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与胡宗南周旋。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华北部队的作战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被迫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解放军已经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东北、华东等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没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当时各战区部队歼灭国民党军十几个师，俘虏国民党将官106人；华北战区只俘虏一个，还是团长。毛泽东在1947年1月批评华北战区负责人：“过去六个月自卫战争，你们已有不少胜利，但比陈（毅）粟（裕）集团、刘（伯承）邓（小平）集团、陈赓纵队（只有四个旅）的胜利是落后的。现在正是你们赶上去的有利时机。”3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华北战区负责人：“你们作战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其他战区的配合。你们长时间没有打开局面，八个月来各解放区俘虏的106个国民党将级军官中，你区俘获得最少（据说只有1名），其中必有缘故。应虚心检讨，得出教训，以利作战。”[1]
朱德在华北战场
因此，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朱德到达华北部队后，听取干部汇报，并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严重问题。6月他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混乱。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为什么华北部队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抗战时期遗留的问题。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抗战时期是国共合作，八路军不能像红军时期那样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军饷，就只有靠生产经商。于是，晋察冀部队在太行山里开荒种地，办商店，搞多种经营。聂荣臻回忆：他领导的边区政府制定新经济政策，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的财产所有权，人民按政府规定缴纳赋税，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另立名目勒索或罚款。政府建立银行，发展农业，积极垦荒，扩大耕地面积，繁殖耕畜，凿井开渠。发展军事工业、矿业和手工业，鼓励开展各种生产互助合作，发展商业。
晋察冀边区地处陕甘宁和华北敌占区之间，八路军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地下内线关系等条件，展开工作。八路军的地下关系网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利用一些商人为根据地提供必需品。一部分商人是同情抗日的，有些商人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但他们总想赚钱吧，也愿意同八路军做买卖。尽管日伪对边区封锁，但是，八路军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各种必需品。特别是在天津的路子更广一些，搞到的各种物资尤其是医疗器械和药品比较多。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
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搞生产经营和商业贸易，使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但是到了解放战争，部队要打仗了，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你想，一个团的编制，后方搞经商的人和前方作战的人数差不多。一个团长还要想着后方的生意怎么办，缴获的财物也不交公，都运往自己单位的后方，这样的部队能集中精力打仗吗？这种前后方不分、建制混乱的现象不解决，不但打不了仗，而且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涣散部队的战斗力。
朱德与刘少奇商量，决定采取坚决手段，割掉后方的大尾巴，让部队轻装作战。他指示华北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专门管理。这要涉及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朱德向中央表示：“改组虽一定会有很多阻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6月3日，毛泽东致电同意朱德的报告，指示华北部队认真整顿。在刘少奇的配合下，华北部队清理了经商机构，后方人员由新建的军区后勤部统一管理。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任后勤部长，黄敬任政委。后勤部统一领导军区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
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了，机关后方精简了，野战部队摆脱了沉重负担，部队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滋生腐败的根源。干部们都能集中精力作战了。当年10月，华北部队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3军，俘虏军长罗历戎，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朱德非常高兴，赋诗一首，表示祝贺。
[1]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