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顿沉默着，倒不是她不知道此刻说什么好，而是应该沉默。除了沉默，任何回应都是愚蠢并事与愿违。
大芳其实并不关心贺顿的反应，她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就不在乎了。最艰难的是第一步，剩下的就是继续下去。
没想到吧？我的亲妈是一个小老婆，我从小就因为亲妈的关系，受够了歧视和白眼。你还记得红楼梦里的探春吧，多么有能耐的一个女子，可就因为是小老婆生的，命运就没法和正出的比。我爸爸是做大买卖的，有很多钱。如果没有那么多钱，他也养不起那么多老婆。爸有七个老婆，亲妈是最小的一个。我亲妈原来是唱戏的，因为我爸爸看了她演的戏，惊叹她的美貌，就把她娶回家。我爸爸对美貌有一种对古董般的热爱，喜欢收藏，喜欢把玩。只可惜古董是越来越值钱，女人随着容颜老去美貌不再，就越来越不值钱。做小老婆的人，还有一条翻身的途径，就是生个儿子继承香火，虽然不像皇帝的嫔妃那样母以子贵，却也是让自己扬眉吐气的好法子之一。可惜我妈的肚子不争气，只生了我一个女儿就再无动静。我从小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能和人家比。我就奇怪，我又不缺胳膊短腿，我为什么就不能比？亲妈就说，你是我生的！我说你怎么啦？亲妈就说我不如人。我说你哪点不如人了？亲妈说，我是做小的人。
“做小成了耻辱的印记。从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印记就扣在我亲妈的额头了，我出生以后，又遗传到我的额头。你一定奇怪，为什么我说到生我养我的母亲的时候，我不能叫她妈妈，只能特别说明是我亲妈。因为从我一出生，就不让亲妈喂养，我只能管大老婆叫妈妈，管自己的生身母亲叫小妈。大老婆说，一个演私奔的戏子，只能把孩子养成敲锣打鼓的杂役，对不起商贾之家和书香门第。我看过心理学的书，说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就是阶级。在大家庭里，老婆们是一个系列，就像高高的台阶。大老婆在台阶最上面，下面是做小的人们。其实，我妈并不是最后一任小老婆，在她之后，我父亲又娶了三个老婆，凑成了十个。本来他还想再娶两个，干脆成为一打，不想解放了，他的梦想成了水泡。家里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我亲妈是最没本事的一个。”
说到这里，大芳忽然话锋一转，问贺顿：“你知道吗？心理学里做过一个试验，一个著名的关于阶级的试验。”
“不。我不知道。”贺顿说。
“我告诉你。科学家们养了一群鸡，管吃管喝，让鸡群自由发展。结果鸡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排出了座次。假设有十只鸡，它们就分出了谁是头鸡，谁是第二只鸡，谁是第三只鸡……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后一只鸡。这样的顺序就决定了吃食的位置，鸡食盆子端来之后，整个鸡群是不可以乱动的，只有头鸡吃过之后，第二只鸡才能动嘴，然后是第三只鸡……一直到最后一只鸡。鸡群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鸡长大了，它的座次就上升了。有的鸡有病了，它的座次就下降了。所以，整个鸡群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危机之中……你明白吗？”
说到这里，大芳注意地看着贺顿，等着回答。大芳读了很多有关心理学的经典著作，但贺顿没看过这个实验，便老老实实地承认：“只明白一点。”
大芳接着说：“我的亲生母亲，也就是我的小妈，就是这最后一只鸡。鸡群每日都要重新排序，方法就是头鸡依次把下面的九只鸡的羽毛都啄一下，第二只鸡就把后面的八只鸡都啄一下……以此类推，到了第九只鸡，就只有一只鸡可啄了，这就是第十只鸡。这里面的深意，你明白吗？”也许是畅所欲言的关系，虽然述说的是惨痛的往事，但大芳反倒比较有条理了，不像以往只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贺顿如今成了完全的听众，回答：“不太明白。”
大芳叹了一口气说：“我刚开始也是不大明白，再把这个实验看下去，才明白了。你猜，对鸡群排序来说，哪只鸡最残忍？”
