨，文字更为圆熟，毛泽东已经是神圣的偶像，萧三在修订过程中，必须遵循已有的规则。这就使1949年版的那些自然朴实的情节，不自然地被拔高和神圣化了。我们从一个故事来看其中的变化：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些钱，但是没有立即赶猪回家。过了十来天，猪价又涨了，父亲叫泽东同志把猪赶回来。泽东同志到了邻家，邻人说：“猪价涨了；我又喂了十多天，现在我是不卖了。”泽东同志说：“是呀！你又喂了十多天，还是说好了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同志空手回到家里……[12]
1980年版修订为：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居，老妇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定钱，但是没有赶猪回家。过了六七天，猪价也涨了，父亲叫泽东同志把猪赶回来。泽东同志到了邻家，那老妇人正在唉声叹气，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因为把猪卖早了。她又说：“有钱的人损失这几元钱不要紧，穷苦人少两块钱就是一个大缺空呵。如今也没有办法，既已卖了，又放了定钱，你就赶去好了。”泽东同志听了这些话，想了一番，就对她说：“是呀！你又喂了六天，还是说好了的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同志只拿了邻人退还的那一元定钱，回到家里。
原来的版本简单情节，表现毛泽东是个善良、纯朴的孩子。现在经过修订，毛泽东变成了从小就会关心穷人利益、考虑问题周全的早熟儿童。究竟哪个版本更为真实，读者自有分辨。
延安整风时期到“七大”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宣传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总结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许多讲话、文章和专著。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延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和著作。他是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的人。1941年3月，他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在党内首次提出。同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明确指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18、19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对毛泽东作出了“是我们党天才的领袖，党的最好的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高度评价。
1946年初，张如心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时，先后在华北联大及张家口市的“青年讲座”上，就“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等问题，做了几场演讲。他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初步形成，早期革命实践活动，科学理论的来源，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关键时期对时局的分析和预见，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甘当群众小学生的虚心态度，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等诸多方面对毛泽东进行了客观的宣传评价。文中特别强调，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也是普通人，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演讲稿发表在晋察冀边区理论文艺刊物《北方文化》第一卷一至四期上。山东、冀南、香港等地书店纷纷进行翻印和再版，分别命名为《毛泽东论》《毛泽东的思想及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等，广为发行。有的版本后集录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艾思奇等18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这些版本是党内出版的早期论述毛泽东思想和理论的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后面，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孔厥写的《人民领袖这样爱咱们——吴满有去见毛主席的故事》，另一篇是贺敬之编辑的《人民歌颂毛泽东》。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当年被毛泽东树立为勤劳致富的标兵。吴满有的方向，就是边区农民的方向。文章描述了毛泽东夫妇在枣园驻地会见吴满有的情景，充满了领袖和百姓的亲密感情：“真是知心的人儿说知心的话。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吴满有的心里。他是那样关心农民呀！他问长问短，尽说些庄稼的事。他对庄稼事务可有研究哩！今年雨水广，他也跟咱农民一样，了解些事，就担心下雨，希望晴。他生怕咱们受损失呢！他说今年开荒多了，只要天时不太坏，大家再加把力，就有个好收成。人人吃饱穿暖了，还怕甚！”“大家一同坐在院子里，那院子也真是美，像个小花园！各人坐在矮凳上，围着一只小圆桌，在一棵大槐树的影子下，在花香、草香和果树园吹来的甜蜜蜜的香气里，毛主席还亲手递西瓜给吴满有吃，一面谈心。”
然而，吴满有的辉煌却因战争而中断。1948年5月，西北野战军在西府陇东战役中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包围，受到了重大损失。随军支前的陕北民工队伍没有跟上突围，多数被国民党军俘虏，其中就有吴满有。当时他没有暴露身份，在审查过程中，国民党军官对这个老头产生怀疑，看他言谈自然大方，不像个没文化的普通农民。有人举报说他是吴满有，胡宗南闻讯立即召见，吴还是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谈完话胡宗南对部属说：“他就是吴满有！因为他一坐到沙发上，就架起了腿，态度自若，相当镇静。这功夫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态度。”消息传开，轰动一时。胡宗南把吴满有送到南京，为了宣传需要，国民党当局逼迫吴满有发表广播讲话。西安解放后，吴满有回到家乡，组织上把他定为“叛徒”，剥夺了一切荣誉称号。从此以后，这位延安大生产的明星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解放后一直默默无闻，在痛苦中了其余生。毛泽东当年与吴满有亲切交往的文章，再也看不到了。这次重新发表当年的采访记，对回顾毛泽东早期的经历，是有史料价值的。
《人民歌颂毛泽东》记录了当时陕北流行的歌颂毛泽东的几首民歌小调。这些来自民间歌手创作的曲子，后来变成了红色经典歌曲。特别是《东方红》，几十年来作为毛泽东的音乐艺术形象，是中国亿万人民最熟悉的歌曲。其他如《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也都广为传唱，经久不衰。但是这些歌曲的原始歌词，却鲜为人知了。我们再次把它们发掘出来，让读者比较一下。原始歌词虽然粗糙一些，土气一些，却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和本色。从草根到经典，这个演变过程与毛泽东的传记一样，早期的作品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如心等理论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秋来到延安，对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区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采访。直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她才听从毛泽东的劝告，离开解放区回到美国。在延安期间，她曾与毛泽东多次谈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她整理发表的。她在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正在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斯特朗敏锐地抓住这个主题，采访了刘少奇和陆定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他们的介绍，使斯特朗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她把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并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写成了《毛泽东的思想》这本小册子。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斯特朗是第一人。她的介绍是客观准确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1947年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后，影响很大。这次采访之后，斯特朗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热爱新中国，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