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浩然之气章，前人亦多不得其解，兹随文释之，先录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曰：“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浩然之气是孟子所特用底一个名词。但其确切底意义，孟子却又说是难言。后人对这个名词底解释，亦多未妥。如董仲舒说：“阳者，天之宽也。阴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皆贵气而迎养之。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赵岐《孟子注》说：浩然之气是“浩然之大气”。焦循《孟子正义》据《后汉书·傅燮传》李贤注引赵注，以为大气应作天气。颜师古《汉书叙传上》注，说：“浩然纯一之气也。”朱子《孟子集注》说：浩然之气，是“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又引程子说“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气，乃吾气也。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一为私意所蔽，则欿然而馁，知其小也”。朱子又解释程子此言云：“天地之气，无处不到，无处不透。是他气刚，虽金石也透过去，人便是禀得这个气，无欠阙，所以程子曰云云。”（《语类》卷五十二）这些讲法，都以所谓浩然之气，是天地间所本有者。似乎都不妥当。第一，浩然之气，既是天地间所本有者，又何必待人“养”之？照程朱的说法，养不过是去私意之蔽。人本禀有天地正气，但为私意所蔽，故须“养”以恢复其本来面目。但孟子明说：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并不是“集义”所恢复者。程朱所说，显然与孟子的意思不合。朱子固曾亦说：“某敢说人生时无浩然之气，只是有那气质昏浊颓塌之气。这浩然之气，方是养恁地，”但又说：“本是浩然，被人自少时坏了。今当集义方能生。”（《语类》卷五十二）此亦注重讲“生”字，但总以为人生来本得有天地的一种“气”。第二，如照这些讲法，所谓浩然之气之“气”，与本章上文所说孟施舍“守气”之“气”，以及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气”，须有不同底解释，因这两个“气”字，不能解释为“天地正气”，“和气”等。此虽亦未尝不可，但如另有一讲法，能使此一章中诸气字，都有相同底解释，则自较妥善。此另一讲法，即我们于下文所提出者。
此另一讲法，亦不能说是完全新底。上所引《朱子语类》一条的下文是：“又曰：浩然之气，只是气大敢做。而今一样人，畏避退缩，事事不敢做，只是气小。有一样人，未必识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气大。如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便是这样气。人须有盖世之气方得。”又曰：“如古人临之以死生祸福之变，敢去骂贼，敢去殉国，是他养得这气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识得道理，故能如此。”（《语类》卷五十二）朱子又说：“养气一章在不动心，不动心在勇，勇在气。”（同上）朱子此所说，似亦有我们此所谓另一讲法之意。不过气字的确切意义，他总未点破。《集注》更泥于程子之言，以浩然之气，是天地间本有者，以致《孟子》此章大义，未能大明，而此章前后之义，亦不能完全讲通，因此我们所谓另一讲法，有提出的需要。
我们从孟子本章开头讲起。公孙丑问孟子：“不动心有道乎？”孟子曰：“有。”此下忽接论养勇。从北宫黝养勇，说到孟施舍养勇，又说到曾子的大勇。归结说：“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于本章气孚于此初见。此所谓气的意义，以前人也未讲清楚。照我们的讲法，此所谓气，是我们所谓“士气”之气，例如我们说：“前线士气极旺”，又如《左传》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都是说这种气。这种气可以说是“一股劲”。有这种气者，可以说是“憋一股劲”。这股劲在军队打仗，或个人打架中最可看见。所以孟子举养勇为例。勇士养勇，是养这股气，这股劲。有了这股气，这股劲，则可以“躬冒矢石”，而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即不动心也。勇士们的不动心，全靠有这种气，这股劲。保持着这种气，这股劲，即所谓“守气”。北宫黝、孟施舍都是以守气得不动心。孟子说：“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朱子说：北宫黝“以必胜为主”，孟施舍“以无惧为主”，“黝务敌人，舍专守己”。所以孟施舍为守约。此话固然不错。但从另一点看，亦可见孟施舍高于北宫黝。因为“守气”于胜时易，于败时难。小说上描写胜兵，常用“无不以一当十”等语，描写败兵，常用“望风而逃”等语。胜兵败兵，事实上确是如此。孟施舍“视不胜犹胜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于不胜的情形下，仍能守气，不使之馁。以视北宫黝之竖眉横目，只可胜不可败者，自然是高一层，进一步了。不过此二人之不动心，从守气得来，则是一样。
孟子此下又说到曾子的大勇。《左传》说：“师直为壮，曲为老。”壮者，其气壮也。老者，其气衰也。我们亦常说：“理直气壮。”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注意在气壮。曾子等养勇，则注意在理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是“理直气壮”的态度。理直则气不期壮而且壮，所以与孟施舍比较起来，曾子更为守约。曾子以此方法养勇而得不动心。其得不动心的方法，可以说是“守义”。