贺顿变成了一个被老师提问的小学生，她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是头鸡。”那道理很简单，一个人或是一只鸡，要维持在团体中的领导位置，想必是要殚精竭虑地展示实力一览众山小，才能服众。
大芳说：“我原来也是这样以为的，甚至科学家们也是这样预计的，实际情况是——最残忍的是第九只鸡对第十只鸡的迫害。它每天都要拼命地凌辱第十只鸡，不让它吃不让它喝，让它衰弱和瘦损，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至于沦落到最不堪的地步，才能保持残存的优势……现在，你明白了吧？”大芳期待地看着贺顿。
贺顿被这个可怕的实验所震撼，她说：“我在想，人和鸡一样吗？”
大芳说：“一样！完全一样！如果一定要找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人更狡猾，更阴险。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更普遍。你知道吗？我亲妈就是那第十只鸡！所有的人都可以欺负她，都可以践踏她，她向所有的人赔着笑脸，趴在整个家族的最底层……”说到这里，大芳泪水涟涟。
贺顿无声地递过柔软纸巾，大芳使用纸巾的方法很特别，不是像别人那样在面颊上擦拭，而是把纸巾如同毛巾一样铺在脸上，顷刻间，半张纸巾就被洇透了……
贺顿索性把整盒纸巾推到大芳手边。
大芳的声音从一叠纸巾下发出，后来，解放军的炮声都能听到了，我爸爸带着他最喜欢的第二个老婆和所有的金条，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到海外去了。剩下的老婆树倒猢狲散，瓜分了家中所剩的值钱东西，各奔前程。直到这个时候，亲妈还守着空空的院落打扫房间买菜做饭，像个奴仆一样地过日子。大妈走过来说，怎么还不走啊？小妈说，这就是我的家，我往哪里走？大妈说，你得走。你不走我可怎么办？小妈非常吃惊，她不知道这个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妈，为什么对自己这样和颜悦色？大妈说，你得嫁人。小妈说，我是嫁了人的。大妈说，嫁了谁啊？小妈说，就是和您同一个男人。大妈说，人呢？小妈就不吭声了。大妈说，我和你一样，现在都是没有男人的人了。咱们俩不同的是，你还年轻，还可以再嫁，我就没人要了。小妈不知如何回答大妈，大妈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这么多话。她要感谢解放军的大炮，让她能够抬起头来讲话。大妈接着说，我看了共产党的纲领，知道他们并不是共产共妻，也不伤穷苦人，所以，你必须嫁人。如果你不嫁，不会有什么好运气的，要被打倒。小妈很拗，说，我原来就是倒着的，今后也不怕吃苦。大妈说，你不怕苦，我是知道的。所以这么多的小老婆，我找了你来说心里话。就算你不怕吃苦，你怕不怕大芳吃苦呢？大芳跟着我这几年，我还是喜欢她的……大妈这些话说到小妈的心坎里了，小妈说，您说怎么办呢？大妈说，你赶快找个穷苦的老实人嫁了，然后就说我是你的大姐，一直跟着你过活。钱的事你不用愁，我早积攒了一点私房钱，防着那老东西，虽说不多，咱们娘几个过日子也还够……快去，事不宜迟。
一切都按着大妈的安排进行。只有一条——小妈带着大妈改嫁，没能把大妈说成是姐姐，大妈实在太老了，小妈就说大妈是自己的亲妈。小妈姿色尚存，人又勤勉，很快就带着大妈嫁到了千里之外的农村，从此过上了平静的日子。我的继父是个根红苗壮的老实农民，一场又一场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都没有淋湿我们的日子。小妈一辈子服侍着大妈，像侍奉亲生母亲般尽职尽责。我那时已经懂事，大妈并没有像许诺的那样，把细软拿出来一起享用，而是自己吃香的喝辣的，用人参和好茶偷偷滋补自己。我问小妈，为什么她和我们不一样？小妈堵着我的嘴说，谁让她是大呢！大妈那时已经年老体衰了，但她依然是整个家庭的太上皇。
唯一让我感到扬眉吐气的是，如今我可以大大方方地管小妈叫妈了。但是小妈不让我这样叫，她说，你还是管我叫小妈吧，你是比我有身份的人。
我们都以为大妈岁数那么大了，一定会死在小妈之前，那样，我们也能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不想因为操劳过度，倒是小妈先病倒了。她带着病，还是每天给大妈洗脸洗脚烧水做饭，直到奄奄一息。
