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童年喜欢笑。一逗就笑，牛奶溅到脸上会笑，筷子掉到地上会笑，被大人举起来采桂花会笑。父亲把自行车停靠在路边，将两岁的我放在后座的儿童椅上，自己去超市买东西，我就对着川流不息的行人笑，笑个不停。
这些都是母亲说的，我不记得。父亲离开家的时候，我三岁。小学时查过词典，问过老师，“离婚”是什么含义，老师避而不答。
五年级的午睡时间，我睡不着，眯缝着眼看到前排的胖子偷偷跑到教台，藏起黑板擦。数学老师上课找不着，厉声问，是谁搞丢了。
我嘿嘿傻笑，数学老师揪住我的耳朵说：“是不是你？你笑什么，你笑就是你藏的。”
我倔强地站在那儿，因为耳朵被高高揪起，脑袋只能斜着。可是同学们都在看，我忍住疼痛，若无其事地说：“不是我，我知道是谁。”
数学老师没有撒手，说：“谁？”
耳朵裂开般地疼，我感觉她再用力一些，我就无法保持笑容，大概还会哭出来。我说：“我不能打小报告。”
数学老师愤怒地说：“你给我站着，这堂课你给我站着上。大家看，就是这种人，谁也不准跟他玩，对这种人只有一种办法，大便也要离他三尺远。”
同学们哄堂大笑，我看见胖子笑得特别开心。
放学路上，我刚走出校门，被人一推，摔进花坛，枝叶划破了脸。胖子从我原本站立的地方跳开，挤进一群同学中，他们一块指着我大喊：“大便也要离他三尺远！”
不能表现得狼狈，可是我吐出的口水都带着血沫，在他们更加大声的哄笑中，我甚至闻到了臭味，因为袖管上蹭着了一坨狗屎。
我想冲他们笑一笑，失败了。小孩子奋力掩盖自己的狼狈，失败了。我一路哭着回家，右胳膊平举，袖管沾着狗屎。
那天的哭声，一直残留到大学的梦境。
他们以为我喜欢笑，其实我只是掩盖自己的狼狈。我明白了一件事，我从来不敢面对那些漆黑的目光。
努力地笑，想表现得不在乎，不是勇敢和无畏，而是胆怯和卑微。
因为我在乎。
林艺不明白。当然，关于她，我不明白的更多。
毕业之后，我和林艺很快结婚。
在大学谈了三年，过程断断续续。我们就读的二本，她从外地学院专升本过来，在食堂认识。
当时我刷饭卡，余额不足，身后排着的就是林艺。我回头望她一眼，其实只是心慌，想找找熟人，但她贴太近，四目相对。
这是我见她的第一面，长长的睫毛，额头一抹雪白，天蓝色的围巾遮住下巴，白色羽绒服的领口有一点点墨水渍。
她是白色的，白得发光，两个酒窝像两片雪花，如果伸手弹一弹，黄昏就亮到天明。
她愣了下神，往后退一步，立刻招来排队同学的抱怨。我饿得厉害，正打算硬着头皮，跟大妈赊账，林艺轻声说：“我替你刷。”
林艺让大妈添了一勺土豆烧肉，一碗青菜笋尖。
我说：“不用这么多。”
林艺微笑：“这份我的。”
我们面对面坐着，林艺脸红了，说：“对不起，我也没什么钱，所以一块吃吧。”
没有比这更局促的午饭，两人用一个餐盘，每一口都小心翼翼，生怕占用了对方的配额。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记得那些附在她身上的细节。领口的墨水渍，嘴角沾到的米粒，小手指的戒指印痕，低头时睫毛会轻轻地动，阳光伏在她身上时，仿佛琴弦闪耀的细芒。
从那天起，我陪她晚自习。
冬天，南京迎来一场大雪，阶梯教室灯火通明，雪花和风一起顺着窗户玻璃滑行。她坐我旁边，停下手中的笔，翻了翻手机，对我说：“能帮我买一盒牛奶吗？”
我走到超市，买完牛奶想热一下，结果微波炉坏了。
站在走廊，扶栏外有一棵不知名的树。路灯斜斜打亮了一半，暗黄的枝干，洁白的雪花，深邃的夜色，像虚无中盛开的一场葬礼。
我把牛奶焐在怀里，焐了一刻钟，牛奶应该温热了。
走回阶梯教室，原本的座位已经没人。微信不回，电话打不通，我继续焐着牛奶，等到铃声响起，同学们收拾东西陆续离开，也没有任何消息。
教室的灯依然亮着，我打到她的宿舍，室友兔子接的电话。
兔子说：“你别找她了，找不到的。”
我说：“怎么可能找不到，我会一直找。”
兔子说：“她刚收拾东西，搬到校外去住了。”
我说：“那我也去找她。”
兔子说：“她不是自己一个人。”
我说：“为什么？”
兔子说：“唉，算了，告诉你吧。她以前读的学校有男朋友，现在她男朋友也专升本，考到咱们学校来了。”
我说：“为什么？”
兔子沉默一会儿，说：“昨天她站在阳台，站了很久。我给她拿外套过去，才发现她一直哭。所以你也别逼她，你不是她的未来。”
我不是她的未来，那个两个人一起用的餐盘，小心翼翼的午饭，只是冬天偶然的馈赠。
站在大雪纷飞的校园，我喝掉了那盒牛奶，像喝掉了自己的体温。