孟子此下又说到告子的不动心。孟子说：“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朱子《集注》以为“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十六字为告子的话。其余皆孟子之言，而“持其志，无暴其气”，且为孟子得不动心的方法，然持其志无暴其气上，有“故曰”二字，此曰是谁曰呢？孟子本章下文说：“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当然是孟子自引其以前所说底话。但此只曰：“故曰”，而未曰：“我故曰”，则此“故曰”或是承上文“告子曰”而来，如此则“持其志无暴其气”，似亦是孟子引告子的话。单就文法上看，这不过是一假设。但再就文义上看，有两点可与此假设以证实。
第一，如“持其志无暴其气”为孟子，得不动心的方法，则不但与下文所说“配义与道”的方法重复，且此二方法亦大不相合告子得不动心的方法为强制其心，使之不动。朱子《集注》说：告子的不动心，是“冥然无觉，悍然不顾”，是矣。然若专就“不得于言”等十六字说，似尚不能见其强制之迹。如“持其志无暴其气”，为告子的话，则告子得不动心的方法，为“持志”。持字，将把持强制之意，尽行表出。朱子《语录》云：问：伊川论持其志，曰：“只这个也是私。然学者不恁地不得。”先生曰：“此亦似涉于人为。”然程子之意，恐人走作，故又救之曰：“学者不恁地不得。”（《语类》卷五十二）“持志”是一种把持强制的工夫。所以是“自私”，是“涉于人为”。说孟子以这种工夫，得不动心，朱子伊川似亦觉有未安，但因滞于文义，故又只得说：“学者不恁地不得。”
第二，《孟子》原文此段下，是公孙丑问：“敢问夫子恶乎长？”此一问亦可证明：上文所谓“持志”，是告子的话。如照《集注》，则孟子已将全副本领说完，公孙丑又何必再问？惟上文所说，都是别人的得不动心的方法，所以公孙丑有此问，而孟子亦答：“我知言，吾善养我浩然之气。”此下方是孟子自述所以不动心的正文。
由此诸方面看，我们可以断定，此段俱为孟子述告子得不动心的方法的话。“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持其志，无暴其气”，为孟子直引告子的话。“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为孟子于叙述告子的话时，所夹入批评之辞。“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及“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是孟子代告子解释之辞。此段述告子得不动心的方法，其方法为“持志”。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者，朱子说：“告子于言有所未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于心有所不安，则当强持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此解似得之。但如以“持志”为告子得不动心的方法，则“强持其心”四字，即更有着落。孟施舍、北宫黝以“守气”得不动心。是其不动心，得助于气也。告子则不求助于气，而但强制其心，使之不动。其强制的方法为“持志”。小说中常说：某人“把心一横，将生死置于度外”。“把心一横”即持志也。“将生死置于度外”，即不动心也。如兵在战场，其为“一股劲”所鼓舞，而志危险者，即如孟施舍等之“守气”也。其明知危险，而“把心一横，将生死置于度外”者，即如告子之“持志”也。孟子本不赞成孟施舍等之专以“守气”得不动心，故对告子之“勿求于气”，亦称之曰可。朱子说：“凡曰可者，亦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
康有为说：他的思想，于三十岁前，即已固定，以后不能进亦不求进。胡适之先生说：曾见一经济学家，自言不愿往苏联。因恐一去，则对于其自己的学说底信念，发生动摇。此即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之类。凡所谓顽固者流，对于新学说，新思想，深闭固拒，亦是此类。孟子以此为不可。盖孟子的不动心，乃自集义及知言得来，下文可见。知言即“诐辞知其所蔽”等。孟子以为，即使错误底言，亦须知其错在何处。若不能如此，而只“把心一横”，一切不理，固然是亦可以不动心。但其不动心，“殆亦冥然无觉，悍然不顾而已尔”。（朱子《集注》语）
孟子又替告子解释，何以不求助于气，而即能强制其心。因为照告子的说法，志是“气之帅”，气是“体之充”。所以说气是“体之充”者，大概因为如北宫黝等所守之气，可以鼓舞人的精神，使之勇往直前，好像把人的身体，充实起来。我们现在谓，与人以鼓励为与之“打气”。垂头丧气底人，我们谓之为“泄气”。大概亦是同样底比喻。志为气之帅，所以志之所至，气亦随之，即所谓“志至焉，气次焉”。所以告子主张“持志”。所以他说：“持其志，无暴其气。”赵岐注说：“暴，乱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正与“不得与心，勿求与气”，有相似底作用。