小妈临死的时候，对我说，我死了以后，你要接着服侍大妈。我说，为什么？小妈说，因为你是她的孩子啊。我说，我不是她的孩子，我是你的孩子。小妈说，傻孩子，她大我小，你哪能做小老婆的孩子呢！听小妈的话，以后会有好处的。直到咽气，她都不让我叫她一声妈妈，只让我叫她小妈。那天晚上，她挣扎着让我扶着她给大妈最后一次问安。大妈厌恶地说，快回去躺着吧，也不看看自己都什么样了，还跑出来吓人，让人做噩梦。小妈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说要给大妈捶捶背，大妈一撇嘴说，看你那个手，还能叫手吗？叫爪子都是夸奖了。赶紧走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小妈剩下要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等死。我扶着小妈回到土炕上，继父外出给人干活儿还没回来。小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一定要做大……我拼命地点头。可小妈的话没说完，就闭上了眼睛。我至今也没想明白，小妈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我做大妈的好女儿还是另有深意？就像红楼梦里林黛玉临死的时候，说，宝玉，你好……好什么？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小妈的意思。”
“小妈死后，我的继父……”
大芳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贺顿立刻紧张得出汗，劈头打断了大芳的话：“你的继父他干什么了？”话刚一出口，她就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调整思绪，竭力平静。
大芳沉浸在叙述中，并没有发觉贺顿的慌张，她说：“继父回来很伤心，但也没有别的法子，在农村，死人是再平凡不过的事，对于穷人，更是家常便饭。继父对大妈说，你女儿是个好女子，可她死了，我没老婆了，你也就不是我丈母娘了，又指着我说，她也不是我女儿了。老婆我埋，也算夫妻一场。从此，我和你们再无干系。”
大芳说得悲惨，但贺顿反倒松了一口气，天下的继父并不都是坏人。在对大芳的治疗中，贺顿也收拾起了自己的心结。当然，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当中进行，大芳并无察觉。
“后来呢？”贺顿问。
“后来我就和大妈一起生活，当着人，我叫她姥姥，人背后，我叫她大妈。这不是为了她，是为了我的生母。我一直侍奉大妈到死，这也不是为了大妈，同样是为了我的生母。再以后，我慢慢地长大，后来村里来了下乡知青，其中有个青年叫小松……再以后的事，你都知道了。”
大芳说到这里，久久地停顿。贺顿也停顿，太久太久，彼此都忘了话题将如何继续。
治疗已严重超时，贺顿对大芳的思绪“包扎”之后，赶快结束此次谈话。
大芳下一次来的时候，憔悴不堪。贺顿说：“上次之后，你有些什么感受？”
大芳说：“一半是轻松，一半是沉重。变成了阴阳人。”
贺顿说：“这就好。”
大芳不乐意，说：“哦哦，我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还说风凉话！”
贺顿说：“这就是变化，你要的不正是这东西？”
大芳想想说：“不管怎么样，把心里话倒出来，舒服了很多。”
贺顿问道：“关于你亲生母亲的故事，你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吗？”
大芳很肯定地说：“从来没有。”
贺顿说：“那我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对老松也没有讲过吗？”
大芳说：“这么丢人的事，我当然没有讲过。”
贺顿敏锐地抓住了“丢人”这个词，说：“你以你亲生母亲为耻吗？”
大芳不愿正面回答，就嘟囔着说：“难道小老婆光荣吗？”
贺顿说：“也许这就是要害。”
大芳说：“你不要瞎操心。我母亲已经过世几十年了，除了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我连她的模样都快想不起来了。”
贺顿说：“那最后一句话是……”她当然记得那句话，但她不能自动说出来，她要让大芳自动吐出，意义不同。
大芳说：“那句话是：你一定要做大……我答应了她，我拼命地点头，她看到了。”