半年后，我的生日。因为从小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便不通知朋友，入夜独自找了家面馆坐下来。
老板端给我热气腾腾的面条，我刚拿起筷子，旁边传来女孩的招呼声：“老板，这里加个鸡蛋。”
我几乎怀疑是幻听，慢慢扭过头。林艺说：“对不起，我也没钱，只能给你加个鸡蛋。”
我慌忙低头，眼泪不受控制地坠落。林艺说：“谢谢你没有找我，所以我找到你了。”
我脑海一片空白，正如这半年生活也是一片空白，双手颤抖，想问，你回来了吗，你还要走吗？
这些问题，一个都没问出口。
其实她消失的那段时间，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想，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会为他夹菜吗？两人会有说不完的话吗？她对我说过的，也会跟他说吗？
林艺坐到我身边，轻声说：“生日快乐啊，宋一鲤。”
毕业前，宿舍空空荡荡，人去楼空，原本堆满杂物的房间只留下静默的阳光。我找过几次工作，母亲说不如回家做饭馆生意，至少收入有保障。
这些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甚至是我心中试图摆脱的底色。没有去过四海，穿过四季，谁也不想困在出生就挣扎的原地。
一家廉价宾馆，林艺抱着腿坐在窗台上，破损的窗帘随风摆动，郊区的夜毫无起伏，远处几点灯仿佛凝固在无限的黑洞里。
她的背影单薄又脆弱，玻璃倒影中我看不清面容。她说：“真难啊，再试试。”
我说：“一定行的，大家都一样。”
她说：“如果我没有能力在南京待下去，你会不会养我？”
我说：“会。”
她说：“从小我就发誓，长大绝对不过穷日子。你知道我家里条件多差吗？你知道我除了上大学就没有办法走出来吗？你知道对我来说，专升本有多难吗？”
我突然想起来，林艺每日雷打不动的晚自习，写满备注的笔记，以及我们唯一一次逛街，她买的唯一一件碎花长裙。
她说：“我千辛万苦走到这里，最后就去了你家饭馆，你做厨师，我当服务员吗？”
我说：“不会的。”
她回过头，脸上全是眼泪。
她说：“宋一鲤，那我们结婚吧。”
结婚一年，林艺离开那天，行李堆在饭馆门口，出租车开到路边，她不要我帮忙，把箱子放进后备厢。
后半夜的燕子巷悄无声息，饭馆灯牌没关。林艺靠近车门，冲我笑了笑，说：“你备菜吧，别耽误明天生意。”
柜台边的木架上吊着一根棉线，十几个夹子夹着我们的合影，从我的视角望去，林艺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变成了最后一张照片，和结婚照相邻。
林艺离开燕子巷以后，我的生活越来越无望和松散。日常必须要完成的事，只剩母亲的衣食起居。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联系中介卖了饭馆，拿到的钱至少可以安顿母亲。
而林艺每月发来的消息，无一例外都是相同的话，催促我办离婚手续。
那些消息我没有删除，也没有答复。这是我和世界最后的纽带，答应她，如同踢翻了上吊者脚下的凳子，无法反悔，永远安眠。
车祸是为了让她来看我一眼，仅此一眼。
林艺走出病房，我一点一点萎缩。
没多久她发来消息：“三天后我再来，我们去趟民政局，把婚离了。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继续不同意也无所谓，诉讼解决吧。”
我在病床上躺了很久，想不出如何回复。
林艺又发来消息：“我房子装修好了，有自己的生活。”
我在医院待了三天。白天蜷缩在被窝，仔细翻手机，检查备忘录里哪些事还没有完成，聊天记录和相册哪些需要删除。
晚上买点啤酒，上楼顶，一个人喝到可以睡着。夜风吹拂，城南的灯覆盖街头巷尾，人们深藏进各自的领地。
如果我死了，应该没有追悼会。遥远的小镇，我经历过父亲的葬礼。按照农村的习俗，从守灵抬棺到诵经，雨水中摆了三天的白席。许多未曾谋面的亲戚和乡亲，人头拥挤在临时搭建的布棚，我那时候七岁，不理解他们脸上的表情。母亲住在小镇车站的旅馆，没有参加葬礼，早上带我到雨棚门口，晚上再接我回旅馆。
长大后我问母亲：“你恨不恨他？”
母亲说：“恨。”
我也恨，但对父亲的记忆太模糊，脑海里甚至勾勒不出他的面容。这种对陌生人的恨，痛彻心扉，直到母亲脑梗抢救，出院后口齿不清，我清晰地感觉到身体里汹涌的恨意，胸腔日夜战栗，仿佛无处泄洪的堤坝。