不过志既是气之帅，则只说“持志”即可，何必又说“无暴其气”呢？公孙丑又一追问。孟子又替告子解释说：“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例如一人本有杀敌报国的志，固可因此志而有所谓“敌忾同仇”的气。但如用军乐或演讲，动了人的“敌忾同仇”的气，亦可因此气而使之有杀敌报国的志。一个“一股劲”往前奔跑底人，其气甚盛甚锐。但他如忽然跌了一交，这不止挫了他的锐气，他的心亦要受点影响。此所谓“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或问：孟子原文此段上文是：“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上文既如此问，则此段的答，应亦是兼说二者。如以为此段是专说告子得不动心的方法，则与上文的问话不合。于此我们说：公孙丑如此问，孟子亦如此答。但因孟子于说告子的方法时，夹叙夹议，公孙丑亦插了一个小问题，以致打断了孟子的话头。所以下面公孙丑又提起原来问题的未经回答的部分：“敢问夫子恶乎长？”因上文已讲过告子的方法，故此专问孟子的方法。孟子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是孟子得不动心的方法。照我们的讲法，浩然之气之“气”，与孟施舍等“守气”之气在性质上，是相同底。其不同在其是“浩然”。浩然者，大也。其所以大者何在？孟施舍等所守之气，是关于人与人底关系者，而浩然之气，则是关于人与宇宙底关系者。有孟施舍等之气，则可以堂堂立于人间而无惧，有浩然之气，则可以堂堂立于宇宙间而无惧。浩然之气能使人堂堂立于宇宙间而无惧。所以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孟施舍等的气，尚须养以得之，其养勇即养气也。浩然之气，更须养以得之。怎么养法呢？孟子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道者，赵岐注说是“阴阳大道”。朱子《集注》说是：“天理之自然。”赵注因不对，朱注亦似未得其解。这个道即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道，亦即是义理。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宇宙，有正确底了解，此了解即是道；一方面是力行人在宇宙间应有底义务，此义务即是道德底义务，亦即是义。合此两方面，即是“配义与道”。常行义即是集义，集义既久，则浩然之气，自然而然生出。一点勉强不得。此所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朱子说：“袭如用兵之袭，有袭夺之意。”（《语类》卷五十二）此句正是孟子说明其自己与告子底不同。告子以“持其志，无暴其气”得不动心，正是“义袭而取”。所以下文即说：“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告子是从外面拿一个义来，强制其心，而孟子则以行义为心的自然底发展，行义既久，浩然之气，即自然由中而出。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者，理直则气壮，理曲则气馁。浩然之气，亦复如是。上文说；曾子得不动心的方法是“守义”。孟子的“集义”，与曾子的守义，有相同处。朱子集注，谓，孟子之不动心，原出曾子，是矣。然曾子与孟子，仍有不同。盖曾子的“守义”，是就一件一件底事说。而孟子的“集义”，则是就一种心理状态说。就一件一件底事说，遇事自反，不直则屈于“褐宽博”，直则“虽千万人吾往”。此所谓“守义”也。就一种心理状态说，此状态是集许多道德底行为而自然生出者。此所谓“集义”也。又曾子由守义而得底大勇，虽大，而仍是关于人与人底关系者。孟子由集义而得底浩然之气，则是关系人与宇宙底关系者。由此方面说，孟子的集义，虽原出于曾子，而其成就则比曾子又高一层，又进一步。因此孟子的不动心，与曾子又不同了。如照《集注》以“持志”为孟子得不动心的方法，则其不动心，即不见得与曾子有何显著底不同。
养气的工夫，要在“勿忘勿助”。此点宋明道学家言之甚多，大要得之，兹不再论。
《孟子》下文公孙丑又问：“何谓知言？”照我们的讲法，知言即明道的另一方面。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何以能知？即因其对于义理已有完全底知识也。亦可说：对于诐辞，如知其所蔽；对于淫辞，如知其所陷；对于邪辞，如知其所离；对于遁辞，如知其所穷；则对于义理，更有完全底知识。
孔子曰：“智者不惑，惑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不忧、不惧，即是不动心也。我们常说：疑惧，忧惧，疑即是惑。此三者本是相联带底。不过孔子此言，亦或只就人在人间底不惑、不忧、不惧说。人在社会间能不动心，固亦非易，然尚不是由浩然之气所得之不动心也。浩然之气，就其是气说，使人不惧。知言使人不惑。浩然之气，是配义与道所生者，故有浩然之气者，不惧亦不惑。不惧不惑，尚何忧之有？此不惑、不惧、不忧，又不是只限于在社会间者，此有浩然之气者，所以能“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也。
《中庸》说：“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此所谓知，即明道也。又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有浩然之气者，堂堂立于宇宙间，虽只是有限底七尺之躯，而在此境界中，已超过有限，而进于无限矣。
到此地位者，在社会间自然“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自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即是不动心也。其不淫、不移、不屈，又不是强制其心，而使之如此。若果如此，则其地位只是告子的地位。若有此等行为者，以为应该如此，所以如此，则其地位，只是曾子的地位。有浩然之气者，自然不以富贵为富贵，贫贱为贫贱，威武为威武。所以其不淫、不移、不屈，是莫之为而为底。朱子说：“浩然之气，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说浩然，便有个广大刚果意思，如长江大河，浩浩而来也。富贵、贫贱、威武，不能移屈之类，皆低，不可以语此。”（《语类》卷五十二）朱子此言，正是我们以上所说底意思。到此地位者，真可以说是一个“顶天立地”底“大”人，“大丈夫”。所谓“顶天立地”，正是“塞于天地之间”及“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