贺顿说：“什么意思呢？”
大芳说：“是啊，这句话我想了几十年。以前我小，我想亲妈的意思一定是要我做大妈的好闺女。因为她始终幻想着大妈能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从此改变我的血统，让它高贵起来。”
如此推理，在逻辑上尚可成立。按照当时风雨飘零的氛围，这种解释最为顺理成章。此刻的贺顿并不善罢甘休，听到“以前我小”的时候，心中咯噔一下。小时候用这种解释，后来，小姑娘长大了，很可能就生出了新的解释。对，一定要抓住不放！
贺顿说：“那时你小，以后就不小了，再以后就进入中年，你对生母的这句临终遗言，也许有了更多的想法吧？”
短暂的等待之后，大芳说：“是的，我是有了新的解释。”
贺顿大喜，颜面上还保持沉稳安宁，问：“那是什么？”
大芳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我的故事你现在已经全都知道了，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我的经历。你说，这句话还可以做什么解释？”说完，盯着贺顿。
贺顿没想到大芳反戈一击，一时愣住。但是，她必须回答。这是大芳出的一道必答题，要验证心理师是否和自己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是否可以在最深刻的层面上走入最幽暗的内心角落？
贺顿在心中把那句话默念了一百遍。
“你一定要做大……”做大什么呢？做大家的好孩子？做大家族的接班人？做大时代的英雄？做大自然的好朋友……想到后来，贺顿也觉得越来越不靠谱了，百无聊赖之中，贺顿甚至想到了当下很时髦的一句口号——“一定要做大做强”。
当然了，几十年前一个垂死乡妇，不会说出上面这些话。但她拼着最后一口气，说的这半句话，分明有一个理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执拗地放射光芒。像一只断翅黄雀，盘旋在越来越稀薄的意识星空中，滴血哀鸣。由于这种至死不渝的坚持，让这句话具有了永恒的魔力，直到今天还禁锢着她唯一的女儿辗转不安。同时，也折磨着女儿的心理师。
贺顿真希望自己会招魂术，招来亡魂解开密码。
可惜亡灵已经远遁，千呼万唤不会来。只剩一个法子，自力更生。
大芳置身度外，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样子。是的，如果贺顿猜想的方向和她不一致，大芳真的要走了，永远。再不会反悔，再不会返回。如果你推心置腹披肝沥胆，都找不到人理解你，活着便没有任何留恋的价值。
贺顿虽不清楚大芳已准备孤注一掷，但也感到了危机。她得变成大芳肚里的蛔虫，更准确地说，她得变成几十年前死去的大芳之母肚里的蛔虫，把那句被咀嚼了千百次的话语咂摸出新滋味。
贺顿不敢慌张。慌张不单没有效用，反会弄巧成拙。事情总是有来龙去脉可寻，有前因后果可供分析。她把大芳的故事像过电影般捋了一遍，对大芳说：“我已经知道了。”
大芳不相信，说：“说说吧。”
贺顿说：“那句话没有说完，所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了。我所能说的只是你对这句话的解释。为这个解释，你搭上了自己的一生。”
大芳面无表情：“说吧。”
贺顿说：“你觉得那句话是——你一定要做大老婆！”
这一刻，大芳泪雨倾盆。
是的，大芳就是如此复原了这句话。她觉得生母最大的愿望，是期望自己唯一的女儿，能够成为大老婆，从此洗雪遭受的耻辱和困苦，还原体面与尊严。
可惜，女儿面临的世道已经大变。再也不可能有大小老婆这样反人道的丑陋习俗，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钱。假如你敢触犯天条，就要等待法律的严判。就算哪个男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只能金屋藏娇遮遮掩掩。于是可怜的大芳，处心积虑地想让自己的丈夫有外遇，并把这些女子都请到家中，让他们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蝇营狗苟。在这种畸态的关系中，完成着对一个苦命亲人最神圣的承诺和尊敬。
原来是这样！只能是这样！无意识是一个黑暗中的王国，可它却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主宰着我们，君临大地。