我兜里搁着一瓶安眠药。三天后林艺再来，听到我的死讯，她会难过吧。最好有一点内疚。让她抱着一点内疚度过余生，也算我开的最后一个玩笑。
在医院死去，太平间都是现成的，没有身后事，省得给无辜的人添麻烦。
疗养院的母亲偶尔意识清醒一下，会想起我。她的口袋里有一张我和林艺的结婚照，背后写了一行字，告诉她儿子去结婚了。
我还买了烤肠，委托护士带给那个贪吃的小女孩，这应该是我欠个这世界的最后一件事。
第三天深夜，我走到马路对面的便利店，拎着面包和啤酒走回医院。南京的小雨一直没停，住院部灯火通明，我挑了张草坪角落的长椅，擦都没擦，坐着发呆。
路灯照亮细微的雨丝，我的影子融进大树，一切沉寂，仿佛宇宙初生，生长和消亡不为人知。
面包、啤酒和安眠药依次摆开，这是我今夜的安排。不记得喝到第几罐啤酒，发亮的雨丝在眼帘旋转，如同无数闪烁的耳环，天地之中舞动不休。
下辈子快乐的事可能多一些。
我试图笑一笑，眼泪却哗啦啦掉。
当我第一次对活着失去耐心时，就想到母亲。想到她曾在人间年轻健康，过普通人的生活，而日出日落之间劳作都是为了我。
她操劳一生的饭馆，我卖了，连同那栋祖辈留给她的小楼，六十万，全部缴纳疗养院的费用。父亲走了之后，我和母亲的生活开销，全部依靠小饭馆的经营。我分辨不出自己对饭馆的感情，母亲用它养大了我，而我厌恶自己只能困在那里。
长椅冰凉，雨水浸透的衣裤渐渐沉重，平躺的我意识即将退散，想起一个人。
大学时代，从没想过接手饭馆。同宿舍的吴栖，因为脸太方，人称方块七，一直坚信我未来可期。
他踩三轮车到批发市场，搞了一堆小商品在食堂门口摆地摊，风雨无阻，每日叫卖四小时。他把挣来的钱分成两份，一份寄回家，一份放在抽屉里，告诉我抽屉里的钱随便拿。
我没有拿过，直到谈恋爱，第一次约会，硬着头皮问方块七借钱。方块七打开抽屉，把所有的钱都塞进我口袋，说：“别去肯德基，找家西餐厅行不行，我也不知道要花多少，你先全拿着。”
方块七说：“别想着还了，将来你们要是结婚，就当我的份子钱。”
方块七是大三退学的。批发市场里发生群殴，他护着自己的货，挨了十几棍，严重脑震荡，都查不出来谁下的手。
毕业后我攒了点钱，坐长途车去泰州，方块七的老家。两年没见，我做梦也想不到，方块七基本没有自理能力了，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年迈的父母照顾。当时我坐在床边，方块七瞪着眼睛，眼珠调整方向，咧着嘴口水淌个不停，喉咙卡出一声声的嗬嗬嗬。
他父亲手忙脚乱给垫上枕头，对我说：“他看到你了，他认识你，他认识你的。”
方块七靠着枕头，身体松软，胳膊摆在两侧，只有手指像敲键盘一样抖动，脑袋转不过去，就眼珠斜望我，眼泪一颗一颗滚下来。
他父亲说：“他想跟你讲话，讲不出来，急。”
我抓着方块七的手，说：“那你听我讲，我讲，你听。”
絮絮叨叨半个多小时，方块七的父亲都打起了瞌睡。
我替方块七掖好被子，站起来说：“我走了。”
沉默一会儿，说：“我过得不好，做做家里的那个小饭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吧。”
平静许久的方块七突然脖子暴起了青筋，嘴巴张大，头往前一下一下地倾，用尽全身力气，向前倾一下，便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叫。
我被吓到了，跌跌撞撞冲出房门，蹲在院子里失声痛哭。
我知道，方块七不接受自己的生活，也不接受我的生活。
我们两人曾经是上下铺，深更半夜聊天。方块七说：“你将来肯定能干成大事。”我问：“什么大事？”方块七说：“你看我摆地摊这么拼，也算人才，将来你干大事，一定要记得带上我。”
我说：“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方块七用脚顶了顶床板，说：“宋一鲤，你相信我，只要活着，你什么事都能干成。”
回程车上，我昏昏欲睡，耳边回响着方块七痛苦的嘶喊。像一个哑巴被擀面杖压住胸腔，把人当饺子皮一样擀，才能挤出那么凄惨撕裂的声音。
恍恍惚惚，方块七的哭声，母亲的哭声，混合着自己的哭声，在小雨中此起彼伏。我摸到长椅上的药瓶，整瓶倒进了嘴里。
世界是有尽头的，在南方洋流的末端，
冰山漂浮，云和水一起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